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经典小说精讲

中国现代经典小说精讲

站在20世纪的尽头回望中国百年文学的历程，重温一部部浸透了作家心血的优秀作品，我们真的是百感交集。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们长久留连于20世纪中国文学战场。

在20世纪的中国，小说乃至文学的历史像打了一场轰轰烈烈、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个世纪的中国作家们所面对的敌人是形形色色的：物质生活的贫困与压迫，思想观念上的种种束缚，文化与生活底蕴的欠缺，自身创作能力的衰退，诸如此类的困难与阻碍使每一个作家的创作道路都充满艰辛。但中国作家们硬是凭着一种战士般的坚韧、信心和勇气，赢得了一轮又一轮的胜利。

《阿Q正传》

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

鲁迅先生在写作《阿Q正传》时有着十分清晰的意图，那就是写出“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其用心自然在于警醒国人，促国人反思，催国人奋进。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鲁迅刻意塑造了这一典型形象，在他的身上，投注了鲁迅对国民性的理解，对国人反省的期待。

鲁迅自己解释说：“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于是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了阿Q性格中一些突出的弱点，比如他顽固、守旧，把一切不合于自己习惯的，都视为“异端”；比如他狭隘、愚昧，仅仅因为城里人把“长凳”叫做“条凳”，便很是鄙薄他们；而最要不得的是，他总是喜欢玩一种精神转换的把戏，将所有真实的失败均变成虚幻的胜利，并飘飘然陶醉其中，从来不能正视自己的处境，表现出极强的惰性。可以说国民的劣根性在阿Q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呈现。

阿Q负载了展示国民弱点的重任，这使他成了一个典型，一个符号；但阿Q又是一个具体的人，生活在一个具体的年代，时代的风云在阿Q的身上打上烙印，个性演变的逻辑使阿Q的性格展示不可能没有节制，漫无边际。于是在鲁迅的笔下，阿Q又成了一个鲜活的人物，一个专替人打杂的、勤劳的雇工，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住在土谷祠里的可怜的穷人。他尽管有诸多不可爱的毛病，但他是一个弱者，他的遭遇令人同情，他的那些弱点也随之变得可以容忍和理解了。

对国民性的解剖，对社会历史的洞察，对底层生活的同情，对时尚世风的嘲讽，所有这一切成就了《阿Q正传》的复杂与深邃，也瓦解了我们阅读时的自信，使我们几乎无法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我们甚至感到奇怪，鲁迅先生何以能够将这一切糅合在一起，而且糅合得天衣无缝，不露痕迹。

勉强为之，我们或许可以说，《阿Q正传》用极为干净、纯粹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弱者生存与死亡的故事，一个关于生活本质和命运真相的故事。故事的叙述基调是诙谐幽默的，但通篇弥漫着一股遮掩不住的悲凉气息。这样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阿Q的形象至今仍然深入人心，为什么罗曼·罗兰初读《阿Q正传》时会忍俊不禁，细读之下则陷入深思，并因悲痛难抑而嚎啕大哭。

《家》

挽救饱受压抑的兄弟姐妹

1928年11月，在自欧洲回国的邮船上，在狭窄、潮闷的四等舱里，巴金产生了以自己家族为背景创作一部小说的念头。那时的巴金虽很年轻，但生活的磨难和思想的历炼已使他积累了太多的情感和爱憎，他有一股按捺不住的冲动，要把这一切都倾诉出来。巴金所以想写这么一部书，还有一个具体而实际的目的，那就是挽救他的那些在家族中饱受压抑的兄弟姐妹，特别是他的大哥。两年以后，巴金写出了这部作品，就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家》。

《家》没有能挽救作者的大哥，就在作品正式发表的第二天，作者得到大哥服毒自杀的消息，这成了作者的终身遗憾。但《家》确实挽救了许多像作者大哥一样的人，它在那个时代受到的广泛而真诚的欢迎，充分证明作者传达的思想和感情是真实有力、震撼人心的。

《家》写的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这种叙事框架多多少少使人联想到《红楼梦》一类的古典家族传奇。但它的主题和精神是完全现代的，那就是揭露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展示反抗这个制度的理由和希望。高老太爷的顽固和专横，克安、克定等人的荒淫堕落，使人清楚地看出封建宗法制度的虚伪和腐朽。而觉新的伤心痛哭，梅的悒郁而死，鸣凤的投湖自尽，则让人充分感受到这种制度对弱者和青年的压制和摧残。随之而来的年轻人的反抗也是激烈的，觉慧的叛逆与出走，让人看到了希望。

