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生态女性主义论评

西方生态女性主义论评*

郇庆治

摘要：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女性主义的时代拓展和理论综合，是新一代的女性主义。除了更明确地集中于应对生态环境这一时代性难题，它也同时承认第一代、第二代女性主义议题的现实重要性，并试图辩证地理解与平衡以下三个方面的目标：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对女性作为一支平等的政治力量的诉求，激进的—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关于解构传统政治合法性的男性主义基础的要求，生态女性主义对如何发挥女性天然具有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并引导男性来共同创建一种生态社会的追求。不仅如此，生态女性主义力图成为一种真正全球化的生态主义理论与运动——

—不仅强调一种超越地区、宗教、阶级和语言的跨文化感知特征，而且非常希望能够达成与其他社会运动特别是环境、后殖民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联盟或联合。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大大丰富了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与运动的政治内涵，而且清晰展示了人类现代社会绿色变革中的性别化视角与向度。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生态政治理论；环境政治

中图分类号：C91；D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1）01－0133－07

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人类目前面临的生态危机构成了对现代主义主流政治理论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传统女权主义的根本性挑战。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要求我们重新解读人类的历史，构建一种关于我们与自然关系的新理解，并考虑如何在实践中践行这种新的感知。①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艾瑞尔·萨勒（Ariel Salleh）、玛丽亚·麦斯（Maria Mies）和范达娜·诗娃（Vandana Shi－va）等为代表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②加以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评论性看法。

一、生态女性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作为继平等或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追求与男性相同的经济与政治权利）、文化或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主张父权制文化或资本主义制度是女性受压抑或剥夺的根源）之后的第三代女权主义运动，生态女性主义实践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妇女依法挑战大型核电站和印度北部的抱树抗议运动等群众性行动创议中。这些行动的共同之处是，以劳动妇女日常生活中养成的普通生态感知为基础，试图将女性利益的表达与我们对周围环境的一种养育性、保护性态度的追求结合起来。相应地，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个学术术语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在世界各地开始出现。③

生态女性主义最早的理论著述是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兹·德奥波纳（Francoise d’Eaubonne）的《女性主义还是毁灭》（1974）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罗斯玛丽·鲁特尔（Rosemary Ruether）的《新女性、新地球》（1975）等。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遍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大规模群众性抗议浪潮中，除了不断涌现的生态女性主义报刊，一些学术性论著也应运而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的《妇女与自然：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喊》（1978）、玛丽·戴利（Mary Daly）的《女性生态学》（1978）以及伊丽莎白·格雷（Elizabeth D.Gray）的《失去的绿色伊甸园》（1979）等。这些著作着力阐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男性自我的自我异化、沉缅于对“其他”的控制、对军事主义和死亡的迷恋及其工具逻辑与思维的认识论基础，强调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西方绿色左翼政治思潮研究”（项目编号：09YJA710046）的阶段性成果。

社会学

文化变革而不是经济非正义的重要性，主张创制一种新的语言以便把理性与情感重新连接起来。

1980年，卡罗琳·默昌特（Carolyn Merchant）发表了她的生态女性主义名作《自然的死亡：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并由此拉开了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世界大规模环境与和平抗议运动的序幕。1983年，利奥尼·卡尔德科特（Leonie Calde－cott）和斯蒂芬尼·利兰（Stephanie Leland）推出了第一本生态女性主义文集《拯救地球》。一年后，德国绿党创始人之一的佩特拉·凯利（Petra Kelly）发表了其感人肺腑的自传《为希望而战》，讲述她如何从妹妹的意外死亡中获得了从事女性主义运动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动力。同年，美国生态党创立者、精神性生态女性主义者查伦·斯普雷纳克（Charlene Spretnak）在其与人合著的《绿色政治》中，对德国绿党中女性遭遇的性别歧视提出了批评。1986年，社会学家和著名活动家玛丽亚·麦斯发表了第一部重要的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著作《父权制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其中提出了对基于高技术的进步观念的理论批评。1988年，玛丽琳·韦尔林(Marilyn Waring)在《无稽之谈》中对凯恩斯经济学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批评，而艾琳·丹克尔曼（Irene Dankelman）和琼·戴维森（Joan Davidson）编辑的《第三世界中的妇女与环境》则详尽描述了妇女在与自然友好相处中各种形式的劳动。

