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日文化
日本和中国在哪些时候进行了文化交流？
日本和中国在哪些时候进行了文化交流？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日两国关系虽有波折，但是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历史的常态。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时间线吧。
一、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起点，也是汉字文化向日本传播的起源。
564年，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朝派遣僧侣到日本传教，同时，日本进士玄昉也在唐朝学习经文，后来回国传播汉字文化，对日本的文化影响深远。
二、唐朝时期
唐朝时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
日本遣唐使团先后派遣了17批人到唐朝，学习唐朝的政治、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知识，获得了很大的收获。
唐代文化传到日本，对日本的文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高潮期。
日本派遣了多批僧侣到中国学习，并将中国的文化、艺术、科学等传到日本。
中国美术、传
统医学、茶道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对日本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三个高潮期。
日本派遣的使者和学者
到中国学习儒家思想、音乐、诗歌等文化知识，中国的书法、绘画、
篆刻等文化也在日本的传承中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总的来说，中日文化交流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发展的，从南北朝
时期到现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已经有1500多年了。
正是这些交流，造就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互动，也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为
两国的友好合作打下基础。
中国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唐代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唐朝建国以后，日本多次派出遣唐使来到中国。
使团的规模由开始时的两艘遣唐使船，后来增至四艘，乃成定制，总人数由一次二百多人增至五百人以上。
除正式遣唐使以外，还有许多留学生和学问僧随同来到中国，唐朝也有道睿、鉴真等名僧东渡日本传播佛法。
通过中日频繁的交往，佛教在日本得到了广泛传播。
日本僧人道昭先从玄奘学法相宗义，后又到相州隆化寺随慧满学禅宗。
日僧灵仙精通梵语和汉语，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来到长安，曾与僧人般若共同翻译佛教经典。
在浙江天台山学法，带回日本国佛教典籍230部，为日本天台宗开山大师。
圣德太子派遣使者来中国时，学习佛法是主要目的之一，强调“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
现已在唐长安城遗址中发掘出两处与日本入唐名僧关系密切的寺院遗址。
日本平安时代入唐求法的“学问僧”“请益僧”往来长安者日益增多，空海是“入唐八大家”之一。
他于贞元二十年到达长安，在青龙寺从慧果学习密宗，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回国后传播密宗，成为开创“东密”之大师。
近年来，考古发掘中发现有唐代名僧的墓葬。
1984年，在河南省洛阳市龙门唐代宝应寺遗址，发现禅宗名僧菏泽神会的坟墓。
神会师于禅宗六祖慧能，玄宗天宝四载（745年）兵部侍郎宋鼎请他入东都洛阳行法，对南宗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从其墓中出土的鎏金青铜柄香炉、鎏金塔形合子、黑漆钵等器物在传世的日本奈良时代的佛具中都有，由此可以看出，奈良时代的铜制佛具正是受到唐代佛教文化的影响而制造的。
唐代汉字对日语形成之影响唐代的汉字对日语的形成也起到了不小的影响。
汉字东传之前，日本“无文字，唯刻木、结绳”。
5世纪时，在移居日本的汉人帮助下，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已经能够准确使用汉语了。
他们称汉语为“真名”，最古老的日本书籍都是用这种“真名”写成的，学问僧空海曾编成日本史上第一部“真名”字典――《纂录万象名义》30卷。
元正天皇养老四年下诏，要求遵照唐朝僧人道荣和学问僧盛晓等的发音，强调“不得自出方法，妄作别音”。
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及传播
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及传播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它的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也非常深远。
在唐代，许多日本的文化精英前往中国留学，学习中国的文化和知识，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影响，从而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本文将探讨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及传播。
一、唐代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在唐代，许多日本的士人、僧人、商人等前往中国学习，他们带回日本了大量的书籍、文化和艺术品，同时较早地传播了中国先进的技术和知识，进一步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
据记载，795年，一批日本僧侣前往唐朝的长安，并带回了大量的书籍和文化遗产，其中包括佛教经典、历史书籍、诗词、音乐、戏曲等。
这些书籍中不仅有关于佛教和道家的经典和理论，还有许多关于诗歌、建筑、绘画、書法等方面的著作。
这些书籍和文化遗产的传播，不仅加深了日本与唐朝的联系，也促进了日本的文化发展。
此外，在唐代，日本的士人也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大量的文化信息。
例如，他们可以通过中国的商人和船只获取书籍和文化品，其中不仅包括了一些唐代的艺术品和器物，还有关于诗词、历史、哲学、农学、医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的著作。
通过这些渠道，唐代文化得以在日本传播，影响了很多领域，包括政治、文化、艺术、经济和社会等方面。
