先秦文论

先秦文论

第一节概述

先秦是中国文学的开端。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指出:《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二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唯一的类型。在先秦文学史上，诞生可许多令人仰慕的第一: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第一个文化巨人孔子，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第一部编年体史纲《春秋》，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第一部语录体散文集《论语》，等等。

先秦也是中国文学批评的滥觞时期。比较而言，先秦文学理论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1，文学和文学批评尚未形成专门学科，文史哲合一，文学批评具有浓郁的学术文化色彩。诸子之学是文学批评的摇篮。先秦尚无专门的文学及文学理论，文艺思想往往和哲学，史学等杂糅在一起。

2，先秦文学批评以《三百篇》为圭臬，诸子百家皆主“诗言志”之说（应是“诗以言志”而不“诗言志”）。先秦文论广泛涉及到了包括天人关系、美善关系、文质关系、言意关系、诗乐关系等在内的文艺问题。

3，先秦文学批评处于草创时期，无理论批评专著问世，批评形式多为语录条目，片言只语，吉光片羽，散见于散见于经、史、子、集著述中。然

而，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进程中，先秦诸子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批评，却是中国文学批评的长河之源

先秦对“文学”概念的认识:

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作为物质手段而具有审美价值，能给人以美感的作品。但在古代，“文学”一语泛指学问，文教，文化修养等。先秦典籍中，如《论语·先进》:“德行:额渊，阂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员;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是说子游、子夏在熟悉，掌握古代文献典籍方面最有成绩。《荀子·大略》:“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学问不厌，好士不倦，是天府也。”“文学”亦指从事于学问，提高文化修养。

汉代依然如此。《史记·太史公自序》:“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据《史记索隐》引如淳曰。指历法，度量衡的制度，法式)，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文学”也包括了各方面的学问，制度等。而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各种学问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者，于是给人一种印象。即“文学”一语常常指儒学而言。如《史记·孝武本纪》:“上乡儒术，

招贤良，赵绍，王威等以文学为公卿。”又《儒林列传》;“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

总之，先秦两汉时代，“文学”一语与今日“文学”的含义不一样，它不但不是就审美而言，而且也不包含运用语言文辞进行写作的意思。当然，如果从学问的对象，所研习的典籍的角度说，今天看来是文学作品的典籍，如《诗经》，也是包括在内的。它也是子游，子夏所熟悉的典籍，是荀子所提倡的“学问”的对象，但仅仅是其中之一而已，而且并不被视为审美欣赏的对象，而是被当作“学问”的资料、教材看待的。

第二节《尚书·尧典》

《尚书·尧典》所提出的“诗言志”说，朱自清称之为文学批评的“开山的纲领”;《尧典》显露出重视文艺的教育功能的倾向;《尧典》并提到了原始艺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特征。

一、作家作品

《尚书》也称《书经》，是战国以前流传下来的关于上古历史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是我国最早的历史载籍之一，也是我国散文的一个源头。相传有百篇。西汉初存28篇。相传是由伏生口授，晁错用汉是通行的隶书书写的，是为《今文尚书》。《尧典》是其中之一。后来，鲁共王从孔氏旧宅壁中得《尚书》等数种书。用先秦篆文书写，《尚书》比伏生所献多16篇，是为《古文尚书》。东晋时，今古文尚书俱已不全。梅赜(zé)又献上一种本子，凡58篇，即今传世者，或称为《伪古文尚书》。现传《十三经注疏》即收此本，共有58篇正文及一篇孔安国的序，计59篇。我之所以对此作较详细的介绍，意思是我们今天所学的《尚书·尧典》是后人伪作，应是秦汉以后的作品。

二、内容分析

《尚书·尧典》记载了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学理论，概括起来，其主要文艺思想有三个方面:

（一）诗歌(文艺)的教育作用

舜要求夔用音乐来教化自己的子弟，使他们的品行和德操达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

这里对于乐的理解不应只局限于音乐，而是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艺术形式。当然，舜所指之乐，是正统之声，是王室之声，其内容必须符合礼教规范。乐与礼是联系在一起的，礼主外，而乐主内。礼是按照当时的等级制度制定的礼节仪式等规定，而乐则是人们从内心很自觉地服从礼的规定，控制好自己的思想与感情，心悦诚服地按照礼的规定来实行应有的行为举止。所以那时的乐不是简单的艺术，不只是美的享受，而是能起到治心的功效的。

（二）诗乐舞三位一体

《尧典》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早期口头文学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原始歌谣。这是诗歌的鼻祖，应该也是最早产生的文学样式。

在开始乃至其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它是与乐、舞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它的特点之一，也是与当时人的进化，文明程度紧密相关的。《尚书·尧典》及《吕氏春秋·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这是原始歌谣此一特点的文献佐证。

（三）“诗言志”

顾名思义，“诗言志”就是说诗歌是用来抒发作者的情志的。这概括了诗歌基本特点，对我国后世的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朱自清先生称之为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

“诗以言志”的观念，在先秦时代相当普遍。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曾记载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但这里的“诗”却不是指创作诗篇，而是指“诗三百”中现成的诗篇。襄公二十七年(前546)，郑伯享赵文子于垂陇、郑国子展等七子应赵文子之请，赋诗言志。所谓赋诗言志，是借“诗三百”中的篇章，表达自己的想法。如子大叔赋《野有蔓草》，即借该诗中“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之句表达自己与赵文子相见的愉快心情，《左传》记载这种史实很多。可知春秋时列国间公卿大夫在进行外交活动时，常常这样赋诗言志。赋诗者往往不管原诗的整体内容，只取其某一点的相同或类似，这叫做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齐国卢蒲癸的话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清楚地表明了当时人们的这种观念。除外交方面外，当时人们在一般言辞中间，也颇多断章取义地运用”诗三百篇”。

春秋以后，赋诗言志的情况不复存在，但在言辞和论著中断章取义地引用“诗三百”，却一直延续到战国和汉代。这种“诗以言志”风气对文学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