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研究梳理

新媒体研究梳理关键词：西方当代新媒体研究梳理数字化、计算机等技术进行的一系列新媒体实践的迅速发展。

一时间，“新媒体”及其相关话题成为了21世纪的新热点。

新媒体不仅是一次传播方式的巨大变革或者经济意义上的新商机，更重要的是，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媒介实践方式介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人们关于世界和生活的认知产生影响。

国外研究者通常将研究聚焦在新媒体的社会功能上，更多地关注于其所具有的超越技术层面的文化力量及历史影响力。

因此，在西方学者眼里，新媒体并不是简单的传媒生态中的技术革新，他们对于新媒体的考察是回到其所处的社会与历史的进程中去，在文化的维度之下对其进行解读和研究。

西方新媒体研究的意义新媒体（new media）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

从技术的层面来说，新媒体主要是指计算机技术及网络（主要是internet）为媒介方式的传播媒介形式。

新媒体的出现迅速抢占了之前多媒体（multimedia）概念在商业及艺术领域中的位置，取而代之成为新一轮“信息浪潮”的先驱，并继而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了广泛的影响。

伴随着“新媒体”一词出现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媒介技术和形式，同时新媒体也代表着西方学者对媒体的一种反思。

与之前的各种媒体不同的是，新媒体与之前媒体的兼容性相比更具有一种颠覆性的力量，它之所以“新”很大程度上是对之前的媒体形式宣告了其“死亡”或者“陈旧”。

无论是从新媒体的形式还是内容而言，都具有传统媒体所不具有的不可替代性，这种不可替代性一方面体现在计算机及网络技术是传统媒体所不曾具有的内在物质与技术基础；另一方面体现在新媒体对于人们的认知方式、日常生活体验及交流上所产生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

若对新媒体进行进一步深入的考察，我们不得不提出疑问：“新媒体为什么称之为‘新’媒体？”。

对该问题的追问是对新媒体概念的进一步确认同时也是对新媒体研究领域及内在逻辑的一种划定。

首先，新媒体的“新”体现在与之前媒体的社会功能的兼容性相比更具有颠覆性的一种表现。

从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的20世纪60年代开始，媒介的“新”或“旧”就成为一种相对。

新媒体从技术层面是对之前媒体的一种超越，同时新媒体对受众的影响、对交流方式的改变都是前所未有。

其次，新媒体的“新”还体现在一种流质的互动性关系上。

新媒体尽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字技术，但是数字技术并不可能直接导向一种新媒体。

媒体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与实践活动，已经超出了技术所能发挥作用的范围，更多的是一种离散性的互动交流模式，与它所依赖的信息一样具有独立性的分流形式。

第三，新媒体的“新”并不像一些研究者所描述的是一种新的时刻或者空间意义上的新的领域，而更多的是“人们在一种新的媒体中思考、感受和交流的可能性及其实现。

这种新对我们意味着观念、情感和经历的认同，同时通过一种新的媒介（medium）以一种不同以往、具有挑战性的方式捕捉和理解它们。

”这也就成为了新媒体研究的起点和重点所在。

西方当代新媒体研究现状作为新媒体研究的先行者，以欧美等国学者为代表的众多西方学者从各个方面对新媒体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近年来，有大量相关论著问世。

noah wardrip-friun和nick montfort编著的《新媒体读本》（the new media reader）主要以节选的方式收录了大量与新媒体有关的诸多理论文章，试图用一种谱系性的梳理方式为新媒体找到理论上的历史脉络。

andrew dewdney和peter ride编著的《新媒体手册》（the new media handbook）则是一本面向大学生以及对新媒体感兴趣的人的入门性教科书。

该书从“新媒体框架”、“新媒体实践”、“新媒体形式”和“新媒体理论与实践”四个方面对新媒体及其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jay david和richard grusin所著的《再媒体化：理解新媒体》（remediation: understanding new media）则是通过对再媒体化过程的内在逻辑的考察—去媒体性和超媒体性作为再媒体化的两条逻辑，将从文艺复兴开始到虚拟实在的所有媒体联系起来，并认为新媒体的出现是再利用了之前所有的媒体，使其得到了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复兴。

该书可以看作是从历史角度对新媒体内在逻辑的一次深入研究。

wendy hui kyong chun和thomas keenan编著的《新媒体·旧媒体》（new media old media: a history and theory reader ）则按照不同的主题收录了多篇论文，以此凸显新媒体与旧媒体所具有的不同特点，从而突出新媒体的“新”。

同时在论文的选择上，他们更侧重于新媒体在不同社会领域中的影响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考察。

该书为我们从文化具象出发来对新媒体作为一种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思维转变进行考察提供了较好的范例。

此外，还有一些与“新”关系比较紧密同时试图建立历史连贯性的著作，比如 lisa gitelman和geoff rey b. pingree在《新媒体1740-1915》中，试图去理解跨越历史媒体状态的美学，并讨论到，“所有的媒体都曾经是‘新媒体’”并且“新生的媒体可以被视为风险与潜力兼具的例子”。

应该说，上述分类仅仅是一种梳理上的方便，事实上，任何对新媒体历史性的梳理都必然会探讨新媒体的内在特质，比如《再媒体化》一书，它对贯通西方视觉文化与媒体发展历史进行综述的同时也对新媒体所具有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梳理。