二、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唐代的文化对于日本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推动了日本的文化、思想、文学、艺术和科技等方面的发展。
1. 唐代文化对日本佛教的影响唐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它的佛教思想得以传播到日本，从而形成了属于日本的佛教文化。
唐代的佛教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中，经历了翻译、解释和评论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些重要的经典如《华严经》、《法华经》和《涅槃经》等，在日本逐渐流行起来，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唐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期，它的文学风格和艺术成就对日本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唐代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对于日本的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和歌、漢詩、密教文学、小说等。
唐朝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实
唐朝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实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同时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
个重要时期。
自唐朝开放海上丝绸之路以来，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逐
渐增多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唐朝时期，日本进行了大规模的文化借鉴，其中最显著的就是汉
字的引进。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外交使节、商人、僧人等
途径进行的。
日本派遣了大量的官员、士兵和商人等前往唐朝，同时
唐朝也向日本派遣了一些外交使节，这些人员的到来促进了中日两国
之间的文化交流。
唐朝不仅仅将文化传播给了日本，同时还享受了来自日本的文化
影响。
例如，唐朝在建筑、陶瓷、绘画等方面受到了日本的影响。
同时，唐朝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影响了两国的法律制度和思想文化。
在唐朝时期，佛教也是中日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媒介。
唐朝佛教的繁荣，对于日本的佛教信仰有着深远的影响。
日本的佛教
信仰主要是通过唐朝传入的禅宗、天台宗和真言宗等流派发展起来的。
总的来说，唐代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一个长期而深入的历史过程。
不仅促进了两国之间经济的发展，同时对于两国文化的繁荣也起
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唐朝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唐代中日文化交流概况
唐代是我国历代王朝中实力最强的王朝之一。
时至今日，有些流寓海外的华人仍然自称为“唐人”，华人在海外都市中的聚居地被称为“唐人街”，而华侨则将祖国称之为“唐山”。
唐代繁荣的经济，昌明的文化和完备的制度，对隔海相望的东邻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成为日本竭力模仿的楷模。
日本通过派遣留学生来唐朝学习和延邀唐朝各类人才到日本传授等多种手段，全面移植唐朝文化，在哲学思想、文物制度、文学艺术、音乐舞蹈、天文历算、医学、建筑等文化科技的各个领域，以至衣食住行、风俗娱乐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无不受到唐朝文化的强烈影响。
在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既涌现出了大批像吉备真备和空海那样以学习唐朝文化为己任日本留学生或留学僧，也出现了像鉴真和尚那样终身以传播唐朝文化为使命的唐朝专业人士的杰出代表，正是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才形成了唐朝与日本文化交流的繁荣局面。
唐朝（618——907）
日本奈良时代（710迁都平城——794）：从氏族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加强了以皇室为中心的古代国家体制，实现了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度，为完成古代国家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平安时代（794——1192）
留学生。
唐朝的中外文化交流小作文
唐朝的中外文化交流小作文在唐代，中日之间的人员来往、经济和文化交流，可谓盛况空前。
当时日本以极大的热情学习中国文化，形成一个热潮。
这个热潮从隋朝就开始了，日本留学生高向玄理在隋炀帝时来中国，到唐初才回国。
唐朝一代，日本所派“遣唐使”有13次，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有6次，合计遣使入唐共有19次。
每次所派“遣唐使”团，其规模都很大，人数多时达到一次500余人，内中往往有许多留学生或学问僧，在唐朝长期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及佛教经典。
这些使者、留学生、学问僧在回国时，将中国的典章制度、天文历法、音乐、美术、书法及生产技术等介绍给本国，并且带回大量的书籍，如史书、诸子书、文集、佛经等。
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受到唐朝的很大影响。
在政治方面，唐朝初年，日本孝德天皇任用从中国回去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和僧旻做国博士，仿照唐朝的律令制度，进行了一次社会改革，内容包括官制、田制、律令等方面，如根据唐朝的均田制，颁行班田制度，并且实行租庸调法，初步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这叫作“大化革新”，大化就是孝德天皇的年号。
在文字方面，留学生吉备真备采取汉字楷体偏旁，创造了片假名，学问僧空海利用汉字草书，创造了平假名这二者结合起来使用，便形成了日本文字。
在建筑方面，日本8世纪的国都平城京（京都)，完全是模仿唐朝的长妄城建成的，那里街道的宽度及排列方法，几乎和长安城一样，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等名称。
在风俗习惯方面，日本也受到唐朝的影响，如五月五目端午节饮菖蒲酒，七月七日的乞巧节，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会，九月九日的菊酒等，这些都是由唐朝传去的。
