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和胡也频的交往：冯雪峰
《边城》里的翠翠原型是哪儿的？
《边城》里的翠翠原型是哪儿的？(3)沈老说，他正式写作是进入北京之后的民国十三年，动手写《边城》是民国二十二年秋。
他和恋人张兆和结婚之后，住在北京西城达子营的一栋寓所里。
新婚给他带来无限激情，开始酝酿中篇小说《边城》，由于他写的全是自己经历过的事，写起来得心应手，如乘春风。
谁知刚写完第二部书时，忽然接到一封告急的家书。
他急忙打开一看，原是母亲病危。
沈从文是有名的孝子，因为自己闯荡江湖多年而未在母亲身边尽孝，心中愧疚，泪水盈眶，决定南下返家，于次年1月7日，到达常德。
常德是历史有名的湘西门户，也是他较熟悉的地方。
一别十八年，所见所闻，与以前截然不同了，似有一点进步的气氛，也闻到了一丝丝新生活的气息。
因为等船，只好在城南一家旅馆暂住下来，第二天他去码头打听船情时，蓦然遇上一个与翠翠年龄和长相极似的女孩，经问这女孩的名字末也带有一个翠字，名叫王春翠，是船老板的女儿。
于是他就乘了这条船溯沅水而上，在船上他对春翠有了深层次的了解。
在沅水整整行了7天，才到达泸溪。
也许同为翠翠的缘故，他在泸溪等船时，又来到当年的那条街上，寻找那个翠翠的绒线铺。
来到店前，正疑惑之时，恰好有人进店买货。
沈从文就随着那人进入店内，一个酷像翠翠的女孩向他们打招呼，这不就是翠翠吗?沈从文差点叫出声来。
女孩给那个顾客发了货，问沈从文，“先生想买点什么?”沈从文本不买东西，见女孩一脸真诚，只好说买几两棉绒。
女孩很客气地给他搬来椅子请坐，当女孩伸手去取货时，柜旁边火盆上的茶壶发出水沸呲呲的声音。
房内一个男人有气无力地叫道：“小翠，壶内水开了，你怎么未发现。
”并随声出来。
沈从文一眼认出，他不是赵开明吗?这时赵开明才认清眼前的小伙子就是他挂念中的战友沈从文。
原来赵开明入赘黄家，与翠翠结婚后，不珍惜幸福家庭，整天赌博吸毒，负债累累，家中一贫如洗，身体也瘦如干柴，不到30岁，成了个枯老头，可怜翠翠不堪重负，几年前就因病无钱治疗死去，留下赵开明与小翠相依为命。
丁玲与冯达
丁玲与冯达五月，一天冯雪峰告诉丁玲，有个外国女记者要来进行采访，报导左联五烈士的情况。
这位女记者就是艾格纳丝．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不懂汉语，丁玲不会说英语，当时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名叫冯达。
遵照约定的时间，丁玲来到史沫特莱的住所。
当史沫特莱开始向丁玲提问，冯达翻译时，丁玲才注意到这位书生气十足的男青年，一张典型的广东人的脸。
后来，丁玲又到史沫特莱家去过一次，仍是由冯达作翻译。
从此，冯达与丁玲相识了。
此后，冯达经常去找丁玲，初为公事，后成私交，两人便同居了。
冯达比丁玲小两岁，这时该是25岁的青年，从没谈过恋爱，与女性没有密切地接触过。
当他见到一位在社会上颇有名气的女作家时，他对她的崇敬要超过爱恋好几倍。
他很软弱、胆小、谨慎，但他有一颗帮助对方的心，他知道自己做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生活小事还是能做得令对方满意。
在胡也频牺牲以后，遇到冯达之前，丁玲从来没想过再与人恋爱。
因为她“相信不会有谁能象也频那样纯朴热情”，她需要的是一个也像胡也频那样的爱人。
冯达的闯入，无意中与丁玲的要求相符合，这是天意还是巧合？冯达爱她，敬重她，经常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的红色新闻给她听，陪她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
饿了，给她做饭；工作了，悄悄离去。
累了，两人躺在床上，望着窗外天幕上的星星，娓娓谈心，聊天。
冯达所做的一切都从丁玲的意志出发，从不提任何要求，包括性要求，完全像朋友一样。
1932年夏天，沈从文在上海见到丁玲，问起她和冯达相处的情况：“两人生活怎么样，是不是还好？”丁玲很坦率地回答：“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又不是年轻小孩子。
一切都平平常常，住在那里也同公寓一样，白天各人有各人的事务，到见面时还互相十分客气，比老朋友们在一处时还客气。
”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丁玲和冯达过得不错，举案齐眉，相敬如宾。
1933年大约是2月初，丁玲和冯达搬到北四川路昆山花园，此处亦作为地下党的联络点。
5月14日这一天，早晨，冯达要去看《真话报》的两个通讯员，因昨晚去，见他们屋里的灯光摇晃，还隐约听到屋里有凌乱的脚步声，在窗下叫了两声，没回音，就转身走了。
丁玲的三次婚恋
