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本章基本历史线索基本历史线索——（1927.8——1937.7）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该时期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中心内容是土地革命，所以也称10年内战时期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其主要历史特点是：①这10年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经历的最艰难、最曲折的历史阶段，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战胜了千难万险；②党开始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并逐步把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③党同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由破裂到重新组合，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又逐步形成了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④在同阶级敌人的艰苦曲折的斗争中，在同党内“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党逐步提高了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水平，毛泽东思想逐步形成并在多方面展开。

党逐步达到政治上的成熟。

第八章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一、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政局第一，新建立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政权，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

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仍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中国社会的性质没有变化，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而且，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榨也更加严重了。

由此，也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没有变，依然是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全国统治的建立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实行“清党”、“分共”政策后，国民党立即陷入互争雄长的派系角逐中。

1928年底，国民党各派系在一致反共的基础上，建立了以蒋介石为核心的暂时统一的南京国民政府。

当时，国民党各派势力主要的有三个：以蒋介石、胡汉民为代表的南京派(简称宁派)；以汪清卫、唐生智为代表的武汉派(简称汉派)；以谢持、张继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简称沪派)。

宁汉两派各有一个国民党中央，各有一个国民政府，西山会议派则有一个国民党中央党部。

三派之外还有一些各自为政的地方实力派，如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以冯玉祥为代表的西北军和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山西军阀等。

国民党内各派的纷争，当时主要表现为宁汉的矛盾和斗争。

武汉方面组织有东征军，兵分两路，由唐生智、张发奎指挥“东征讨蒋”；南京方面也派出军队，由李宗仁指挥，“西征讨共”。

冯玉祥则居间调停。

宁、汉双方都争做国民党纳“正统”，以便由自己来掌握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的反革命政权。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宁汉双方在共同反共的基础上开始相互妥协，并在宁方宣布废除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恢复西山会议派骨干分子的国民党党籍后，宁汉沪三方开始合流。

此时，对蒋介石的处境十分不利。

以汪精卫为首的汉方要求宁方承认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为国民党的最高机关，并取消蒋介石的权力。

在宁方内部，由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徐州前线败于孙传芳的部队，早有取蒋而代之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机移兵南京，逼蒋下台。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采取暂避锋芒，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927年8月13日宣布下台，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

宁方实权落到早就想联汪伐奉的桂系手中，从而为宁汉双方合流创造了条件。

蒋介石的下野，进一步促进了宁汉合流。

8月22日，汉方代表汪精卫、孙科、唐生智等与宁方代表李宗仁等在庐山商议合作办法，决定武汉政府于9月3前迁往南京，与南京政府合并。

9月间，宁、汉、沪三方代表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作为行使党权的临时最高机关。

特委会的成立，形式上把宁汉对立的两个政权合并为一个包括各派联合的政权，但实际上，国民党各派的矛盾和纠纷并未解决。

汪精卫因未获中央实权，回到武汉后，即与唐生智结合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攻击特委会代行中央职权是“违法篡党”，挟鄂、湘、皖三省与南京相峙，这样，宁汉合流又形成了宁汉对立。

并且于1927年10月至11月间，演成了宁汉战争。

后来，桂系联合湘系的程潜，在冯玉祥的配合下，唐军迅速败退，放弃武汉。

11月11日唐生智通电下野，部队撤往湘南，南京方面的桂系势力扩展到武汉。

与此同时，1927年9月底，粤系张发奎回到广州后，公开打出“拥汪护党”的旗号，反对特委会，并且联合桂系李济深联名电请汪精卫回粤“主持党国大计”。

汪精卫抵达广州后，积极与李济深、张发奎等各方势力联合，企图以广州为据点，与南京方面对立。

宁汉对立又演变成为宁粤对立。

再说蒋介石下台后，带领张群等一班亲信东渡日本，与日本各界要人频频举行会晤。

蒋以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享有特殊地位和权益为条件，谋求得到日本的支持。

在日本期间，蒋还与美国驻日特使达成秘密协议，以保障并帮助发展美国在华权益为条件，取得了美国的支持。

他还拜见了宋美龄的母亲，取得了宋母对他和宋美龄结婚的同意。

通过这种政治婚姻，蒋以宋氏家族为纽带，进一步密切了同美国的关系。

从国内政局来说，当时国民党内互相斗争的各派，为了加强自身的地位以战胜对方，都希望得到蒋介石的帮助。

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因遭到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事进攻，很希望蒋介石重新上台，以便联合国民党各派共同讨奉；桂系则主张蒋介石复职，实行拥蒋反汪的策略；汪精卫本来与蒋对立，但11月间张发奎突然攻击在广东的桂军，12月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了广州，桂系及各派官僚政客均引为口实，一致攻击汪精卫集团。

汪精卫处境孤立，不得不对蒋让步，同时又想拉蒋制桂，遂于12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上，提议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取消也为蒋介石所反对的特委会，并愿将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之事交由蒋介石办理。