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历史，留下了不少可供回忆的珍贵文物。
如日本奈良有8世纪建造的正仓院，收藏了大量的唐朝文物，一直保存至今。
在日本还曾出土了很多唐初铜钱“开元通宝”。
在我国西安何家村，也发现了日本8世纪初的银币“和同开珎（宝)”。
这些都是中日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唐代中日文化交流概况
唐代中日文化交流概况唐代是我国历代王朝中实力最强的王朝之一。
时至今日，有些流寓海外的华人仍然自称为“唐人”，华人在海外都市中的聚居地被称为“唐人街”，而华侨则将祖国称之为“唐山”。
唐代繁荣的经济，昌明的文化和完备的制度，对隔海相望的东邻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成为日本竭力模仿的楷模。
日本通过派遣留学生来唐朝学习和延邀唐朝各类人才到日本传授等多种手段，全面移植唐朝文化，在哲学思想、文物制度、文学艺术、音乐舞蹈、天文历算、医学、建筑等文化科技的各个领域，以至衣食住行、风俗娱乐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无不受到唐朝文化的强烈影响。
在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既涌现出了大批像吉备真备和空海那样以学习唐朝文化为己任日本留学生或留学僧，也出现了像鉴真和尚那样终身以传播唐朝文化为使命的唐朝专业人士的杰出代表，正是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才形成了唐朝与日本文化交流的繁荣局面。
留学生从唐朝初年开始，日本就在遣隋使的基础上，向唐朝派遣“遣唐使”，以最大限度地从唐朝先进的文化中汲取养分，为日本社会的发展探求出路。
总共派出的遣唐使共有19次。
遣唐使的主要目的是从事吸收唐朝优秀文化的活动，除了在各地参观考察孔庙、寺观等文化名胜外，他们还聘请儒者教授儒家经典，延聘各类人才前往日本，通过各种途径搜求唐朝典籍携回日本。
介绍留学生和学问僧来唐朝学习，是遣唐使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日本留学生大多被安排在国子监，系统学习中国古代经典及唐代典章制度，在唐学习时间大多在十年以上，有些甚至长达二三十年，由于他们深受唐朝文化的熏陶，归国后往往对唐朝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对日本吸取唐朝文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遣唐使后期，出现了以“请益生”或“请益僧”为名的留学生，所谓的请益生，主要是指在某一领域学有专长的留学生，他们在唐朝停留时间一般较短，只是专门就某些疑难问题索解问难，具有短期进修的性质，这种变化表明，在遣唐使后期，日本对唐朝文化的学习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第4课 唐朝的中外文化交流 课件(32张PPT) 部编版七年级历史下册
印度半 岛
新罗
长安
日本
一、遣唐使和鉴真东渡
1.遣唐使 （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
日本派遣使节到中国，当时称为“遣唐使”
（1）来华目的： 为了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 （2）随遣唐使来华的还有： 留学生、留学僧 （3）对日本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材料：日本的省相当于我国的“部”，现 有十二省，如：法务省 、财务省、文部 省 ……
行家。幼年家贫，父母早丧，
西 13岁出家，曾游历各地，参
访名师。627年他从长安出发，
行 西行求法。645年，玄奘带着
657部佛经回到长安。后20年 间从事佛经翻译工作。
丝绸之路
贞观初年（唐太宗时期）， 玄奘从长安出发，西行求法。 经丝绸之路到达天竺。
那烂陀寺遗址
评价玄奘: 远近闻名的佛学大师
携带大量佛经回到长安
二、唐与新罗的关系
许多新罗商人来到中国经商，新罗物产居唐朝进口首 位。
牛黄
人参
海豹皮
新罗仿唐制建立了政 治制度，采用科举制 选拔官吏，还引入了 中国的医学.天文.历 算等科技成就。朝鲜 半岛的音乐也传入中 国，不仅在唐朝宫廷 演出，而且广泛流行 于民间。
陶彩绘持腰鼓女俑 唐
三、玄奘西行天竺
玄 奘玄 奘 唐代高僧，佛经翻译家、旅
（二）唐朝与新罗的关系
（三）玄奘西行
1、下列内容，哪些是鉴真和玄奘的共同之处（
A ）
①都是唐朝的僧人
②都在唐朝的对外交往中有重大贡献
③都为完成自己的使命历尽艰辛
④都有一种顽强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A、①②③④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②④
2、下列国家，受唐朝文化影响最大，在社会生活上至今还保留着唐朝人的某些风尚的
中日文化交流
遣唐使团的成员一般都有数百人之众，除了留学生和学问僧之外，还有知乘船事、造舶都匠、船匠、船师、杝师、译语、新罗译语、奄美译语、医师、阴阳生、卜部、主神、画师、史生、射手、音乐长、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挟抄、杂使、傔人等各种类型的专业人士和工匠。遣唐使一般都携带日本出产的银、、丝、绵、布等特产及水精、玛瑙、琥珀等奢侈品作为献给唐朝的礼物，而唐朝政府则以丝帛、香药等物品作为回赠，这种相互馈赠，实质上是当时双方官方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此外，他们还携带大量砂金，从事贸易活动。
对徐市是否到过日本，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聚讼不休。无论此事真相如何，现代考古成果表明，早在在先秦时代，中国的各种物品就已经传到了日本，考虑到当时的航海科技水平比较低下，续航能力不强的局限，早期的海船当是由渤海湾出航，而后沿着朝鲜半岛西岸近海南下，渐次而至日本。这条航线虽然途程迂远，但是沿途岛屿众多，物资补充较为便利，且易于辩认方向，可以提供较为优越的续航条件。到了唐朝初年，这条航线仍然是人们前往日本的主要选择。
遣唐使的主要目的是从事吸收唐朝优秀文化的活动，除了在各地参观考察孔庙、寺观等文化名胜外，他们还聘请儒者教授儒家经典，延聘各类人才前往日本，通过各种途径搜求唐朝典籍携回日本。介绍留学生和学问僧来唐朝学习，是遣唐使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唐朝时期中日音乐文化因缘研究
唐朝时期中日音乐文化因缘研究唐朝时期中日音乐文化因缘研究随着东亚文化的交流融合，中日音乐文化之间建立起了长期的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关系。
唐朝时期正处于中日音乐文化交流的高峰期，中日两国的音乐文化相互渗透，共同促进了音乐艺术的发展。
本文将从交流的历史背景、文化传承的途径、演奏技术及表现手法等方面分析中日音乐文化之间的因缘关系。
一、历史背景唐朝时期，中日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唐玄宗时期，中日交往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日本往来中国的官员达到了顶点，大批日本文化人士到唐朝求学，学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和音乐文化。