丁玲的三次婚恋作者：暂无来源：《党史博采·纪实（上）》 2011年第6期初识胡也频，共同迈进婚姻的殿堂丁玲，1904年出生于湖南常德。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风暴吹到湖南，正在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丁玲和许多爱国热血青年一样，也走上街头，参加游行、演讲，并开始接触新文学作品。
1922年2月，丁玲作为具有叛逆思想的新女性，毅然解除了和舅父家大表兄的婚约，离开湖南来到上海，同好友王剑虹一起进入了共产党人陈独秀、李达等人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
1923年冬，王剑虹同共产党人瞿秋白结婚。
丁玲只身来到北京，她先在—个补习学校补习功课，偶尔也去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
1925年，2l岁的丁玲与胡也频相识。
胡也频，福建人，当时在北京《京报》副刊《民众文学周刊》作编辑。
同为远离家乡的游子，加上俩人共同爱好文学，使这对青年男女有了共同的语言。
胡也频那火一样的热情，诗人的气质，赶走了料峭的春寒，温暖了丁玲那颗孤独的心。
同年秋，丁玲与胡也频在北京西郊香山脚下的一间农舍里，两个漂泊者点燃红烛，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
两个人的生活充满了热情和贫困，他们住的房子虽十分简陋，每月还需9元钱租金，靠胡也频那点微薄的稿费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
由于胡也频的稿费收入不稳定，丁玲不得不时常将自已的衣物拿到当铺典当，以应生活之急。
丁玲不是一般女性，当一个贤妻良母不是她的理想。
1926年春，丁玲结识了刚到北京的著名戏剧家洪深，看了他带来的电影，产生了想当电影演员的梦想。
在丁玲的鼓动下，胡也频和丁玲来到上海，进入明星电影公司。
电影公司对丁玲很满意，要跟她签3年的合同。
临到签合同时，丁玲犹豫了，要将3年的青春“卖”给一家电影公司，这不符合她的性格。
于是，丁玲退出了电影界，又去拜访南国剧社的负责人田汉，想当一个戏剧演员。
可是，当时戏剧界的不良风气吓退了丁玲，破灭了她想从事演艺业的梦想。
带着一腔的失望，丁玲、胡也频重新回到北京。
新月派三诗人的爱与死及人与诗
新月派三诗人的爱与死及人与诗阎浩岗就中国诗歌史而言，有许多巧合与宿命。
第一位及最后一位古典诗人——屈原和王国维均投水而死。
而新月社三位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均未得享天年，且都属横死：闻一多被刺，徐志摩坠机，朱湘投江。
三人中第一个故去的是徐志摩，1931年11月19日中午11时35分，徐坐“济南号”飞机在济南附近撞山，时年35岁。
第二个是朱湘，1933年12月5日晨6时乘坐由上海开往南京的客轮路过据传李白坠江处的安徽采石矶时自沉，年仅29岁。
第三个是闻一多，1946年7月15日下午5时在昆明离家几步远的小街上中枪倒毙。
他是三人中寿命最长者，但也不足48岁。
三个人的死亡分属水、陆、空，在当时都引起社会震惊。
他们的家乡地名也很独特：徐志摩生于浙江硖石，闻一多生于湖北浠水，朱湘生于湖南沅陵。
其中，“硖石”的“硖”字只用于该地，属绝对的专用字；“浠水”的“浠”与“沅陵”的“沅”也属专用，显示出其独一无二性。
而徐志摩与朱湘二人最后的归宿，又都与其家乡地名暗含着神秘巧合：石与水。
从形象到气质，徐、闻、朱都是最典型的诗人类型。
他们追求超越于现实的纯美乃至瞬间幻美，并力求用最适合的方式、最完美的形式表现出来。
但是，在处理诗与现实、自身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三人又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这些差异对其诗歌创作产生重要影响。
他们在爱情与生活方面的个人选择与处理方式，尤其值得关注。
茅盾《徐志摩论》说徐是“现代布尔乔亚诗人”，这总体讲是准确的。
有人学究气地根据徐没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工人剩余劳动，主要靠薪金度日，对此予以否认，其实大可不必。
茅盾这里主要是指心境心态、价值立场。
从这个角度说徐代表资产阶级，应无疑问。
虽然他在美留学时曾有为餐馆洗盘子的经历，但他出身富商家庭，从小家境优越，赴英留学能带妻陪读，经济条件肯定差不了。
即使后来徐父不再资助，全靠薪金生活，他在好几个大学任教授，又有稿费补贴，无疑也属社会上层。
否则怎能维持陆小曼的奢侈挥霍？据王映霞说，陆与徐所租住宅每月租金百元左右银洋，出入有私人汽车，家里佣人一大帮，与之相比王自觉寒伧。
