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海史1

西汉如何开辟海上丝绸之路

摘要：“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对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它的开辟也大大加强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然而我们要问，为什么海上丝绸之路是在汉代形成的呢？汉代以前中国是否具备了大规模远洋贸易的能力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从古代的造船与航海技术、统治者对于海疆的开拓以及汉代沿海的商贸活动等方面加以考察，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有一个粗略的了解吧。

关键词：1.海上丝绸之路2.商业贸易3.航海技术4.海疆开拓

为了更好的了解探求西汉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西汉当时的历史背景。西汉是继秦之后的强大的统一的封建王朝。西汉建立后，在诸多制度上承袭了秦制，又实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使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农业、手工业及商业领域均取得明显进步，史称休养生息，出现文景之治。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不断发展，西汉开始主动寻求与外国对话，并且先后出现了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推动了西汉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当时的西汉又是如何凭借着强大的国力实现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呢？

一、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

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三次造船技术的飞跃，第一次就是在汉代，其中最著名也最能体现汉代造船技术高超的是“楼船”。据《史记》载，“时欲击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楼，故号曰楼船也。” 元狩三年（公元120年），汉武帝在长安西南“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造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 楼船体势高大，分上下三层，船上设备一应俱全。当时仅昆明池中就有这样的楼船数百艘，其它还有先登、艨艟、赤马、槛、露栈等舰船。又有记载称武帝“作豫章大船，可载万人，船上起宫室。”，后汉时“又造十层赤楼帛兰船。”这样的记载未免夸张，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汉代造船业的发达。

远洋航海，有一个核心技术，就是风帆的使用。因为单靠人力，几乎不可能进行远距离的持续航行，只有凭借自然力，并使船具备了抗击风浪的能力，才能将海外贸易成为现实。所以，某种意义上说，风帆的使用上限，也可看作中国古代开始具备远洋航行能力的大致时间。

有人认为甲骨文上“凡”字即是“帆”，把“戊戌卜，方其凡”译成“戊戌这一天，船上必须挂帆”还《周礼》的“十二辰风”看作是对季风的描述。进而推断，中国在商代就具备了海外贸易的能力。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过于牵强。

生活在东汉末年至三国魏时的刘熙在《释名》一书中最早对帆作了解释：“随风张幔曰

帆，帆，泛也，使舟疾泛泛然也。”而最早对帆的描述见于东汉元初二年（公元115年）马融所作的《广成颂》“然后方余皇，连舼舟,张云帆,施霓帱，陵迅流，发棹歌，从水讴...”另有东汉丹阳太守万震所作《南州异物志》中载“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斜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击，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增减之。斜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考虑到东汉时风帆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笔者与大多数学者一样，认为风帆的最早使用可能是在西汉。相比西方，古埃及人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普遍使用风帆了，这个时间应该说是比较晚的。

除了风帆技术，西汉时还对楫和棹加以改进，发明了橹。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技史》中称赞“橹是中国发明中最科学的一个。”另外，中国还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舵的国家，从出土的陶船模型，我们判断至迟在东汉，人们已把西汉时的船尾桨改装成船尾舵，使船只更容易把握航向。在汉代，还普遍采用了横隔舱的造船结构，加固船体的同时，也增强了船舶在风浪中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在中世纪，阿拉伯人还只用平镶法造船，而我国在西汉时已采用榫连法拼合了。

大海中航行，很容易迷失方向，汉代虽然还没有指南针，人们根据日月星辰辨别航向，“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汉代已知利用季风航行，顺风顺水，不仅快速而且安全。

由上分析，随着造船与航海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风帆的广泛运用，使得中国在西汉时期已基本具备了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物质条件。

二、统治者对于海疆的开拓

发源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很早就对中国“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的地理状态有了较清晰的认识，自上古时代起，我们的先民就从未停止过对于广袤海洋的探索。

春秋时期，一些滨海国家的造船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比如“地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的齐国，“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的吴国，还有“南至於句无，北至御儿，东至於鄞，西至於故蔑，广运百里”的越国。尤其是“同俗并土，西州大江，东绝大海”的吴越两国，“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

《诗》曰“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古有箕子举族东迁，自胶州湾渡海至朝鲜，教其民田蚕织做，一说自为“东海丝路”之始。前468年，越人自海路徙都琅琊，“死士八千，戈船三百艘...二千八百人伐竹柜为桴”后于379年还都于吴，又兴师动众。圣人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更有齐景公者，“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令左右曰：敢有先言归者致死不赦。”（汉著《说苑》）

然亦有人比对东南亚、美洲等地文化与中土文化之异同，以为中国先民自商代已涉海至于彼岸，繁衍生息。笔者认为，虽然商人近海贸易频繁，而根据之前从技术层面分析，时人并不具备远洋航行的能力，故此说有失偏颇。

至秦王横扫六合，海内归一，称帝建制，大兴土木，令蒙恬将兵30万北击匈奴，塞防已固，继而专心经营海疆。史载，秦始皇“使尉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坛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持饷。”

历来学者多把秦皇的南征单纯看作扩张版图的举动，可是当时的楚国在中原看来已是蛮夷之地了，何况更南方的岭南地区呢？对付威胁更大的匈奴外加修长城也只用了30万人，那么秦人举倾国之兵南下，究竟意欲何为呢？当时我国的东南沿海一带，居住着被称为“越人”的民族，他们以造船和航海见长，史称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早在西周时，就有“于越献舟”一事。曾经称霸一方的勾践建立的越国，即是越人的一支，后为楚国所灭，越人散居东南各地，而其中的扬越一支，更长于沿海贸易。我们注意到，秦军的最后的聚集点是番禺（今广州），而根据《史记》载“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扬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考虑到广州的地理位置以及其后历史时期一直作为中国南方最大最重要的港口的事实，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判断：秦征岭南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与越人争夺出海口，从而开辟海上贸易通道；因为之前秦人实际控制的出海口过于偏北。

经过几年征伐，秦国的版图已经囊括了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在远征岭南的同时，秦人还用了4年时间开凿了灵渠，我们一般认为灵渠的开凿是沟通了湘江和漓江，以便于秦军粮草物资的转运，可是我们从地图上看，那条37公里的渠道却是沟通了整个长江与珠江水系，即是说，秦国的船队可以从长江流域任一地方通过湘江——灵渠——漓江一直到珠江口的番禺（广州）进而直接远航海外。

秦始皇陛下曾五次出巡，其中四次巡视海疆。另外，根据史书记载，秦始皇于公元前210年“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历代学者多认为此举是为求仙，也有认为是移民或者是避祸。笔者认为，此实为始皇陛下开拓海疆之举。《诗》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时秦主理想中的“四至”即为“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东至扶木（扶桑）”始皇既非庸主，笔者以为，其数番东巡以及随后的“求仙”壮举极有可能是为实现其“东至扶木”的战略构想。就好象后来明成祖遣郑和下西洋一样，有谁会认为如此大规模的战略举措仅仅是为了找一个建文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