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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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和区域发展
的未来之路
文件编码(TTU-UITID-GGBKT-POIU-WUUI-0089)
中国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的未来之路*
──城乡融合、空间集聚与区域协调
陈钊陆铭许政
摘要:在中国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上,如果片面限制大城市的扩张,鼓励小城镇发展,片面强调区域经济的均等化,就会使中国经济不能充分发挥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经济集聚发展的好处。为此,中国需要克服思想上的认识误区,打破城乡间和地区间分割的制度障碍,促进城市内部的社会和谐,充分发挥集聚效应,并由此最终实现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
关键词:城市化空间集聚区域经济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和谐发展的经济学研究:社会满意度、收入分配与城乡融合”
(08BJL008)、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城乡统筹就业问题研究”(07JZD0023)以及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西方经济学学科建议”(B101)的阶段性成果。
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断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2001年世界银行会议)
一、引言
中国未来城市化与区域发展中有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其一是为了追求短期的区域发展平衡而牺牲城市化中的集聚效应,其二则是充分发挥城市化中的集聚效应并在长期内实现区域的平衡发展。前者很可能导致中国长期增长潜力的丧失,而后者更可能使中国实现城乡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两条道路的抉择是中国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的战略抉择。
未来的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持续和快速提高将是一个同时影响中国和世界发展的进程。历史地看,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之后,城市化比率却仍然只有%,①据预测,如果中国每年的城市化比率以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即每年约有1000万人口进入城市,那么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也才达到60%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仍然有着巨大的城市化空间。
然而,我们在指出中国城市化的潜力时,往往只关注总体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却没有意识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地区差异显着、经济增长持续的大国,伴随着市场化和全球化过程中要素流动性的不断增强,在城市化进程的背后更为重要的将是中国城市的区域布局的持续调整和城市内部集聚效应的加强。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的政策能否顺应城市发展中空间集聚的需要就显得十分重要。
通过对中国城市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中国城市发展中的集聚效应的确正在加强,然而,与此同时,中国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使这一集聚效应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事实上,在关于中国城市和区域的发展问题上,我们的政策还存在着若干认识上的误区。因此,中国的城市和区域发展需要进一步顺应市场规律,亟需在城乡融合、空间集聚与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更合理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
如果说城市化是一个由市场力量驱动的,要素向城市集聚的过程,那么对于中国的城市化,我们更需要在城市人口比重增加的背后,进一步地去探讨这一过程中城市发
展在空间集聚上的差异。中国的大国特征决定了城市化过程中的区域发展差异不可忽视。历史上的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是一个趋于分散化的工业发展格局,在这样的起点之下,中国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且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这就意味着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空间布局的调整将是极为显着的②。而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更是决定了这样的调整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需要我们从空间布局的角度回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这样的问题。然而,当强调这种城市化在空间集聚上的差异时,由于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忽视了空间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借鉴把空间因素引入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新经济地理学③。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所带来的规模效应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在经济活动和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过程中,经济发展将获得至少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规模效应。第一,分享(sharing):生产者可以从更大的范围获得广泛的投入品供给,从而发挥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在生产规模提高时降低平均的生产成本。最终产品厂商对于投入品的分享也使得投入品供应商面对了更为庞大的市场需求,从而能够根据特定的需求来提供高度专业化的产品与服务。第二,匹配(matching):在更大的市场范围里,各种要素得以更好地匹配。企业可以更容易地
找到所需要的投入品和特殊技能的劳动力,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同时,在一个有众多潜在企业的地方,对投入品多样性的需求更容易获得满足,职工们也更可能找到适宜的雇主。第三,学习(learning):无论是排他的还是非排他的知识,显性的抑或是隐性的知识,空间集聚可以加速知识的外溢,便于员工和企业家之间,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相互学习。④
当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国际环境意味着通过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来带动工业的发展将在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显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可以从后工业化与全球化这两个角度对此加以说明。
经济的空间集聚在城市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将变得越来越重要。最新的实证研究表明,规模效应的来源主要是在人口集聚过程中的服务投入的多样性。⑤的确,特别是随着中国一些城市的经济发展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服务投入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即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提高,同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占消费的比重也在增加,这时,由服务多样性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将越来越重要。通俗地来说,当经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有些人才只能在大城市找到(比如非常专业化的
工程师和设计师),有些服务只有大城市才能提供(比如疑难病症的诊治和最为个性化的文艺表演)。
Au和Henderson在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实证研究中考察了城市最佳规模与工业化及后工业化的关系。他们发现,以就业人口衡量的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因此,倒U型曲线的最高点所对应的城市就业人口便是城市的最佳规模。并且,同样程度的对最优规模的偏离,规模过小对劳动生产率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这正是城市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的缘故。然而,随着经济中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在生产环节中服务品的投入更趋多样性,经济集聚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所发挥的规模效应也将越来越重要,相应地,城市的最佳规模也将提高。⑥
经济的全球化也推动着中国城市空间布局的调整。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分析,为了节省国际贸易中的运输成本,集聚更可能发生在地理位置较优的地区。从世界范围来看,海洋运输成本低廉的优势的确使得大城市更容易集聚于沿海地区。中国的实际情况则是,伴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以及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国际贸易在中国国内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⑦可以预期,这将使得集聚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群中进一步得以加强。此外,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新科技革命以及知识经济的冲击,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