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西欧的政教之争王之香

中世纪西欧的政教之争
摘要：政教矛盾和冲突贯穿了整个西欧中世纪，对西欧历史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对于教会权与王权之间的这场尖锐复杂、旷日持久的斗争，本文试从中古西欧历史入手，分三个阶段来分析，以期能了解两者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和对西欧历史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中世纪西欧教权王权
欧洲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至公元1500年的一千年间被称为中世纪，这个时期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最为黑暗的时期。

“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一边从头做起。

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的文明城市”。

⑤卷七，p400 “公元5世纪，“蛮族”日耳曼人的入侵，打破了旧日罗马帝国的社会秩序，分割了西欧，历史出现了倒退。

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西欧出现了一个断层时期，残存的古典文化大多隐藏在修道院里。

基督教在这个杂乱无章的世界中成为一片文明的绿洲，它理所当然地担负起寻觅一条恢复秩序及文明教化的艰辛道路的责任。

蛮族应处于“英雄时代”无力承担此任，必须在教会的指引下建立国家。

因而教会在帮助蛮族建国、治国及扩张过程中与世俗政权结成一种密切相连的二元关系。

教会权力系统与世俗权力系统并存的权力二元化结构，是西欧封建社会的一大特征。

教会摄取了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化等各方面的特权”。

⑥西欧的封建制度便是在这一背景下，由日尔曼、罗马和基督教三种因素互相融合，从罗马灭亡后的废墟上产生、发展起来的。

骑士制度同样也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是欧洲在封建化的过程中逐步产生、确立起来的封建附庸制度。

中世纪的欧洲国家是一种松懈的领土集合体。

在西欧社会的历史中基督教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基督教起源于罗马帝国，它的发展盛期在中世纪，这是西欧封建经济和政治的条件所决定的。

基督教在中世纪逐渐取得统治地位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天主教有严密、完善的组织，教会靠此分享西欧政权。

9世纪的欧洲实现了基督教化，教会遍及城乡。

基督教会依照世俗封建等级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教阶制度。

教会的组织规模庞大，职能齐备。

罗马教皇是教会的最高首脑，这一职位从有影响的枢机主教中选出，终身任职。

以下是由罗马教皇直接任命的最高级主教即枢机主教，他们与各国政界要人有微妙关系。

再下有宗主教、都主教、一般主教等。

教皇常向各国派出训练有素的传教士、间谍、密探或代理人，他们或为政治顾问，或为重要官员，参与国家政治决策，左右各国政治。

教会自成一体的组织系统与社区的政治权力为教权极盛奠定了组织与政治基础。

第二，教会取得了遍及西欧的土地，是西欧封建社会最大的封建领主，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由于世俗封建主的依赖，教会不断得到国王和官员的封赐，加上信徒的捐赠，对异端份子产业的吞并与开垦无主荒地，教会取得了巨额地产。

此外教会还利用各种非法手段掠取土地。

12世纪末，罗马教廷的年收入比西欧任何一国的年收入要高得多，这为教权极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三，教会积极参与立法、司法活动，享有司法特权。

自从法王克洛维皈依基督教以后，即给予兰斯大教堂“豁免权”，教堂可以不受世俗官员的干涉，即使有犯罪分子潜入，官兵也不能追捕。

后来这项特权扩展到别的教堂。

教会也拥有一批著名的法学家，他们被邀请参加世俗法律建设工作。

后来又出现了教会法庭。

至13世纪，教会法庭凌驾于国王法庭之上。

第四，教会拥有军事力量，掌握军事大权。

和世俗领主组织私人护卫一样，教会也组织僧兵。

教会上层人士活跃于军旅，或当军事顾问，或当军事指挥官，本笃会在这方面表现尤
为突出。

教会组织十字军骑士团、教会骑士团、神庙骑士团等，频繁奉命讨伐种种“异端”，帮助世俗领主镇压农民起义、市民暴动和民族运动。

僧侣在军事活动的地位是教会权力表现出暴力与专制的性质。

第五，垄断教育文化事业，控制人们的思想，是教权极盛的思想基础。

中世纪初期，经过蛮族的打击，古典文明不复存在，仅神职人员掌握着知识，加上蛮族在治国过程中对教会的依赖，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