以反对封建宗法制度为主旨的文学作品，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在少数，但《家》所以能够一枝独秀，除了作者高超的叙事能力和精心的文字营造外，至为关键的一点是作者充沛的激情。作者痛恨自己所熟悉的那种封建宗法制度，尤其痛恨凭这种制度作恶的人。而对饱受这种制度压制、欺凌的弱者，特别是那些青年女性，作者怀着深切的同情和悲悯。巴金后来动情地回忆道：“下笔的时候我常常动感情，有时丢下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大声念出自己刚写完的文句，有时叹息呻吟、流眼泪，有时愤怒，有时痛苦。”可以说，是激情创造了《家》，也创造了《家》独特的魅力。

《骆驼祥子》

挣扎、反抗与堕落

老舍先生创作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最初是受别人谈起的一个车夫买车卖车的故事的触发。老舍先生觉得这个看似简单、平常的故事里隐含着一种典型意义，颇可以扩展开来，写成一部内容丰满的小说。于是，在1936年的春天和夏天，老舍先生辞去大学里的教职，“入了迷似的去搜集材料”，潜心构思人物和情节，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了这部作品。《骆驼祥子》以一种严谨、冷峻的笔调，细致地描述了一个北京人力车夫的挣扎、反抗与堕落。祥子来自农村，他年轻力壮，正直善良，勤劳纯朴，身上蕴藏着骆驼一般的韧性，对生活怀抱着一种积极的向往。但是，严酷无情的现实让他屡受挫折，接二连三的打击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磨难。慢慢地，祥子丧失了对生活的追求和信心。其实祥子的要求一点也不高，无非是要买下一辆属于自己的人力车，但就是这么一个卑微的愿望，无论他怎么努力、拼命，也不管他受了多少委屈，却总也不能实现，这实在是一个凄惨的悲剧。造成这一悲剧的，自然是那个畸形的社会。而祥子最后的堕落，也是这个腐朽的社会种出的恶果。

在描写祥子经历的同时，老舍先生还描写其他一些城市底层人物，二强子的欲起又落的经历，小福子的凄凉身世，特别是虎妞的大胆泼辣以及她与祥子的命运纠葛。所有这一切都被老舍先生精心巧妙地编织在一起，构成一幅城市底层的全景图画。而城市贫民生活的琐碎与艰辛也由此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在三四十年代，表现农民悲惨生活的作品是大量的，但描写城市底层社会生活的作品却并不多见。老舍的《骆驼祥子》在这方面做了成功的尝试。它使早期以幽默见长的老舍成了一位悲剧大师，也使20世纪的中国文学多了一部反映城市生活的现实主义经典之作。

《边城》

精神血脉、生命源泉

小城茶峒座落在湘西的大山里，似一幅空灵、悠远的图画。黄泥的墙，乌黑的瓦，筑成一处处朗然入目的房屋；清澈透明的河水绕城缓缓流淌，河底可见光滑的、有花纹的石子。临水的河街上，一间间吊脚楼随意错落着，一副简朴、古拙的模样。两岸的高山中多是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扑面逼人。小城的人们守着这么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沉静

地过着自己的日子，从容地挥洒着自己的性情。撑渡船的老人性格淳朴，一面忠实地守着自己的渡口，一面为外孙女的婚事奔波操心；外孙女翠翠美丽、单纯、热情，虽为自己的心思而烦恼、忧伤，却并不张扬恣肆。掌管码头的顺顺大方洒脱、正直和平；他的两个儿子结实如虎、和气可亲，又富于感情。还有那个会说故事的老马兵，那些驻城守卫的兵士和来去匆匆的水手商人，个个诚实善良，质朴自然。沈从文笔下的《边城》给许多人留下了美妙的印象，那世外桃源一般的山水风光令人赏心悦目，那淳朴而美丽的人性和民风让人意驰神往，但事情仅仅到此为止。对于更多久居闹市、营营苟苟的人们来说，沈从文所描绘的边城毕竟太过遥远，太过虚幻了，而对那些忙于追名逐利的时尚弄潮儿来说，边城的人事简直完全落伍了。

沈从文的《边城》其实只是为自己写的。从边城走出的沈从文置身于喧嚣的都市，满眼是熙熙攘攘的人流，有一种生命被吞噬的感觉，这时他不能不想起湘西的小城。他知道那里不仅是他的故乡，更是他的精神血脉，他的生命源泉。他要让自己的灵魂回到那里，重新获得生命的勇气和信心。他通过写作做到了这一点，而不朽的边城也在他如歌的文字中浮现出来，如茶峒小溪上的薄雾，清新而且朦胧。