《北斗》与丁玲20世纪30年代文学创作转型
２ ０ １２年 ４月 第 １ 卷 第 ２期
蚌埠学院 学稚
ｉ ｅ ｅｙ Ｄｕ ｇ ｔ ｓ ｐ ｒ ｄ， ＮＧ ｎｇ Ｓｌｔｒ ｒ ｈ ｕｇ ｔｏ ｅ — ｎ ｓｆｒ ｄ， ｎ ｒｌ ｅ ａ ｙ ｃ ｅ ｔｏ ｆｒ ｃ ｌ ． ｒｎ ｈｉ ｅ ｏ ＤＩ ｉ ｉ Ｌｉ ｉｅ ａ ｏ ｈ ｆｌｆ ｗｉ ｇ ｗａ ｏ ｍｅ ａ ｄ ｈｅ ｉ ｒ ｒ ｒ ａｉｎ ｙ ｔ ｔ
品《 水》 是丁 玲为 《 斗》 刊 而赶 写 的 ， 载 于 北 创 连
１３ 年 ９月 ２ ９１ ０日、０月 ２ 日、１月 ２ 日《 斗 》 １ ０ １ ０ 北 第 １ １２３期 ， 现 了作 家 这 一 时期 写 作 上 的一 卷 、、 体 个 突破 。对 于 主 编 《 斗 》 北 之后 自己 文艺 观 念 的转 变， 丁玲在谈 及 自己这一 时期 的文 学 思想 和 艺 术 上 的转 变时做 了这 样 的总结 ：
Ｋｅ ｒ ｓ ＤＩ ｙ ｗｏ ｄ ： ＮＧ ｉｇ Ｂ ｉｏ ｏ ｒａ ； ａ ｓ ｒ ｔ ｎ ｏ ｒａｉｎ Ｌｎ ； ｅｄ ｕＪ ｕｎ ｌ ｔ ｎ ｆ ｍａｉ ｆ ｅ ｔ ｒ ｏ ｏ ｃ ｏ
《 北斗》 ２ 是 ０世纪 ３ ０年代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的机关刊物 ， 丁玲担任主编。从 １３ 年 ９月 ２ ９１ ０日 创刊， １３ 至 ９２年 ７月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北斗》 《 历 时 十个 月 ， 出版 刊 物八 期 七 本 。在 现 代 文学 期 刊 共 中，北斗》 《 的历史不长 ， 但在“ 左联” 刊物中， 则要算 坚持 得较 久而 且容 量丰厚 、 树斐 然 的了¨ 。 建 日本 学者 中岛 碧 这 样 论 述 主 编 《 斗》时对 丁 北
施蛰存与《春阳》
施蛰存与《春阳》新感觉派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前期在文坛上十分活跃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
它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为代表，以《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等刊物为阵地，擅长捕捉、描写都市意象，喜欢用各种现代技法来写都市感官体验，注重人物的潜意识和隐秘心理分析的小说流派。
要了解这个流派的创作概况，课后可读：严家炎的《新感觉派小说选》、《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一、生平与创作施蛰存（1905－2003），原名许德普，1905年12月3日生于杭州水亭。
1909年他父亲施亦政被邀至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做文牍、管藏书，全家迁到苏州，在那生活了六年。
1911年父亲为他举行开蒙仪式。
因辛亥革命后父亲失业，他8岁那年父亲带着全家迁到松江，父亲在陆公勉办的织袜厂任经理，经济条件转好，稳定下来。
五四运动让施蛰存知道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自由主义、新文学等新名词、新文化，经胡适《中国哲学史》接触到先秦诸子。
看新文学杂志，开始练习写作。
中学三、四年级时开始写小说，与同学戴望舒、杜衡、张天翼等人一起组织“兰社”，出版四开旬刊《兰友》。
1922年在《礼拜六》上以青萍、施青萍的笔名发表小说《恢复名誉之梦》《老画师》，在《星期》上发小说《寂寞的街》。
施蛰存认为这时的小说“纯然是一些写实主义的作品”。
1922年中学毕业，考入杭州之江大学（教会大学），后因参加非宗教大同盟被迫退学。
埋头写作，将自己的二十多篇小说编为《江干集》出版，因风格介于鸳鸯蝴蝶派和新文学之间，很少提起。
1923年，与戴望舒一起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
与丁玲、孔另境同学。
深感丁玲的傲气。
由孔认识茅盾。
与老师田汉关系较好，交谈中受益颇多。
1924年入大同大学学习，1926年入震旦大学特别班学法文，他、戴望舒、杜衡三人准备一起去法国留学。
三人办一个小刊物《璎珞》（共印了四期），施蛰存的《上元灯》、《周夫人》在此发表。
三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春戴望舒、杜衡因右派同学告密被捕，后托人救出，施蛰存1926年底回家过年躲过一劫。
哪些是沈从文的良朋好友