不久，江精卫被迫秘密出国。

1928年1月9日，蒋介石在南京宣告复职。

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

会议通过了《整理党务》、《改组国民政府》、《制止共产党阴谋》和《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等议案。

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全面地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抛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蒋介石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建立作了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即着手整编军队，准备“北伐”。

将何应钦掌握的第—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蒋介石嫌总司令；将国民革命联军改编为第二集团军，以冯玉祥为总司令；北方的国民革命军改编为第三集团军，以阎锡山为总司令；两湖的部队改编为第四集团军，以李宗仁为总司令。

蒋、冯、阎、桂四派新军阀的暂时妥协，完成了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北伐”准备。

5月中旬，北伐军逼近京津地区，奉系军阀部队退往山海关以外。

在退军过程中，日本人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

6月8日，阎锡山部进入北京，反奉战争基本结束。

张作霖死后，东北政局复杂，日本一方面以武力相威胁阻挡国民党军北进；另一方面，企图乘东北混乱之机扶植清皇族博仪等复辟势力成立“满蒙帝国”。

张学良潜回东北，宣布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并发出通电，希望和平与不妨碍统一。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决定改用和平方法解决东北问题。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发出“易帜”通电。

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

至此，国民党政府取得了全国政权形式上的“统一”。

附加：蒋介石为什么能打败其他对手，取得国民党的领导权。

由蒋介石来继承外逸仙的衣钵，比如说，在1925年孙逸仙逝世时，是无从预见的。

那时，国民党领导权似乎注定要给汪精下、胡汉民或廖仲凯；他们三人都比蒋介石有丰富得多的革命经历，与孙逸仙的关系也更为亲密。

然而，蒋介石对于政敌有三大优势，他之所以能当权多归因于此。

首先，他是军人，而军队当时已成为主要的政治工具。

他上台的最重要的一步，是他在1923年受孙逸仙指派指挥国民党在黄埔的军校。

作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监督千万名军校学生的训练(在1924一l 926年间仅在最初四期就有5000名学生毕业)，他与许多学生之间形成了中国师生之间的强有力的联系。

毕业后，这些青年军官取得党军的指挥权，而党军一般比军阀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

达支军队成为效忠蒋介石的有力的工具，他得以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有效地加以运用。

例如，蒋介石在1927年8月被迫下野之后，他继续得到党军的效忠，从而有效地控制了党军。

所以，没有蒋介石的合作，中央特别委员会实际上无力对华北进行北伐。

此外，在1927年12月20日，18个将领由何应钦领衔联名打电报给特别委员会，要求重新任命蒋介石为最高军事司令官。

利用军队的支持——连同各种政治和金融势力的支持——蒋介石迫使特别委员会辞职，并在1928年1月恢复了他在党政军中的统治地位。

蒋介石在政治斗争中享有的第二个优势，是优越的财政基础。

北伐期间，一些革命领导人向蒋介石建议，绕过重兵据守的上海去占领华北。

他们认为到那时上海将会不战而落入革命军手中。

然而，蒋介石像1913年以后的孙逸仙一样，把这座长江沿岸的大城市看作主要军事目标。

蒋介石比国民党大多数其他领导人更加认识到上海在财政上的重要性，知道控制上海税款收入胜过指挥许多个师的军队。

在1912年和1922年间，蒋介石有很多时间在上海。

他和那里的金融界领袖人物有密切关系，据说同青帮一—一这是个控制上海下层社会的秘密团体一一头子也有密切关系。

当然，上海的财源必须加以发掘。

这点起初不会遇到困难，因为上海的资本家在1927年春被共产主义日益迫近的幽灵弄得惊慌失措，他们联名上书，要求蒋介石防止过激的革命行为发生。

这正合蒋介石之意。

虽然蒋介石过去有时唱过左派过激的高调，但是，他也被越来越激进的共产党人所困扰。

或许，甚至更加使他心神不宁的，是由鲍罗廷和中国左派分子在武汉谋划的对他领导权的政治威胁。

由此可见蒋介石和资本家互相需要。

上海资本家在3月未同意向他提供首批预付款390万元。

作为回报，他答应制止上海劳工运动，并从革命运动中清除共产党势力。

1927年4月12日黎明前，蒋介石以大举镇压上海共产党领导的工会，来忠实地履行这宗交易规定的义务。

数以百汁，或许是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和工人，在这次血腥的清洗中被杀害。

可是资本家却如愿以偿；共产党人不再成为上海的威胁。

在南京的10年时期，政府从全国经济的贸易和制造部门——大多集中在上海地区——取得政府税收的近85％。

政府在财政上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发行公债来弥补赤字。

这样，又是上海的资本家认购公债的大部分。

由于能够发掘中国这个最大、最现代的城市的财富，蒋介石比他的政敌享有一种值得羡慕的优势。

例如，冯玉祥痛感他所以不能与蒋介石竞争，是因为国民党军队的薪饷、给养和装备都比他的军队优越。

他声称，蒋介石还非常富有，足以用钱收买对方军队归附以挫败对手。

第三个为蒋介石在国民党运动中取得优势的因素，是他对派系和军阀政治的权术运用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