《青春之歌》

青年知识分子的经典人生之旅

一个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但自小饱受压抑、生活并不痛快、心情并不舒畅的知识青年，从苦闷、彷徨、挣扎，到在时代的感召下参加革命活动，从个人的反抗到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最终汇入时代的革命洪流之中，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这条道路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突出的典型意义，几乎是每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投身革命走向光明的经典人生之旅。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所描述的，就是这样一条探索之路，所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人生传奇。

这当然是一条必由之路，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一个心灵敏感、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年轻人，只能会像《青春之歌》的主人公林道静那样思索、寻找，并最终以献身的热情投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之中去，用自己的革命行动去谱写一曲激越豪迈的“青春之歌”。至于林道静这个形象的直接原型，其实就是作者杨沫自己。因此林道静的故事是以巨大的历史真实和坚实的个人经验作为基础的。她是一个真实可信的典型，是无数青年知识分子的缩影，这样的人物为青年知识分子认同并喜爱是理所当然的。

但《青春之歌》的爱好者并不只是青年知识分子，它在出版之时和后来的许多年中吸引了各个阶层的读者，其流行的广泛不亚于另一部烩炙人口的革命战争小说《林海雪原》，这里面似乎还有更多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大概就是它浓厚的传奇色彩了。作者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当时我党地下工作者惊险、曲折的活动，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和英勇的监狱斗争，这些情节都颇为引人入胜、惊心动魄。而作为作品的一条主线，林道静的情感经历也是跌宕起伏，感人肺腑。她与卢嘉川的相知相恋与生死之别，与江华的志同道合、患难与共，让我们看到了革命加爱情的壮烈而动人的图景。

《青春之歌》这部革命小说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范例：即便是一部图解政治理念、抒发政治激情的小说，也可以写得云波诡谲、扣人心弦，从而成为一部出色的艺术作品。

《林海雪原》

历史背景下真实的自信

《林海雪原》是一本典型的革命小说，描写的是我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剿匪的传奇故事。作者曲波不仅亲身经历了那场惊险的剿匪战役，还是这场战役的指挥者之一，对战役的情况

有着全面、细致的了解，这使得他笔下的剿匪故事先让人有了一种热切的期待。

《林海雪原》故事惊险真实、扣人心弦，人物刻画的生动精致自不待说，全书还充溢着一股昂扬向上的意气。穿着古旧、泛黄的棉军装的解放军官兵，虽然面临许多困难，对手也狡猾、阴险，但他们正义在手，仇恨满腔，对战胜敌人获得胜利充满了自信。这是一种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真实的自信，几乎不掺杂一丝犹豫与怀疑。正是这种自信让杨子荣打进威虎山与座山雕斗智斗勇，让少剑波小小年纪就临危不乱，指挥若定。

《林海雪原》主要的情节自然是剿匪斗争，是行军打仗和谋划布阵，但并非没有对其他情节的描写。在积雪的老林子里吃高粱米饭团，打下威虎山以后缴获了很多的狍子肉；傍晚时分在草甸子旁的朝鲜族小村子宿营，半夜竟有刺客破窗而入。这些情节都被作者写得有声有色，让人感受到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传奇色彩，在阅读中增添了许多额外的快乐。它的爱情描写也很是含蓄到位，当白茹无端地发脾气时，我们知道她的心里想的是什么。

《古船》

揭示历史本质的企图

遥远的洼狸镇上所发生的一切一点也不新鲜，土改、大跃进、文革，一直到新时期的改革开放，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都是我们不能忘却的真切记忆。隋抱朴、隋见素、四爷爷这样的人物我们也似曾相识。如果张炜的《古船》仅仅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些人所尽知的东西，那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就要大打折扣了。它也许会在作者的刻意经营下成为一部技艺圆熟、布局合理、描述生动的规范小说，但它不可能成为一种规范，一部经典。

但张炜显然不能满足于重复一些陈旧的故事，他的哲人气质和诗人情怀使他追求一种纯粹、本质和浪漫的东西。他要在我们都熟悉的历史叙事中，传达他自己对于历史和命运的理解，而正是这一点，使《古船》具有了一种罕见的思想深度，并轻而易举地成就了一种“史诗化”的叙事模式。

那么张炜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观呢？要在《古船》一书中寻找一个确切的答案可并不容易。因为《古船》虽然清晰地显示了揭示历史本质的企图，却没有给我们显示一种确定的历史观。在《古船》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历史必然性的绝对权威和尊严，这种必然性似车轮般滚滚向前，毫不理会个人的痛苦与惶惑。但另一方面，书中又集中展示了命运的飘忽不定、无法把握，这表明，作者对“偶然性”在人的命运中的神秘作用怀有深深的感悟。