⑥
在西欧中世纪的历史中，政教矛盾一直存在，政权与教权一直是此消彼长，处于激烈的斗争中。

开始，罗马教皇和神职人员总是从属于世俗的君主或领主的。

但到十一世纪末，其地位大大改观。

教会利用世俗封建主的相互格斗和厮拼而有力的增强了经济和政治力量，希求确立对整个欧洲的统治。

不过世俗的皇帝和君主们是不甘心充当教会走卒的。

他们对教会的支持与合作，说到底，无非是个利用。

所以，一旦他们感到教会势力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时候，便要采取断然措施相抗衡，以至于不惜诉诸武力，总之，在中世纪，教会权（神权）与王权之间的斗争是尖锐复杂、旷日持久的，二者之间的斗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五至八世纪的酝酿期；第二阶段是九到十三世纪，教权高涨，与政权形成对垒之势，期间教权达到颠峰状态，随后便开始由胜转衰；第三阶段是随着君主国家的形成和各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萌发，王权逐步得到加强，教权节节败退，王权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一、酝酿时期中世纪伊始，基督教教会和基督教国家二者，只不过被当作统一社会的两种基本的职能机构而已，它们只有分工的差别，并无不同社会性质的对立。

它们并没有料到嗣后彼此之间会发生多大的冲突。

尽管如此，在某些神职人员的思想理论中，已显露了夸张神权的苗头。

盖拉西（492——496年为教皇），是最早提倡教政二元主义的理论家之一，他提出所谓的“双剑”论。

他说，在基督那里，本来是君主、教主合为一体的；但基督深知人的弱点，便在尘世中将这两种职能分开，将两把剑一给君主，一给教主，并令他们互相提携。

盖拉西说：“治理现世有两大系统，一为教士的神权，一为人主的君权。

在‘最后判决’中，就是君主也必须由教主代向天主负责。

就此点而论，则这两种权力中，教士权力的分量较重。

”又说：“耶稣·基督在规范这两权各得其所的方法和尊严中，又区别彼此的职务……既：为使来世的永生，信教皇帝应需用教士，而教士应用皇法也是为了尘俗事务的缘故。

”
⑴由以上可以看出，在中古初期，神权开始觊觎世俗权力，并为以后染指世俗权力寻求理论上的依据。

在公元六七世纪时，罗马主教趁拜占廷皇帝对意大利的控制削弱之机，首先统治了罗马，继之又在意大利中部占据了大片土地，在格列高一世（590——604年）任罗马主教时，对西欧教会开始有了较强的影响，此后罗马主教逐渐独占了教皇的名号。

在751年，教皇与西欧新兴封建主法兰克国王结盟，支持法兰克王丕平篡夺王位后，后者在754年战胜意大利北部伦巴德人时，强迫伦巴德人把侵占的意大利中部的一片领土交给教皇，教皇从756年起，在这片领地上形成了一个世俗国家，俗称“教皇国”。

这样，教皇在宗教权力之外，又获得了相当大的世俗权力，这为盖拉西“双剑论”的推行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以后神权与王权的斗争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力量。

二、教权与王权的对垒
随着十一世纪欧洲经济的增长，教会的经济力量越来越大，逐渐想摆脱世俗政权的控制，表现为这个时期兴起的教会内部的改革运动——克吕尼运动。

改革的内容主要是恢复和执行传统的僧侣生活，通过赠予土地和庄园，使修道院获得一定的自治权。

这种自治权逐渐演变成不受任何教俗贵族的控制，甚至可以摆脱教皇宗主权的局面。

改革者要求严格教会管理，反对世俗政权对教会的操纵。

克吕尼改革运动规模不断扩大，最后形成大规模的教会改革运动。

克吕尼运动加强了教会的组织力量，最后由改革者与教廷建立起联系，而打破了数世纪以来，政教之间虽有矛盾，但相安无事的局面。

在修道院改革运动的影响之下，教会改革又开始了。

罗马教会改革是在德意志皇权的推动
下开始的，在改革运动初期，起主导作用的是德意志国王。

1049年，利奥九世上台掀开了罗马教会改革的新篇章。

在改革过程中，罗马教廷的改革派与罗马贵族展开激烈的斗争，目的是为了彻底摆脱罗马贵族的控制和禁止他们对教廷事务的干预，其中表现突出的就是反对买卖圣职的斗争。

在斗争的过程中强调教会的任何职务都不能由世俗领主授予，甚至不能由国王或皇帝授予，买卖圣职是一种罪过，所以他们严厉批判买卖圣职者。

在罗马教会改革过程中，塑造罗马教皇权威是一个重要内容。

利奥九世周游各国努力与下层建立直接联系，这些大大增强了教皇权利的世界性。

随着修道院改革和教会改革运动的展开，教会世俗权力不断扩大，教皇、大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享受着各种经济特权。