他们将所学知识带回了日本，不断地推动着日本的音乐文化发展。
二、文化传承的途径唐朝及日本两国的音乐文化传承均采用口传心授的方式。
在唐朝，音乐家们会在宫廷中表演，同时会通过学徒制度将技艺传承给后人。
日本古代的音乐艺术家被称为“能”家，讲求口传心授，即采用口述方式传授技艺。
他们的教育方式是将歌曲教给学生，要求他们弹奏并演唱，直至学生能完全跟唱跟弹为止。
三、演奏技术及表现手法唐朝及日本音乐文化中的一大特点是笛、琴等乐器的运用。
唐代音乐中笛子是主要乐器之一，日本由唐代传入的乐器则有笛子和琴等。
因此，在日本古代民间音乐中，笛子和敲击乐器是主要演奏乐器。
在音乐表演中，日本的“能”剧演员会配合着音乐演出，通过面具、服装、姿势等细节来表现出角色的不同性格和情感状态。
而唐代宫廷音乐演奏和舞蹈表演，强调的是舞蹈和乐器相互配合，使音乐与舞蹈浑然一体。
总之，唐代时期中日两国的音乐文化虽在历史和文化传承的途径上不尽相同，但在演奏技术及表现手法上，相互吸收、互相借鉴，共同促进了音乐艺术的发展。
我们可从这段历史记忆中看到中日之间不仅在经贸上的交流互动，其文化交流在音乐、绘画等领域，也互惠互利。
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中日两国音乐文化将会有更加广泛的交流与互动，共同寻求突破和创新。
唐朝中日音乐文化交流中的乐器
唐朝中日音乐文化交流中的乐器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交通便利，统治阶级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同亚非欧诸多国家保持了友好往来，使民族关系、对外关系也出现繁荣的局面。
当时与中国通商往来的国家由十几个发展到70多个，重要的有新罗、日本、印度、阿富汗、波斯、大食、东罗马等国。
通过使节往来、派遣留学生、贸易往来、文化技术交流等，对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了贡献。
中日两国的音乐交流，早在中国的秦、汉时代（公元前221-公园220），相当于日本的弥生时代就已开始。
唐代是中日音乐交流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从唐朝贞观年间开始，中日贸易频繁。
遣唐使以学习唐朝的礼乐制度和音乐歌舞艺术为重要任务，通过音乐长、音乐生进行相关交流活动；日本宫廷也仿照唐朝的礼乐制度设立了雅乐寮、内教坊等掌管音乐的机构，同时大量导入唐代的乐器、乐谱、乐书等。
可以说，中日的音乐文化交流，使日本音乐极大地丰富和繁荣起来。
本文就唐朝时期传入到日本的乐器的品种、应用及发展进行研究。
一、遣唐使团的中国乐器传入日本记载日语中的“音乐”一词源于中国。
包括音乐在内的中日两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共通性.通过遣唐使制度，日本把唐朝先进的文化带回日本，促成了文学、音乐、绘画、建筑、医学等领域的并行生长和综合发展，为音乐艺术的本土化里程还原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唐文化空间，确立了文化形态互动转化的全景视野和全息的文化生态氛围。
音声长、音声生、学问僧、留学生、民间人士构成了唐代中日音乐交流的几重通道。
中国古书中关于只能改日交流情况的记载并不多，本文的主要依据主要是根据日本方面的有关文献来记述的。
日本国语舒明天皇二年（630，唐太宗贞观四年）至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唐昭宗乾宁元年），共向唐朝派遣12次正式的遣唐使团。
遣唐使团中的音乐长和音乐生一方面在唐朝进行朝拜、礼见和辞行等礼仪活动时演奏日本引玉，另一方面则是学习唐朝音乐歌舞，掌握演唱和演奏技艺，而在遣唐使团中，最追那个的与音乐相关者是吉备真备和藤原贞敏。
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简述
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简述摘要：中日两国基于地理位置的毗邻关系，彼此之间的交流必不可少，从目前中国正史之记载来看，两汉时期中日之间的交流序幕已经拉开，在隋唐时期达到最盛，而隋唐期间又以文化交流为突出之点，其影响也深远绵长，这无疑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里概述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之繁盛，并不是为了佐证中日之间如何“友好交往”，如何“兄友弟恭”，而是为了发挥历史“以史为镜”的作用，为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做出更好的外交选择提供借鉴，毕竟隋唐已经过去，着眼现在才是当务之急。
其次，之所以选取“文化”为角度，是由于目前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流失、断层严重，而习于中华的日本却将习得的传统文化得以很好的保护并溶于自身，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尴尬的境地，值得我们深省。
关键词：隋唐中日文化交流表现中国与日本为邻邦，一衣带水，可谓近邻。
秦朝徐福东渡的故事无可考证，但从两汉时期正史《汉书》的记载以及文物汉倭奴国王金印来看，中日交往的历史上下一算也有两千年。
自两汉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日交往未曾断绝。
但在隋以前，当时的日本是受中国皇朝册封的华夷体系的正式成员，换言之，这是一种宗属性质的关系，其交往也就多为政治性，文化交往并不活泛。
到了589年, 隋朝统一中国,东汉灭亡后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状态结束，大一统的局面回归，强有力的政权助长了帝王的野心，势力开始扩张，与邻邦的交流增多。
而日本这时也向隋王朝派遣了遣隋使，文化交流日渐增长。
到了空前繁华的唐朝，国力强盛，文化发展迅速，加上开明的外交政策，遣唐使络绎不绝，唐人东渡接连不断。
据史料记载统计，隋唐时期，日本曾正式派出使团到达中国的十三次, 使团人数, 多近六百人, 少不下百余人，伴随着日本使团而来的还有大量的留学生、僧侣，他们深入中国进行多方面的学习, 极取中华文化精华, 在回到日本后协助朝廷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
这时，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才由两汉的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
关于唐朝中日文化交流的实物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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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隋唐中日文化交流的探究