因此，在此将要介绍的一些书籍可以认为是主要致力于横向的共时性方面的著作。

比如，mark b. n. hansen的《新媒体的新哲学》（new philosophy of new media）从后结构主义和文化研究出发，指出德里达、布尔迪厄、鲍德里亚等拥有共同范例的人，在其范例中，表现出的对技术物质性的欢迎的兴趣只是为了许诺其保护其思想和表征的忠诚度和自律。

因此汉森通过思想的演示表明这种策略，实际上“将激进的物质内在浓缩地封闭存进了一个内在矛盾中，并使之存在于其主导思想中而与之几乎没有相关性”（见tim lenoir为该书所做的导言）。

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旧的立场，汉森提出了一种新媒体的新哲学。

他找到了伯格森理论的感性支持，并在其他认知科学家的关于后人类和数字性的著作中找到了“具象”（embodiment）与“身体”（body）这一对在新媒体中比较重要的概念，以此作为他的新哲学的主要切入点。

他的目标是赋予丰富的技术物质性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将其从其所沉浸的话语和表象中解放出来。

值得关注的是，汉森在文中还对虚拟实在（virtual reality）这一具有未来指向性的实在世界进行了哲学上的探讨。

另一部比较具有前卫色彩的著作是matthew g. kirschenbaum的《机械主义—新媒体与取证图像》（ mechanisms: new media and forensic imagination）。

在该书中，matthew g. kirschenbaum提出反对原始的文本和技术实际上控制了所有媒体中的书写、铭刻，以及文本的传输—抹除、易变性、重复性和残存性，并以此反对为基点出发考察新媒体和电子写作。

机械主义可以说是第一本在此领域关注于储存—特别是硬件装置的理论著作。

作者认为对储存装置的承受性（affordance）理解是理解新媒体的基础。

通过区分了“取证物质性”和“形式物质性”，kirschenbaum在其新媒体研究的著作中使用了计算机取证技术。

正如文本研究的人性原则将书看做是物理的对象并追踪文本的不同变体一样，计算机取证技术鼓励我们将新媒体预设为一种特殊的版本、平台、系统和装置。

kirschenbaum在对三个新媒体和电子文学中的代表作——它们皆来源于个人电脑的形成时期——神秘屋（互动小说游戏）、michael joyce的《下午：一个故事》（afternoon: a story）和william gibson 的长诗agrippa 的特定媒体阅读中证明了这些技术。

回到较早的著作， lev manovich的《新媒体语言》（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是一本比较早的研究新媒体的著作。

如作者所言，“正如电影历史学家在电影的第一个十年跟踪电影语言发展所做的，我的目标是描绘和理解驱使新媒体语言发展的逻辑。

（我在此并不是宣称有一种单独的新媒体语言，我使用语言作为一个集合的词是指一些被新媒体对象的设计者用以组织数据和建构使用者经验的各种约定俗称）”。

作者将新媒体语言放置在现代视觉文化和媒体文化的历史中，提出一系列问题：“新媒体以何种方式依赖旧的文化形式和语言，又以何种方式从内部突破它们？新媒体对象以何种方式创造现实的幻象，对待观者以及呈现时间和空间究竟有什么独特性？旧媒体的发明和技术——例如矩形图框，移动视角和蒙太奇在新媒体中如何操作？如果我们建构一种考古学，将媒体创新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技术与之前表征和累积的技术联系起来，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根本的历史突破？”。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作者援引电脑科学与电影史、电影理论，以文化界面（cultural interface）、空间蒙太奇（spatial mentage）等概念作为诠释新媒体艺术的工具，来分析前卫电影与新媒体的对比关系、数字电影中的身份认同以及多媒体语言与19世纪电影时代的文化形式的关系。

尽管该作品主要致力于电影领域中的新媒体语言，但是作者也广泛地涉猎了电脑游戏、虚拟世界等。

西方当代新媒体研究方法因为新媒体自身的复杂性、广泛性及其研究的跨学科性，在研究方法上，很难将其归入某一学科方法论中，抑或难以用某一种方法对其进行研究。

事实上，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新媒体研究一方面与社会学、传播学密不可分，同时又与媒体研究、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关系。

总体上，新媒体有两种主要的分析方式。

一种是经验性的研究，主要吸取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力图发现媒体对个人和群体的影响以及媒体所有者、法规制定者和工业生产者是如何塑造媒体产品。

这种研究更多的见于社会学和传播学的研究之中；而另一类分析方法则源于语言学、文学以及哲学这些完全不同的传统，目的是分析媒体本身。

此种分析将媒体“文本”从它的产品和消费的即时性语境中剥离出来，以在细节上考察意义是如何被建构的。

在这些研究中，新媒体或者被简约成为一种技术或政治的工具，以此考察新的技术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或者被视为是一种社会功能或者文化产品，新媒体被视为社会调节、传播的方式或者一种意识形态下的产物或场域。

两种分析方式都具有valoon所说的化约了的“技术决定论”或者“工具主义”的倾向，而忽略了其本体论意义上的研究以及批判性的视野。

文学理论也成为新媒体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抑或是文学与新媒体的交叉已经形成了一块新的研究领地和研究的兴趣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