这样一来，《古船》其实是在向我们暗示：有时候，历史是一种朝向进步的有规律的运动，但这种进步必然以个体价值的丧失与牺牲为代价，有时候，历史又没有什么目标和规律可言，它只是一些“偶然”因素的恶作剧而已。在第一种情形下，个体命运的悲剧获得了某种抽象性的正面价值，而在后一种情形下，个体的命运则只能是一种荒诞了。张炜没告诉我们哪一种认识更合理，他把问题留给了我们。

两种历史观的并行与交错反映了张炜无法克制的内心困惑，也造成了《古船》特有的叙述张力和思想深度。说到底，张炜的困惑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困惑，除了勇敢地面对，我们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在这个意义上说，张炜的《古船》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长恨歌》

坚定的民间叙事立场

作为一种小说叙事框架，将一个人的人生经历与一个地域的变迁历史叠加、交织在一起，自有它的方便利落之处。正因如此，尽管这种模式已为很多作家一再使用，几平成了一个陈旧的俗套，仍有不少人乐于继续采用它，包括通常不落俗套的王安忆。

王安忆广受好评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讲述了一个名叫王琦瑶的女人在上海这座城市中的庸常经历。作者的叙述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细部开始，弄堂、流言、鸽子、闺阁，这几个

微小而模糊的城市细部在王安忆平静、细腻的笔调下丰满而清晰起来，成为上海这座巨大的城市机器的根本性构件。王安忆所以对这幕平淡的细节如此关注，表现了她坚定的民间叙事立场。她似乎要我们相信，只有这些微小的、琐细的东西，才对城市的气息和城市人的品质具有决定性意义。在随后的叙事中，作者虽然没有完全拒绝描写重大历史事件对民间市民生活产生的影响，但这影响在王安忆的笔下只是一个朦胧的背景。

那个叫做王琦瑶的女人就生活在这样一座时代背景不清的城市里。她自青春到老年长达40多年的生活与这个城市的气息纠缠在一起，让人意识到她是这个城市的一块碎片，也是这个城市的灵魂。王琦瑶一生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年轻时虽有过竞选上海小姐、被官宦金屋藏娇一类的传奇经历，但终其一生，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市民，一个平常的女性，而她却擅长于“把人生往小处做”，且做得有血有肉，有滋有味。王安忆以极大的热诚和耐心，细致描述了王琦瑶的日常生活、待人接物及其伴生的琐碎心绪，让城市民间小人物的平淡生活有了一种诗化的呈现，使这种生活拥有了一种动人的力量。

《长恨歌》就是这样一部意味深长的作品，它以细腻、绵长的文字，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展示了20世纪40至80年代中国城市民间社会自在纯粹的面貌，也展示了城市市民私人生活的本相。对于同是普通市民和小人物的广大读者，《长恨歌》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种阅读的愉悦与享受，更是一种体贴与关心。当我们站在上海狭窄、阴暗的弄堂口，透过历史的尘烟看到王琦瑶漠然而美丽的面孔时，便几乎读懂了自己人生的滋味。

《马桥词典》挑战传统叙事结构

无论如何，《马桥词典》都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它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以及它向文学提出的追问显示了它的独特价值和深远意义。表面看来，作者只是借用了词典这个习见的框架，来进行自己的历史叙事方面的某种实验。作者的最终目的，似乎还是讲述故事、刻画人物，表现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沉淀。换句话说，《马桥词典》的形式是特别的，内核则仍是传统的。词典形式的引用并没有真正改变和揭示什么。

但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词典形式的引用，其后果实在是相当严重的，它对一些传统美学的颠覆作用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它带来了一些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一个最明显直接的变化就是，由于词典必须按词条的顺序来排列，传统叙事的时间秩序、空间秩序和因果关系便被彻底打乱了。当作者按照词条的顺序来组织历史时，文本与现实的关系便不可避免地起了实质性的变化，文本将摆脱对现实的依附，以自己的精神本质逼近事物的真相。

《马桥词典》还很好地实现了作家的意图。书中包含了考证、解释、征引、比较、短抒情场景和人物素描，使韩少功的多方面才能在这本书中得到充分的发挥，让他的理论思考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马桥词典》并不排斥传统小说习用的结构元素，但显然天地更为广阔。它的成功给了我们一个原则性的启示，文学写作包含着无数种可能，而每一个作家都应找到实现自己意图的最佳方式。

《马桥词典》也许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但我们已经看到：它一点也没有损害小说的质地，反倒拓展了小说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