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

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

自"七·七"事变至武汉会战结束，日本虽取得军事上的一些胜利，但是，这些胜利并未给日本带来胜利结束战争的结果，相反，战争的全局却呈现出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况。经过15个月全面战争，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国家的经济基础因此而动摇，对苏战争准备受到削弱，日苏之间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与此同时，国际局势急剧动荡，日本急欲从中国战场上腾出手来，去应付即将到来的"大转折"。这些内外因策，尤其是侵华战略的破产，迫使日本在1938年10月以后对其侵华方针作出重大修订。

战争初期，日本盲目迷信自身武力的强大，采取了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速战速决的方针。1937年12月攻占南京后，日本狂妄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企望以武力迫使中国屈服。

武汉会战前，日本战略进攻的能力已经衰减，中国战场的持久态势渐趋明朗。面对这种状况，日本军政上层围绕军事打击为主的方针的作用及其局限性产生了激烈争论。日本军部也从实际的战争过程中感到武力的作用是有限的，强烈要求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负责经济动员的一些部门则从经济困境的角度提议另谋解决事变的途径。

于是，武汉会战后，日本被迫将原有方针改变为政略为主、战略为辅的新方针。1938年10月21日，内阁会议在《关于时局的处理方案》中表示，"国民中只管依靠武力工作解决事变，希望迅速完成武力工作，并以此作为事变结束的倾向是令人担忧的"，提出"今后，不仅要用武力，更要倾注政治、经济、文化等国家的总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

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东亚新秩序》声明。声明一改以往"惩膺暴支"、"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狂妄姿态，在"合作"、"提携"、"互助"等道义招牌下对中国发出政治诱降。声明说："帝国所希求者即建立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秩序。此次征战的最终目的即在于此。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结合。……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这个声明的发表标志着日本已经把军事进攻为主的方针变为政治进攻为主的新方针，企图以承认国民政府存在为条件，利用并扩大中国的内部矛盾，迫使国民党放弃抗战立场，实行对日妥协，把处于僵局的战争引向政治解决的路途上去。

按照新方针的精神，1938年11月18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及参谋部制定了《抗日政权屈服或崩溃的要领》，对所谓"政略"进攻作了详尽规定："除作战行动外，当前大致要采取以下方策：(1)促进占领区的治安和建设；(2)进行建立新中央政权的工作；(3)酝酿反蒋、对日和平气氛和争取民众等工作；(4)进行反共宣传；(5)促使抗日军队内部崩溃；(6)利用高宗武一派，争取新官僚和民众；(7)进行西南独立工作；(8)收买和利用杂牌部队及各种武装团体；(9)促使第三国(特别是德、意、波兰)否认蒋政权；(10)促使第三国(特别是英、美、

法)放弃援蒋政策；(11)加强对苏谋略。"这些"政略"进攻的内容几乎包含了非军事的政治、经济、外交、舆论宣传、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其目的一是通过巩固占领区和炮制伪中央政权，在中国和世界各国面前造成一种矮化中国抗日政权的既成事实，并结合外交上孤立中国，动摇中国坚持抗战的意志；二是通过反共宣传挑拨国共两党关系。利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嫡系军队与杂牌军队之间以及抗日派与亲日派之间的矛盾，从内部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战阵营，达到日本外部军事进攻达不到的目的。

在确定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新方针后，日本的军事战略也作了相应调整。1938年12月6日，陆军省、参谋部在《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方策》的文件中，对新的军事战略的各要点作了阐述。其内容为：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战争。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第三、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

依据新的军事战略，日军在结束武汉会战后，即着手调整部署，实行向保守占领地的持久战态势的转变。1938年10月，日军在华有24个师、4个独立混成旅、1个骑兵集团(2

个骑兵旅)和1个支队。其中，华中派遣军有13个师、1个支队；华南第2l集团军有3个师，华北方面军有8个师、4个独立混成旅和1个骑兵集团，日军的主力在正面战场。其后，日军进行了大规模的交替换防，将久战疲惫的师陆续遣返归国休整，同时按照保守占领地的要求，新编了一批适合警备任务的三单位编制的师和独立混成旅，替代回国部队。

至1939年底，侵华日军新部署基本完成后，在中国派遣军(1939年9月组建)隶属之下的侵华日军共有24个师、20个独立混成旅、1个骑兵集团。这些部队分为4个战略集团，其各自的兵力及任务如下；第11集团军配置在武汉地区，下辖7个师、2个独立混成旅，任务是对中国军队的主力进行以攻势防御为特点的作战；第21集团军辖4个师、2个独立混成旅，任务是以广州、虎门为根据地，切断中国的补给路线；第13集团军辖4个师、4个独立混成旅，主要任务是确保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的占领地区的安定，迅速恢复京、沪、杭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华北方面军作为最大的战略集团其兵力为9个师、12个独立混成旅和1个骑兵集团，负责确保已占据的华北地区的安定，迅速恢复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及蒙疆等重要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

从上述日本军事战略的变化及相应的部署调整中可以看出，日本的侵华军事行动在整体上已由战略进攻转向战略保守，就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而言，日军军事打击的重点已经转向后者，日军在其后方的作战活动更加频繁。自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华北方面军根据大本营的意图，连续实施了3次治安肃正计划，其中心是用武力"讨伐肃正"，以巩固点线，扩大面的占领，尔后建立各级伪政权，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巩固占领地区。

1938年底，日本修改侵华方针的原因之一是要减少军力、国力的损耗，因此，建立长期自给体制，就成为其新的侵华方针中的重要内容。日本原企图迅速战胜中国，在中日"经济提携"的名义下，取得种种经济上的权益。但是，战争持久化及消耗的剧增，使日本等不及"经济提携"的实现，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在已经占领的地区进行"自主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