对于隋唐中国对日本文化影响探究创新实验学院生物科学101 杨鑫2010014869摘要：隋唐时期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其中主要是遣隋使以及遣唐使的作用，像是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鉴真等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直到现在仍然为我们津津乐道。
隋唐中日文化交流中中国对于日本的文化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主要是在佛教、汉字、古典文学艺术、音乐等几个方面，这些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也为中日友谊做出了贡献。
关键字：中日文化交流遣唐（隋）使文化影响正文：隋唐时期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其中创作出的交流的传奇神话以及文艺作品值得大家们关注，双方在文艺，佛教，汉字等几个方面有着尤其显著的成就，而这些成就的主体主要是通过使节的往来和派遣留学生与学问僧完成的，其中遣隋使以及遣唐使是其中的主力军。
下面是对于遣隋使以及遣唐使的来历以及主要的功绩的介绍：遣隋使是在圣德太子摄政，四次遣使入隋。
前两次使节为小野妹子。
隋也曾派使臣裴世清赴日。
圣德太子的意图是求取佛经，促进佛教的流通，和吸取中国的文化与典章制度。
所以使臣之外，有学生和僧人随同前来。
被选派的，多为归化汉人的后裔，以有利于学习。
他们留居中国往往长达三十余年。
如南渊请安、高向玄理、僧旻等，回国以后，对646年的大化改新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唐朝代隋以后，日本沿袭遣使入隋的旧制，继续派出遣唐使。
遣唐使的目的在于向中国学习，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很重视使团人员的选拔，特别是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员。
不少成员是文章博士，山上忆良、小野篁、菅原道真更是有名的文学之士。
有两家父子先后被任命为使臣，也是由于具有教养和经验，利于向唐朝学习。
随行的留学生，如阿倍仲麻吕与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归航受阻，留唐官至秘书监。
桔逸势被唐人目为秀才。
入唐留学生姓名可考的只二十亲人，而随遣唐使及商船入唐僧人，见于文献的达九十亲人。
他们在中国巡礼名山，求师问法，带回大量佛经、佛像、佛具等，同时传入与佛教相关联的绘画、雕刻等，对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作用。
唐代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唐代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同时也是中国与日本之间文化交流最为频繁的时期之一。
唐代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不仅在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有很深的影响，还涉及到宗教、政治、农业等多个领域。
首先，在语言方面，唐代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书法和汉字的传播方面。
唐代中国的书法艺术达到了一个高峰，不仅在中国本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同时也对日本的书法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唐代书法家齐白石曾于日本东京都设立过展览馆，他的作品在日本备受推崇，对当地书法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外，唐代汉字也通过书法的传播而进入了日本，成为日本人书写的一种主要文字。
这对于后来日本文化的形成以及汉字在日本的使用具有重要的影响。
其次，在文学方面，唐代中国与日本的文学交流非常广泛。
唐代中国的文学作品在日本得到了广泛传播，尤其是诗歌、曲文和文言小说等文学形式。
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古今和歌集》和《万叶集》中就包含了很多受到唐代中国影响的作品。
唐代中国的文学创作技巧和艺术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的文学创作起到了启发和影响，为日本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艺术方面，唐代中国的绘画、音乐和雕塑等艺术形式也传入了日本。
唐代绘画家韩滉擅长山水画，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对日本绘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同时，唐代的乐舞在日本也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成为日本宫廷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外，唐代雕塑艺术也通过唐代文化交流传入了日本，对日本的佛教雕塑和传统木雕工艺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宗教方面，唐代中国的佛教传入日本，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代的高僧鉴真法师曾多次到达日本，传授佛教教义和经典，使得日本的佛教得以发展壮大。
同时，唐代中国的书院制度也传入了日本，为日本的宗教学习和文化传承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此外，在政治、农业和科技等方面，唐代中国也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官僚文化对日本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产生了影响，并为日本政府建设提供了借鉴。
论唐代中日的文化交流
自20世纪60年代始至现在，西方汉学界 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热情弥增，无论译介之 拓展，还是研究之开掘，都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善以诗性的敏感传达古典诗词的幽微要眇之 美，为这一古老的文学传统注入了新的活力。 其他人如美国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法国汉学家吴德明（Yves Hervouet）、华裔学者程抱一等人不仅倾心 于汉诗意境之美，还擅长西学诠释之法，他 们的研究对推进中国古典诗歌在海外的传播 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二、 白居易的巨大影响