20世纪90年代初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一个转向是对压迫性的超国家结构的批评，因为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宰的世界新秩序明显依赖于对一个不发达的“其他”（国家）的资源与劳动的支配，而这方面的首要推动来自盖尔·奥姆维特（Gail Omvedt）等撰写的《妇女与斗争》（1988）和范达娜·诗娃的《坚强生存：妇女、生态和发展》（1989）。范达娜·诗娃强调，生态女性主义的重要使命之一是重新界定社会应如何看待妇女和自然的生产力与活动，因为它在现代社会中被错误地理解与利用。比如，无论是河流还是森林都只有在有助于经济GDP 增长的情况下才会被认为是有价值的。④希尔卡·皮提拉（Hilkka Pietila）和吉恩·维克尔斯（Jeanne Vickers）的《发挥妇女的作用：联合国扮演的角色》（1990）分析了女性主义政治的全球化在一个日益全球化世界中的重要性，而卡罗尔·亚当斯（Carol Adams）的《性别化的食物政治》（1990）则阐述了素食主义的文化涵义。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像朱迪思·普朗特（Judith Plant）编辑的《治愈创伤：生态女性主义的承诺》（1989）、艾伦·戴蒙德（Irene Diamond）和格劳丽亚·奥林斯坦（Gloria Orenstein）编辑的《重构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的兴起》（1990）等生态女性主义专题文集。在研究主题上，这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生态女性主义与社会生态学的论战，以及与生态社会主义围绕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自然》杂志开始展开的对话。

部分受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影响，生态女性主义的著述迅速增加。1992年，著名的英国《生态学家》杂志出版了第一个“妇女与生态”的专辑，而美国的主流女性主义杂志《女士》开始定期编辑“生态女性主义”栏目。同年，罗斯玛丽·鲁特尔出版了其新著《盖娅与上帝：一种使地球康复的生态女性主义神学》，而英国社会学家玛丽·梅洛（Marry Mellor）则发表了她的《打破边界：走向一种女性主义的绿色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生态学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尽管她更愿意被称之为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生态女性主义者。1993年是生态女性主义论著尤为丰硕的一年，其中包括琼妮·西格（Joni Seager）的《地球愚行：以女性主义方式应对环境危机》、瓦尔·普拉姆伍德（Val Plumwood）的《女性主义和自然的统治》、考伦·巴斯（Corin Bass）和詹妮特·肯尼（Janet Kenny）的《切尔诺贝利之后：妇女的回应》、格丽塔·嘎德（Greta Gaard）编辑的《生态女性主义：妇女、动物和自然》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生态女性主义者继续从环境主义、替代性精神、动物权利等理论视角，揭示主导着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制造了对全球南方、妇女和自然的三重统治或压迫。比如，著名印度女性主义者范达娜·诗娃出版了《回归家园：女性重新连接生态、健康和世界发展》（1994）和《全球化的新战争：种子、水和生命形式》（2005）；激进的女性主义生态哲学家瓦尔·普拉姆伍德出版了《环境文化：理性的生态危机》（2002）；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苏珊·格里芬出版了《日常生活中的爱：论生态学、性别和社会》（1995）、《生态伟人及其品德》（2001）等；精神生态学家斯蒂芬尼·卡萨（Stephanie Kaza）出版了《达磨雨》（2000）和《佛教论贪婪、欲望和消费欲求》（2005）；女性主义神学家朱迪思·普拉斯科（Judith Plaskow）编辑出版了《论女性主义、犹太教和性别伦理》（2005）；素食女性主义者罗尔·亚当斯出版了《动物与女性：女性主义理论分析》（1995）、《上帝知道你的爱》（2005）、《生活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