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人生观

苏轼的人生观

一、立场坚定、荣辱不惊

苏轼从不趋炎附势，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气节。无论穷达显厄，他都能勤政爱民，兴利除弊，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厄运面前，从不屈服，坦然面对，恪守道义，讲究风节。

二、超越自我、寄情山水

虽遭贬谪，苏轼并没把自己封闭起来，常常登山临水，去感受大自然的雄奇壮美，抒发自己的壮志豪情，在苦闷中寻求超越和解脱。跳出个人狭小的圈子，超脱地看待变化无常的人生。

三、随遇而安、超然自适

逆境中的苏轼和农夫一样，春至而耘，秋至而收，完全融入当地生活。超越了对物质的追求。

四、热爱生活、旷放豁达

苏轼虽是一个政治上的牺牲品，但不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在身处逆境时，仍然热爱生活，拥有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笑对人生。【关键词】

荣辱不惊、超然自适、热爱生活、旷放豁达。

到了杭州，苏轼在贯彻新法方面注意了因地制宜，避害就利，施行了不少善政，留下了许多优美的传说。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调任密州大守。密州很穷，难有作为。苏轼捡了几十个弃婴养在家里，算是一点功德。但在文学上却成果硕硕，真正的“苏词”就是在这里产生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十年生死》、《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都是此时创作的名篇。

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调任徐州。上任才三个多月，赶上黄河决口，他日夜与军民挡水筑城，四十余日过家门而不入，终于保住了城池和民房财产。洪水过后，他又向朝廷请求拨款，修筑了城南大坝，并建黄楼镇水。此举中，苏轼的治世才能得以发挥，受到神宗下旨嘉奖。他自己也十分自得，此时的文学集子便以“黄楼”命名。

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奉旨调任湖州，在谢恩奏章中，他说了几句批评时政有点过分的话，引起了熙宁党人的嫉恨，他们又从苏轼以往诗作中搜罗出一些谤怨朝廷的诗句，制造了著名的“乌台(御史台的别称)诗案”。这个案子差点要了苏轼的命。苏轼这次系狱，主要原因并不在诗上，而在于政治方面。此时，

熙宁变法受挫，干安石本人和变法中有才智、有威望的新派大臣都被斥退，朝中只剩下李定、舒宜之类的三流人物。他们对苏轼的政绩、才华渐渐受到神宗的重视感到了危机，因而寻机陷害。但神宗并不相信苏轼会有反心，也不全信御史们的话。他派人去监狱对苏轼进行观察，发现苏轼在狱中睡得安稳坦然，鼾声如雷，更坚信苏轼心中无愧。另外，仁宗皇后临终时，又为苏轼说了几句好话，告诫神宗不要屈枉好人。因而苏轼得获宽大处理，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此时苏轼四十四岁。

在黄州，他的老朋友马正卿为他张罗了几十亩旧营地，他又在东山坡上盖了三间房子，自号为“东坡居士”，自种自吃，过起了半官半隐的生活。但他很难忘情政治，因而他时而皈依于超逸的精神世界，时而又作怀才不遇之叹，以醉酒夜游、放浪形骸来渲泄内心的苦闷。《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光耀千古的名篇，便是在这种境遇下诞生的。仕途的坎坷，使苏轼接受了佛、道思想，这与他高逸的志趣融合，成为他在小人当政的时局下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和与命运抗争的有力武器。元丰七年〔1084年〕，神宗下旨把苏轼的谪居地改到汝州，这是解放苏轼的前奏。途中路过庐山时，苏轼写了首著名的禅诗

来表达他对人生世情的感悟：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元丰八年(1805年)，神宗驾崩，年方10岁的哲宗继位，改年号为元右，英宗皇后高太后临时摄政。苏轼被重新启用、一年之内数度升迁一直任到有“内相”之称的翰林院知制诰。高太后反对变法。其原因倒不见得她对新法有什么研究，主要是因为她讨厌朝中的在王安石急于用人之际突击提拔的那些唯利是团、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势利小人。所以她启用保守派代表司马光为相，打算废除新法。

司马光也是个拗相公。他出山后，第一项举措就是全面废除新法，罢斥新党人物。大量启用保守旧臣(后人称之为元右党人)。做事之绝一点也不亚于王安石。凡是新法，无论利弊一概废止。苏轼对司马光的做法颇为不满，二人就“免役法”展开了激烈争论。苏轼认为法度的立废，应以适用为宜，免役法有很多优点，不可尽废。但司马光坚决不允，并称苏轼为第二个王安石。气得苏轼回家连呼“司马牛1司马牛!”司马光病逝后，苏轼成为朝中独占鳌头的人

物。元右旧臣认为苏轼恃才傲物，行为旷放，不适合

在重要的政治职位上，奏

章弹劾苏轼，高太后敕命禁之而不能止。苏轼只好离朝，以龙图阁学士职衔出

任杭州太守。

当时杭州洪旱相间，又闹起瘟疫，苏轼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开仓放赈，

建立病坊、疏浚西湖、修筑苏堤，很快稳住了局势。元右六年(1091年)苏轼被

诏回京，任翰林学士制诰，兼侍读(做哲宗的老师)。洛党贾易等人因苏轼复归

而感到如芒刺在背，对苏轼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攻击，差点儿又制造出一起诗

案，苏轼被迫再出知颖州。数月后再被诏回，任兵部尚书兼侍读。元佑八年，

高太后病逝。哲宗亲政后，苏轼遭到排挤，出知定州。因为高太后一度曾打算夺哲宗的储君之位，所以哲宗对高太后十分不满，

再加上他反对高太后废除他父亲创立的新法，便下决心重新启用新党人物。

绍圣元年(1094年)曾被苏辙弹劾过的章淳拜相，开始了对元右大臣的疯狂报

复。元右年间，苏轼曾被指为王安石第二，现在却被

做为元右党人拿来做为开

刀的第一人，一月三贬，一气被贬到岭南惠州，并下旨表明“永不叙用”。

苏轼在惠州受到太守的礼遇，没吃什么苦头，他原本是个志趣高逸之士，

淡于名利，见北归无望，索性决定自己盖房“作惠州人矣”。其间他写诗填词，

作画为文，流连山水，忘情民俗，仍不改其通达乐观性情。如果说范仲淹的为

人是“进亦忧、退亦忧”，那么苏拭可谓是“进亦乐，退亦乐”了。章淳见了苏轼

此时的诗文，心中很不舒服，又把苏轼贬往海南儋州。这是绍圣四年的事，此

时苏轼已是62岁的老人了。

那时海南尚属蛮荒之地。而章淳下了作恶到底的决心，要把所有可能翻

案的政敌赶尽杀绝。他派董必去视察受贬者的生活情况。苏轼被赶出县衙官

舍，到山上结庐而居。他自己描述这段生活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

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在海南渡过的近四年中，虽说他在生活条件上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