• 中国文学对日本产生影响始于秦汉而盛 于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等 人的诗作都为日本人所喜爱，尤其是白 居易的诗，影响更大。据《日本国见在 书目》记载，当时传到日本的有《白氏 文集》70卷、《白氏长庆集》29卷。日 本平安时代的诗集《和汉朝咏集》 （1013）共收和歌218首和汉诗佳句 589句，其中白居易的诗句就有137句。 白居易的长篇感伤诗《长恨歌》（806 年）和《琵琶行》（816年）在日本则 几乎家喻户晓。
2.日本的权力阶级以及知识阶层
• 平安时代在日本古代文化史上是一个辉煌的 时代，这一时代正是古代日本的权力阶级与 知识阶级自觉地渴望获得中国文化的第一个 高潮时期，其热情经历三百年而不衰。八、 九世纪时代的日本皇室，为了尽快使自己的 国家摆脱残存的原始形态，赶上中国唐朝所 达到的一种文明，以巩固自己的权力，追求 尽可能多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他们第一 次自觉地对中国文化实行全方位的开放，终 于在日本朝野造成了一片讴歌汉风的风气
3.日本学问僧
• 在上古时代，正如《论语》是经过百济 博士之手传入日本那样，中日之间的交 往主要依靠朝鲜半岛才得以实现。然而， 自七世纪开始，随着日本向中国派遣 “西海使”（在唐代时期亦称为“遣唐 使”，这是当时日本的一项基本国策）， 中日之间开通了直接往返的海上航道。 这在中日文化关系史上有极重要的意义， 因为自此之后，中日之间的文化交往， 才摆脱了第三国文化的中介作用，从而 具有完全独立的形态。
隋唐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史
隋唐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史公元6世纪至9世纪，即中国隋、唐时期，日本是大和时代后期、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前期。
这个时期的交流路线则以直接渡海为主，交流方式有使节人员往来，尤其是日本派遣大批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来华，出现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高潮。
交流内容则以制度文化层面为主，如日本学习唐朝律令制度实现“大化革新”，同时也涉及精神文化如佛教、建筑、雕塑、诗歌等方面。
从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末的两个半世纪里，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
在这个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著名代表人物是鉴真，鉴真和尚五次东渡日本，在历史上传为佳话。
中日文化交流——宗教佛教是最早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宗教。
佛教传入日本后，受到日本历史环境和社会习俗的影响，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化过程，到12世纪发展为日本的民族佛教，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现在还相当流行.公元9世纪左右，中国佛教宗派中的三论宗传入日本，最后演变为日本佛教的奈良六宗。
其中，在唐朝时期，日本与中国的宗教文化交流最为频繁。
从日本舒明天皇二年（630）到字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共派出遣唐使19次，除3次未能成行外，实有16次。
派遣唐使的主要目的是输入唐代的宗教文化，遣唐使船的往来都有留学生、留学僧（“学问僧”）随行，有些还搭乘新罗船和唐朝商船入唐。
据统计，在这期间入唐的留学生、留学僧（包括随从僧人）138人，其中留学僧105人，占76％多。
在后，日本还形成了平安佛教。
并流传至今。
奈良佛教和平安佛教是日本佛教初传时期的前后两个阶段。
在这一时期是日本人对中国佛教开始接受、认识和消化吸收的过程。
与中国初传期佛教相比，它在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影响较大，信仰色彩更浓，而哲学思辨较少。
中日文化交流——教育从公元600年日本向隋朝派出第一批遣隋使始，一直到894年，日本朝廷向中国共派出4次遣隋使，19次遣唐使（实际成行的遣唐使为12次）。
体现中日文化交流的素材
体现中日文化交流的素材
中日文化交流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话题，下面是一些体现中日文化交流的素材：
一、唐代的文化交流
唐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黄金时期。
唐朝时期，日本派遣了大量的使节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和制度。
在唐朝，许多日本人学习了汉语和汉字，并将其带回日本，促进了日本的文化发展。
同时，唐代的文化也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佛教、诗歌、绘画等。
二、日本的和食文化
和食是日本独特的饮食文化，它融合了中国、朝鲜和日本本土的饮食文化。
在唐代，日本人学习了中国的饮食文化，如面食、汤、糕点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不仅包括了食物的制作和食用方式，还包括了餐具、礼仪等方面。
三、中日文学交流
中日文学交流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
在唐代，杜甫的诗歌对日本的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的万叶集就是在这个时期编纂的。
同时，日本的古典文学作
品，如《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也在中国广为传播，对中国的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中日传统艺术交流
中日传统艺术交流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
中国的传统艺术，如京剧、书法、绘画等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同时，日本的传统艺术，如歌舞伎、浮世绘、茶道等也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总之，中日文化交流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话题，它涉及到了许多方面，如文学、艺术、饮食等。
这些交流不仅促进了中日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也对两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朝与日本的文化交流与影响
唐朝与日本的文化交流与影响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时期，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在文化领域展现出了强大的影响力。