经济地位的提升增强了他们对政治权力的渴望。

教皇逐渐有了自己的封臣，有了一定的军事力量，使其具有一个诸侯国君主的性质。

①p150长期以来加剧了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最终引起了主教授职权之争。

在主教授职权之争这一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时件就是卡罗莎事件。

1073年，克吕尼修道院修士希尔得布兰德当选为教皇，即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由此开始了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分庭抗礼。

1077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趁德国国内局势未稳之际，命令亨利四世放弃任命德国境内各教会主教的权利，宣布教皇的地位高于一切世俗政权，甚至可以罢免皇帝。

对此亨利四世召集德意志主教会议，宣布废黜教皇，并与之相对抗。

国王亨利四世与教皇争权夺利，斗争日益激烈，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地步。

亨利四世想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教皇则想把亨利所有的自主权都剥夺殆尽。

于是格里高利七世发布敕令，废黜德皇亨利四世，革除其教籍，解除臣民对他的孝忠誓约。

与此同时，德国国内以公爵鲁道夫为首闹独立的一些诸侯宣称，倘若亨利四世不能得到教皇的宽恕，他们将不承认他的君主地位。

教皇不仅要德国人反对亨利，也在其他国家掀起了反亨利浪潮。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亨利四世被迫妥协。

他再也无法顾及自己高贵的国王身份，1077年一月，他冒着严寒，翻山越岭，千里迢迢前往罗马，演出了一场“负荆请罪”。

格里高利故意不予理睬，在亨利到达之前去了远离罗马，意大利北部的卡罗莎行宫。

亨利没有办法，只好又前往卡罗莎拜见教皇。

教皇紧闭城堡大门，不让亨利进来。

为了保住皇帝宝座，亨利忍辱站在城堡门前求饶。

当时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身为帝王之尊的亨利带着自己的孩子赤足披毡，一直在雪里站了三天三夜，教皇才开门相迎，饶恕了他。

亨利恢复教籍，保住帝位，返回德国后，集中精力整治内部，平息了诸侯反对派，曾一度韦继他王位的内部反抗势力逐一告灭。

1080年，亨利四世立即挥戈南下，将矛头直指意大利，准备以武力血洗“卡诺莎之辱”。

1084年德皇大军攻陷罗马，格列高利七世匆忙出逃。

次年，格列高利七世在孤独中克死意大利南部的萨莱诺。

卡诺莎事件是教权与皇权矛盾激化的一个表现，同时它也充分证明经过改革后的罗马教会已经完全摆脱了世俗君权的控制，成为能与之相抗衡的教会君主。

导致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发生冲突的直接原因是，教会要摆脱世俗政权的控制，但是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皇帝和教皇政策中的“世界主义”倾向，即双方都想确立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统治。

教皇认为自己是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理应控制和指导世俗君主，教皇以开除教籍和褫夺教权为武器，来操纵世俗政权，
实现其帝国野心。

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四处干涉，以俗界领袖自居。

双方斗争的焦点是主教叙任权和对意大利的控制权。

这两点对教皇和皇帝推行他们的“世界帝国”政策至关重要。

首先，教皇视主教叙任权为摆脱世俗政权、培植教廷的驯服仆从的工具，皇帝则一向通过任命主教来控制教会，并把自己控制的教会看作是帝国的重要支柱；其次，教皇要通过控制意大利来捍卫罗马，皇帝则想通过控制意大利来壮大自己的力量。

“格里高利七世之后，罗马教廷推荐法国籍的红衣主教奥斯提亚的奥托为教皇，称为乌二班二世。

他是继格里高利七世后又一个坚定地改革派。

为了进一步实施教会国家的神权政治，1096年春，发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证明教皇是基督徒公认的教会君主，提高了罗马教皇在欧洲社会中的地位和威望。

