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研究的当代文化价值

生态文学研究的当代文化价值

摘要：当环境遭到严重污染、资源变得匮乏奇缺、人与自然关系出现问题等生态危机日益凸显时，“生态文学”诞生了，并在世界各地异军突起，迅速形成拥有大批研究学者的队伍，体现出鲜明的当代价值倾向性。文章对生态文学发生、发展以及现实针对性进行考辨，挖掘生态文学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文化根源，分析当代文化价值特征，强调优化生态文化的意义，连接起文学与人类精神中断的脉络，思考在充满生存危机的今天重新确立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形态和价值理念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生态危机；文化价值

生态文学（ecological literature）或称生态批评(eco-criticism)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源自美国。相对于其他西方文论而言，生态批评出现较晚，但它的诞生立刻引起世界各地学者的关注，并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越来越高涨的生态文学思潮。那么，什么是生态文学？它的含义是什么？关于生态文学的定义，厦门大学王诺教授在《欧美生态文学》中非常明确指出：“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1]。”它强调了生态文学研究的任务是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分析考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查找造成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换言之，就是用生态批评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文学作品，通过文学重审人类文化价值观，探寻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在社会发展中对自然态度和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的态度是一种文化价值取向的选择。生态文学研究不仅研究文学作品如何表现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而且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奢侈、消费、享乐主义思想使人类面临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双重危机。因此，从生态文化角度挖掘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基础和文化价值根源，重新确立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价值理念势在必行。

一、生态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生态文学产生的背景是不断加剧的生态危机和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18世纪60年代，随着英国第一台工业大机器的运转和科学技术的日益更新，人类进入了一个工业文明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膨胀，开始疯狂地向地球攫取和破坏，大自然沦为被征服和被改造的对象。人类把自然用作实现自己巨大潜能的工具，为自己创造了日益丰富的物质世界，消费主义滋生蔓延。然而正当人类沉浸于享受自己创造的辉煌财富时，却同时尝到了“人类中心主义”带给自己的苦果。面对越来越狂妄自大和奢侈浪费的人类，大自然以它特有的方式向人类敲响警钟：大气污染、水土流失、物种灭绝、全球变暖、温室效应、资源枯竭、臭氧空洞、地震频发、森林毁灭、生态失衡等，形成威胁人类生存的生态大灾难。

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192个国家的官员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协议。在此之前发生在珠穆朗玛峰的气候变化，是改变地球的先兆，环境问题再次吸引全球众多关注。尽管本次会议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但各国领导人并没有站在世界人民未来长远利益角度，从生态精神出发，导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最终并未能出台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文本，留给人们的仍然是混乱与困惑。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任重道远。正是由于人类认知论的偏差和西方“现代性”的加速，加之人类自身对地球肆无忌惮的掠夺，引起全球知识界的忧虑，严峻的生态现实催发了生态文学的产生。

生态文学批评的端倪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初。据王诺，1974年，美国人类生态学家约瑟夫·密克尔率先在其出版的专著《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中提出“文学的生

态学”（literary ecology）术语，书中介绍了这一术语是指文学作品中对生物主题和关系研究的描述，同时试图揭示文学在人类生态学中的作用。他主张文学批评应当探讨“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真诚地挖掘文学对大自然和人类行为的影响；同年，《现代语言学会会刊》刊出了另一位美国学者克洛伯尔的文章，文中他提出了与密克尔相似的概念，将术语“生态学”（ecology）和“生态的”（ecological）引入文学批评中。但首次明确使用“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词的是学者威廉·鲁克尔特，1978年他在《衣阿华评论》上发表了《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一文，提倡“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把生态学和生态概念应用于文学研究，强调文学批评家必须具有生态学视野[2]。

20世纪90年代，大量生态批评专著问世，生态文学开始兴盛。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贝特的《浪漫主义的生态学》、克洛伯尔的《生态批评：浪漫的想象与生态意识》、布伊尔的《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文学和美国文化的构成》、格罗特费尔蒂和弗罗姆主编的论文集《生态批评读本》、《新文学史》，其中包括菲力普·达纳的《生态批评、文学理论和生态学真谛》、布伊尔的《生态的起义》在内的10篇专论生态批评的文章。进入21世纪，更多的作家、诗人加入到生态文学创作、研究、批评队伍中来，生态文学也更加迅猛地发展。正如2000年贝特在《大地之歌》里所呼吁的那样：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却早已进入了危机四伏的时代。这是在为全人类描述生态文学赖以生成的生态危机真实写照。生态文学是在人类和地球生存危机日益恶化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如何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已不再是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学解决的问题，而是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要研究的问题。生态文学的文化价值迷失和消费主义蔓延使人类遭遇前所未有的现代性危机——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双重危机，只要地球生态危机不消除，生态文学就有发展的土壤。

二、生态文学的思想基础与文化根源

西方圣经故事中“伊甸园”的自然王国和东方女娲补天的神奇传说都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美好想象和渴望，生态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也促使许多中西方学者开始寻找传统文化中生态思想的文化根源。

北美印第安人把自己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相信万物有灵，认为世界是万物的共同家园，所有的动植物和人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人类必须敬畏和感恩大自然，不能超越生存需求而肆意掠夺榨取它，因为人的生存依赖于大自然，否则将遭报应。1854年，苏夸美什部落的酋长西雅图发表了一个口头上的宣言，称之为《西雅图宣言》，宣言表达了当时北美印第安人的整体生态思想：“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而大地也是我们的一部分”。这一生态思想一直都深深影响着欧美文化[3]。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相信，人生的目的就是在于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中。古罗马西塞罗强调动物与人一样，应当具有生命的尊严，所以要尊重一切生命。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切萨皮尔诺明确倡导要尊重自然万物，自然界中所有生物都有自己的神圣价值，没有什么东西令人唾弃。还有阿伦·奈斯的反“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学批评；艾尔多的“生态中心论”理论等。

中国文化中所特有的生态思想和生存智慧博大丰厚，许多古代哲学家、思想家都有独到见解。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哲学；孟子的“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观点；荀子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论断；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人论；王守仁的“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4]生态感受都充分体现了中国道家强调的人与自然融合的整体自然观：天人合一。这些中国传统原典中蕴含的生命意识实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跨越时空的对话，揭示出道家、儒家自然思维的观物感悟，奠定了全球化语境下建构新一轮平等和谐文化理念的生态思想基础。

18-19世纪记录了西方文明史上第一个生态思想繁荣期。回归自然并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思想一度成为主流哲学思潮，浪漫主义文学在这一时期做出了极大贡献。所谓“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