唐朝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不仅深化了两国之间的联系，也对日本自身的文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将探讨唐朝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其对日本的影响。
一、艺术与文学交流1. 文学交流唐朝的文学成就举世瞩目，与日本的文学交流尤为频繁。
唐代文学作品通过各种渠道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日本的万叶集就受到了唐代诗歌的启发，许多日本的万叶诗人从中汲取灵感，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
同时，唐代的诗词形式也被引入日本，推动了日本诗歌的发展。
2. 书画艺术交流唐代的书画艺术在日本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唐朝的画作和书法技巧通过使节、僧侣等渠道传入日本，并得到了日本的艺术家们的学习和模仿。
这些影响使得日本的绘画和书法艺术发展出了独特的风格，对后来的日本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宗教与哲学交流1. 佛教传入日本唐朝是佛教在中国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也是佛教传入日本的关键时期。
唐代的佛教经典、佛像和僧侣通过不同渠道传入日本，对日本的宗教信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不仅影响了日本的宗教信仰，还渗透到了日本的思想、艺术和文学中，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2. 思想理论传播唐代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入日本。
唐代的儒家经典和理论对日本的教育、礼仪和社会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日本的文明发展。
同时，唐代的道家思想也对日本的文化产生了影响，丰富了日本的哲学思想。
三、技术与制度交流1. 农业与手工业技术交流唐代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在日本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应用。
例如，种植良种稻谷、养蚕技术和陶瓷制作技艺等都得到了唐朝的影响。
这些技术的传入对日本的农业和手工业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发展。
2. 政治制度交流唐朝的政治制度对日本的政治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朝的官制、法律制度和治理经验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日本，为日本的王朝制度和行政管理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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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中日文化交流（一）唐代中日文化交流高度发展的原因【两条，见教案】（二）唐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1、典章制度（1）官僚制度｛中央官制｝：唐在中央设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一台（御史台）。
日本稍加变通，设立二官（神祗官、太政官）、八省（中务省、式部省、治部省、民部省、兵部省、刑部省、大藏省、宫内省）、一台（弹正台）。
○中务省主持草拟诏书、朝廷礼仪及侍从皇宫事务，综合了唐朝中书、尚书、殿中等省的职责。
式部省则仿照唐朝的吏部，掌管官吏的任免、考课。
治部省的职责与唐朝礼部相同，主持国家典礼及外交事务。
民部省相当于唐的户部，而唐朝的户部也是在贞观二十三年六月由民部改称的部。
兵部省则与唐朝的兵部相当。
大藏省掌管日本朝廷的大部分财政制度，包括钱币，金银，贡物，度量衡和民间货物价格的恒定等，但是税收制度则由民部省管理。
宫内省职责较宽，综合了唐朝殿中省、光禄专、家正寺等机构的职能，主掌宫内大小事务及官营经济。
｛地方官制｝日本也大体上仿照唐朝的道、州（长官为刺史、太守）、县（县令），设国（国守）、郡（郡司）、里（里长）三级。
○『五畿七道』，五畿即畿内：大和、和泉、河内、山城、摂津五国；七道指东山道、北陆道、东海道、山阳道、山阴道、南海道、西海道七道六十五国。
（2）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大化改新中，日本还模仿唐代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实行了“班田制”和“租庸调制”。
○唐代“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唐代均田制的主要内容是：其一，对百姓授田的规定。
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
老男、残疾受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受口分田三十亩；此外，一般妇女、部曲、奴婢都不受田。
其二，对贵族官僚受田的规定。
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永业田一百顷递降至五顷。
职事官从一品到八、九品，受永业田六十顷递降至二顷。
广大农民的主要负担是租庸调制，该制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计丁征取。
唐初规定每丁年纳“租”粟二石，随乡所出，输“调”绢（或绫、絁）二丈，绵三两；若输布则二丈五尺，麻三斤。
每年服徭役二十日；不应役者，则按每日三尺绢折纳，叫做“输庸”。
○日本的“班田制”：646年正月，孝德天皇宣布大化改新诏书，正式宣布实行“班田收授法”即班田制。
班田制仿照唐朝的均田制而制定，是律令制土地制度的根本法。
班田制实行班田收授，首先须编定全国的户籍。
班田的具体作法是：凡六岁以上公民，由政府班给口分田，男子二段，女子为男子的三分之二。
官户奴婢与公民相同，家人、私奴婢则给公民的三分之一。
有位、有职、有功者，按位的高低，功的大小，班给相应的位田、职分田、功田等。
除口分田之外，还相应给以若干宅地和园田，为世业田，若绝户还公。
班田每六年一次。
所受之田不准买卖，若受田者死亡，由国家收回。
○日本的“租庸调制”：农民在获得班田的同时，承担相应的赋役义务，即与唐朝租庸调法一样，需向国家负担租、庸、调。
其中租是田租，按照田数征收交纳稻米；庸是丁纳布代役；调是贡物，按丁征收，交纳各种土特产品。
（3）法律大化革新以后，日本以唐律为范本，开始制定和完善法律制度。
大化革新之初，政府制定了许多单项法令，如班田、租庸调制、户籍制、男女奴隶之法、丧葬制、二官八省一台制、国郡里制等。
668年制定了22篇的《近江令》，它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
据日本学者研究，《近江令》大体参考了唐代《贞观令》，成为以后日本《令》的基础。
天武天皇即位后，681年开始修订《近江令》，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飞鸟净御原令》，亦称《天武令》。