在乌尔班二世时期，德意志王权仍然是罗马教会扩大教权的主要障碍。

”①p196亨利四世的继任者坚持享有圣职授职权，并要求教皇为其实施皇帝加冕礼。

当时教皇中的帕萨里斯为解决授职权之争对德意志国王采取的妥协态度引起了罗马教廷改革的激进派的反对。

双方矛盾激化，最终在1122年双方签订了沃尔姆斯协定。

它否定了德意志皇帝的主教授职权，动摇了皇权的支柱，削弱了皇权，为罗马教皇加强皇权提供重要的历史条件。

教皇格里戈利七世与皇帝亨利四世（1056——1106年）开始的争夺主教叙任权的斗争，最终以皇帝亨利五世（1106——1125年）与教皇签订妥协的《沃姆斯宗教协定》（1122年）而告终。

按照协定，皇帝放弃主教叙任权，主教由教士选举产生，但皇帝有权出席选举，并在有争议时作出最后的决定，教皇则将授予新主教权标，以象征领地和行政权力的重要特权让与皇帝。

从表面上看，教会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废止世俗君主的主教叙任权，但实际上皇帝对教会仍有较大的控制权。

教皇要控制整个基督世界的企图尚未实现，因此，从十二世纪后期起，教皇又与皇帝为争夺意大利的控制权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结果，皇帝菲特烈一世于1176年林雅诺惨败，而几乎放弃了在意大利的一切要求，教皇权威终于在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达到了极盛。

英诺森三世在中部意大利建立教皇国以拱卫罗马；他任命皇帝，英国向他屈服，法国与他结盟；他镇压了南法阿尔比异端，提倡新僧团的福音等等。

而且在那个时代，任何不符合神学正统的思想学说，都被斥责为“异端”而受到禁止和迫害。

总之，那时“基督教使西欧封建社会各个方面都染上了宗教色彩。

”
中世纪以来，德意志王权和皇权与罗马教会联系非常紧密。

1211年，英诺森三世为弗里德里希二世加冕，使得意志王权依附于教权。

但是弗里德里希二世不甘心受制于教皇，他企图在欧洲建立一个世界帝国的政策。

为了扩大统治中心，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意大利推行城市政策，控制德、意往来。

这样的城市政策引起了伦巴底城市同盟的坚决反对与斗争。

“1237年，德皇与伦巴底城市同盟斗争，把意大利一些城市推到了教皇一边，致使教权与皇权斗争更加复杂。

”①P294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扩张政策使得他无暇顾及本土，为了防止后顾之忧，他对国内采取安抚政策，赢得了诸侯的支持。

安定好后院之后，弗里德里希二世继续在意大利推行建立世界帝国的政策，这一政策的推行削弱了的意志王权，使其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

各教俗封建主互相争夺、吞并，导致霍亨斯陶芬王朝统治结束。

德意志皇权的崩溃，结束了持续2个世纪的皇权与教权的斗争。

然而教权却逐渐从顶峰衰落下来，这是封建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王权加强教权衰退从十二世纪起，西欧城市发展迅速，商品经济繁荣。

在商贸活动的刺激之下，西欧经济开始朝着商品货币经济的方向发展。

在商品经济中，个体生产占绝大部分，个体生产使得人的自我意识逐渐加强，传统的宗教观念逐渐在人们心中淡薄，人们的宗教意识中增添了许多理性的自我宗教意识。

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运动不断兴起。

市民阶层在城市运动中兴起，虽然他们具有一定的法律地位，但是政治地位却是非常的低。

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政治地位，他们与封建特权进行斗争。

同时，他们也反对教会的专制独裁统治，并在主教城市率先展开争取自由的斗争。

为了反对主教控制城市的统治权，城市市民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站在了国王这一边。

具体事例就是1073年沃尔姆斯的市民驱逐了在政教斗争中罗马教皇的大主教，打开城门迎接德皇亨利四世。

接着1074年，1077年，1101年先后发生城市市民驱逐大主教事件。

所以在整个西欧城市自治斗争中，城市市民依靠世俗王权成了显著特征。

罗马教会不断在城市推行“教权之上”的思想遭到了市民的强烈抵制。

他们发对教会和修道院的腐化，反对他们积累财富、滥用特权。

在整个城市运动中，法国勒曼的修士亨利和保加利亚的修士包格米勒为城市市民斗争做出来突出贡献。

异端运动抵制了罗马教廷推行“教权至上”的思想。

异端运动遭到了罗马教会教权的残酷镇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英诺森三世任教皇期间组织十字军进行镇压。

罗马教会对异端运动实行残酷镇压非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刺激了异端运动更加深入。

罗马的教会权威遭到了否定。

随着城市运动的发展，城市市民阶层不断争取政治上的自治权。

“在英国和法国先后成立的三级会议中，市民虽然被列为第三等级，但是他们所起的作用不久却居于第一。

”①P332封建特权和基督教会特权都受到了限制。

随着罗马法的不断研究和发现，法、英、德先后制定了自己的法律，导致罗马的教会法失去了世界性的权威。

到十四世纪西欧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

经济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消除封建割据，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强王权，统一国家。

另外，在皇帝和教皇的争霸过程中，教皇插手世俗事务，削弱了教皇作为西欧精神领袖的地位，日益等同于一个世俗君主。

为适应插手世俗事务的需要，在教会管理上，教廷被迫借助于世俗的方式，尤其是一整套税收和财政体系。

并且，既然教廷没有一个教会税收体系，因而教廷不得不像世俗国家那样，运用它的司法权力作为一项税收来源，这就必然造成对世俗法权的干涉。

教廷的世俗化，它对各国教会的控制、对国家司法的干涉，以及它苛重的税收，都必然加深教皇与普通基督教徒之间的鸿沟，引起西欧各国王权的不满，所以只有彻底摆脱教皇的控制，西欧国家才会得到真正的发展。

从十二世纪起，西欧各国国王便以宗教宗主权为武器来加强王权。

所以西欧王权加强的每一步都伴随着与教皇的斗争。

王权逐步加强教权节节失利，这个过程在法国的历史中可以清晰的看出来。

在路易九世时期（1226——1230年），国王实行司法、货币和军事改革，促进了经济统一与中央政府权力的加强。

到腓力四世时期（1285——1314年），王权继续加强。

腓力四世为夺取附属的城市伊兰得尔，推行战争政策，经常感到财政困难，他便向法国教士征收捐税，下令对教会财产征收20%的所得税，遭到教皇卜尼法八世的反对，并发出教俗敕谕，宣布未经教皇同意，教士不得向国王交纳所得税，政教矛盾再次激化。

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在政教斗争激烈时死去，新教皇克力门五世是在法国国王直接压力下当选的。

教廷从这时候迁到了法国阿维农城，总共住了七十年（1308——1378年），史称“阿维农之囚”。

腓力四世继续和教皇作斗争，于1307年没收神庙骑士团财产。

1312年教皇正式宣布解散神庙骑士团。

腓力四世得到完全胜利，教权受到了重大打击。

“阿维农之囚”事件充分的表明了教权在这一
时期衰落的趋势。

王权能最终取得胜利要归因于在王权与教皇的斗争中，西欧各国的民族意识开始了最初的萌动。

十二、十三世纪开始的西欧王权的加强，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运动，到十五、十六世纪大体完成。

这一漫长过程的结束，终结了教会在中古盛期所确立的“万流归宗”的地位，王权的加强、民族国家的胜利必然意味着教皇势力的衰落。

总之，教权与王权的冲突，以王权的最终胜利而告终。

教皇作为西欧最高效忠对象的地位消失，各国王权成为各国臣民最高的效忠对象。

王权的加强，民族意识的萌动，是西欧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参考书目：1、《权力之争》王亚平东方出版社1995
2、《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汤普逊商务印书馆1997
3、《基督教会史》[美]沃尔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欧洲中世纪简史》[美]C、W霍莱斯特.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6、《西欧中世纪教权极盛的原因》秦燕飞
7、《权力导致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发生冲突的直接原因是，教会要摆脱世俗政权的控制，但是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皇帝和教皇政策中的“世界主义”倾向，即双方都想确立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统治。

教皇认为自己是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理应控制和指导世俗君主，教皇以开除教籍和褫夺教权为武器，来操纵世俗政权，实现其帝国野心。

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四处干涉，以俗界领袖自居。

双方斗争的焦点是主教叙任权和对意大利的控制权。

这两点对教皇和皇帝推行他们的“世界帝国”政策至关重要。

首先，教皇视主教叙任权为摆脱世俗政权、培植教廷的驯服仆从的工具，皇帝则一向通过任命主教来控制教会，并把自己控制的教会看作是帝国的重要支柱；其次，教皇要通过控制意大利来捍卫罗马，皇帝则想通过控制意大利来壮大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