700年，天皇命刑部亲王，藤原不比等19人撰定律令。
该法典制定于大宝年间，称为《大宝律令》。
《大宝律令》基本修成于701年。
第二年开始全面实施。
《大宝律令》由律6卷、令11卷组成，参照《永徽律》和《永徽令》，律、相当于刑法，大抵模仿唐律，但吸收了日本故有的维持秩序的制度；令、相当于行政法、民法、诉讼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备受重视，它是根据日本社会经济实际，参照唐令制定的。
制定《大宝律令》的17年后的718年，藤原不比等奉元正天皇之命，以《大宝律令》和唐朝的《永徽令》为基础，制定了《养老律令》。
《养老律令》有律10卷13篇，令10卷30篇。
《养老律令》制定后没有立即实施，而放置39年后，直到757年才实施。
《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的制定，标志着日本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至此，日本已成为一个法式完备的封建国家。
唐、日刑名比较：唐律刑罚的种类有笞、杖、徒、流、死等五刑，《养老律令》也有，称五等。
唐律重罪称“十恶”有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第七种）、不睦、不义、内乱等；《养老律令》重罪称“八虐”：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
2、儒学和佛教｛儒学｝儒学传入日本的时间：A、285年说。
百济博士王仁。
B、405年。
（许多学者认为应神天皇十六年不应相当于公元285年，而废相当于公元405年）C、继体天皇七年(公元5l3年)。
日本人系统学习中国儒家典籍及其思想，则是晚至6世纪的事。
（据《日本书纪》记载，继体天皇七年(公元5l3年)，百济国王派遣五经博士段杨尔到日本。
3年后的516年，百济又派五经博士“汉高安茂请代博士段杨尔”。
以后，百济似乎继续以轮换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7书纪以来，儒家经典也成为日本各级学校的教课书，祭孔之礼也悦来越隆重。
739年，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
日本在768年奉孔子为文宣王。
｛佛教｝佛教于538年(或552年)从百济传入日本。
但其重大发展却始于6世纪末的“飞鸟时代”。
而诸宗学问的整备则是在8世纪以后的事情。
早期从朝鲜半岛片段传入的佛教的学问，及至7世纪下半叶起得以从中国直接地大量传入。
唐前期主要又六个佛教宗派：三论、法相、华严、律、俱舍、成实。
日本受唐朝影响，也有这六个佛教宗派，号称“南都六宗”。
由于其中俱舍、成实二宗仅为附宗，故主要讨论三论、法相、华严、律等四个宗派。
○三论宗：三论宗以印度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及其弟子提婆的《百论》作为立论基础而得名，属于从中观派发展而来的学派。
三论宗在中国是由鸠摩罗什(344—413年)翻译出上述著作而开展研究的。
三论宗向日本的传播过程：按照《三国佛法传通缘起》记述，该宗向日本的传播共有3次，即慧灌、智藏（672年被任命为僧正）、道慈（744年去世）的“三传”。
首先，是第一传的慧灌。
据《三国佛法传通缘起》，慧灌为高句丽人，625年来带日本。
看来日本的三论宗是7世纪中期初步形成，在进入8世纪后由道慈通过融汇新说使其发展，三论宗成果的形成是在8世纪后期。
○法相宗：法相宗来自印度的唯识说，是糅合护法等人对世亲《唯识三十颂》的注释，以玄奘翻译的《成唯识论》10卷为基础，由玄奘弟子大乘｛cheng｝甚(窥基，632—682年)集其大成的宗派。
按照《传通缘起》记述，法相宗在日本的传承有以下四传：第一传道昭，白雉四年(653年)入唐，师事玄奘；第二传智通、智达，齐明天皇四年(658年)入唐，师事玄奘、窥基；第三传智风、智驾、智雄，大宝三年(703年)入唐，师事智周；第四传玄肪，灵龟二年(716年)入唐，师事智周。
○律宗：相对于其他宗派教义的理论性，律宗以重在研究实践性的戒律而与之迥异。
因着重研习及传持戒律而得名。
实际创始人为唐代道宣。
因依据五部律中的《四分律》建宗，也称四分律宗。
复因道宣住终南山，又有南山律宗或南山宗之称。
据《僧史》记载，中国汉地翻译戒律和实行受戒，始于三国魏嘉平（249～254）中。
北魏孝文帝时，法聪在平城讲《四分律》，并口授弟子道覆作《四分律疏》6卷，内容只是大段科文。
因此法聪被认为是四分律师。
及至慧光造《四分律疏》，并删定羯磨，始奠定该宗基础。
慧光弟子道云传道洪，道洪弟子智首，慨叹当时五部律互相混杂，即研核古今学说，撰《五部区分钞》、《四分律疏》，影响很大。
智首的弟子道宣（596-667），专研律学。
继入终南山潜心述作，著《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四分比丘尼钞》，后被称为五大部。
他在终南山创设戒坛，制订佛教受戒仪式，从而正式形成宗派。
戒律传日的过程：无庸讳言佛教初传时戒律尚未完备，授戒条件也不完整。
根据《传通缘起》记载，崇峻天皇元年(588年)苏我马子曾向来自百济的僧人询问授戒仪式。
《日本书纪》载，同年曾有司马达等的女儿等3人以还俗僧惠便为师出家，改名善信尼等。
后来善信尼到百济接受了戒律。
《传通缘起》中还记载，此后直至天武天皇白凤四年(676年)时还有“僧尼虽多，未传戒律”的状况。
《传通缘起》记载最初到中国学习戒律的日本人是道光。
据《日本书纪》载，道光于白雉四年(653年)入唐，670年以后回国。
在鉴真之赴日前与戒律关系最为密切的在日僧人是道璇(702—760年)。
道璇也是唐僧人。
后来促成鉴真来日的留学僧荣睿、普照，此前曾邀请道璇作为传戒师于天平八年(736年)到日本。
他著有《梵网经注》，为梵网戒的推行作出了贡献，后辞去律师职务，隐遁比苏山林。
随着对戒律关注的高涨，终于迎来了鉴真的来日。
鉴真(688—763年)，扬州人士。
曾在长安师事恒景受戒，又从道岸等学习戒律。
后来，鉴真在扬州大明寺开讲戒律时，接受了来自日本的留学憎荣睿、普照的赴日邀请。
最终于天平胜宝五年(753年)越海抵达日本。
来日后的鉴真，于翌年在东大寺佛殿前开设戒坛，为圣武上皇、孝谦天皇授菩萨戒，为比丘授具足戒，至此日本佛教教团终于有了严密的戒律。
天平胜宝七年(755年)东大寺建立戒坛院，继之又于天平宝字五年(761年)在下野药师寺、筑紫观世音寺设立戒坛，合称“天下三戒坛”。
以后，必须在此三戒坛受戒，方可成为正式僧侣。
○华严宗：华严宗是以《华严经》为依据在中国形成的宗派。
《华严经》的最初汉译本出于420年，695-798年又陆续出现了第二、三种汉译本。
《华严经》是宣说佛陀觉悟的世界，以“三界唯心”之说为核心，表现了将全世界作为觉悟之心显现的“法界”来理解的宏大的世界观。
中国华严宗的传承有杜顺(557——640年)、智俨(602—668年)、法藏(643—712年)、澄观(738—839年)、宗密(780一841年)五祖。
杜顺虽被尊为初祖，却少有教说的建树，真正发展是始于智俨，而由法藏完成的。
到法藏时终于建立起华严宗教说体系。
据《传通缘起》记载，华严宗在日本的传播首推道璇（702-760年）。
此人在前面探讨律宗时已经涉及，是普寂弟子，通晓禅、律、华严、天台诸家学说。
但是，《华严经》的宣讲是在良辨(689—773年)和审详(审祥)时完成的。
唐后期流行天台宗、真言宗，日本也如此。
○天台宗；据天台宗系谱，初祖为印度龙树，二祖为北齐慧思，三祖为慧文，而实际创始人则是陈隋之际的智者(531～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