同辈文学家中，与沈从文友谊较深的有胡也频、丁玲、巴金、靳以、废名、朱光潜等。
早期都是文学青年的时候，友谊比较单纯，后来政治上的隔膜造成分道扬镳，却是无可奈何。
有些恩恩怨怨，外人难于说清。
形成京派之后，流派内的作家友情比较稳固，但自由派文人一般只是彼此尊重，而各自独立。
有人将此幽默地比喻为：狗狼成群结队，虎豹独来独往。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作家间的关系，确实可以窥探他们文学性格的异同以及相互影响的实质。
1925年，沈从文给京报副刊投稿，结识了在那里编“民众文艺”的胡也频。
丁玲是经胡介绍的。
丁玲的才气自然吸引了沈从文，但丁、胡在同居，沈是两人的朋友。
之后，丁玲爱上了冯雪峰，发生麻烦时总是沈从中调解。
三人在上海办杂志时期关系密切。
胡、丁日益左倾，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后也曾动员沈参加，从此有了思想分歧，但友谊仍存。
到1931年胡也频被捕，沈两次赴南京设法营救，又陪丁玲去龙华探监。
胡被枪杀后，他写了《记胡也频》，并冒着危险陪丁玲送孩子回湖南。
1933年丁玲被捕，沈写了《丁玲女士被捕》、《记丁玲女士》等表示抗议。
这三人是最早的文学伙伴，可惜后来却产生了终生的误解。
沈从文同巴金认识不知究竟起于何时，虽是文字之交，但巴金和他都很认真，是挚友。
沈从文在追求张兆和四年后，从青岛经上海到苏州张兆和的家里去作第一次拜访，他要给张买贵重一点的礼物，在上海就找巴金参谋。
可见他对巴金的看重。
巴金出的主意是买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托尔斯泰、妥斯陀也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的作品，加上一对精美的书夹，花掉了一本书的版权。
1933年，沈从文结了婚。
秋天，巴金到北平去，就住在达子营沈家。
白天沈在院子里写《边城》，巴金在屋子里修改《雪》（又名《萌芽》）。
五十年代后沈从文默默无闻，巴金每次到北京开人民代表大会都去看他，还是朋友。
别人提携沈从文，沈从文又提携别人。
1936年，林徽因受他的委托编过一本《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那里的京派青年作家不下十余人。
2《为了忘却的记念》公开课一等奖创新教学设计统编版选择性必修中册
2《为了忘却的记念》公开课一等奖创新教学设计统编版选择性必修中册高二语文选择性必修中《为了忘却的记念》教学设计学习目标1.理解白莽、柔石等革命志士的形象特点，学习他们的精神品质。
2.通过分析作者对五位青年作家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的悲愤之情，感受鲁迅的形象。
3.学习本文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相结合的表达方式，分析曲笔手法的运用，感受含蓄蕴藉的情感。
教学重点理解关键语句，体会思想情感。
教学难点能够自主梳理文章章节内容；能够深入文本，品味人物形象。
教学过程（一）教学导入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在“国统区”实行文化“围剿"。
特务捣毁进步文艺团体和书店,查禁进步文艺书刊,通缉进步作家。
1931年1月17日,国民党政府逮捕了“左联”五位作家:柔石、白莽、冯铿、李伟森、胡也频。
2月7日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秘密杀害了他们。
1933年2月7-8日,鲁迅写《为了忘却的记念》(发表于4月的《现代》杂志)，此时离烈士遇害已经两周年。
（二）任务一：阅读全文，概括表现人物性格特点的小事，分析人物形象【提问】文章开头一方面点明写作目的是记念几个青年作家，另一方面又说“这并非是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这又如何理解？【明确】这段话，正话反说，语意隐晦曲折。
表面轻松的口吻，实则表达了鲁迅悲痛的心情。
鲁迅的意思虽然悲哀无法摆脱，但为了继续战斗，必须调整情绪，摆脱悲哀，化悲痛为力量。
【提问】第二自然段开始回忆两年前五位青年作家遇害的事，对于此事有四种态度，请具体说明。
【明确】1.“不敢”：同情革命者，也想揭露，但怕惹祸；2.“不愿"：不想惹是非，明哲保身；3.“不屑”：站在统治阶级一方,认为被杀是小事一桩；4.隐约其辞：巧妙地透露一些消息，暗示五位青年作家是秘密杀害的。
丁玲、胡也频与沈从文的群租生活
丁玲、胡也频与沈从文的群租生活1925年，文学青年丁玲和胡也频恋爱并且同居了，他们搬到香山住，快活得好像神仙。
另一位文学青年沈从文则经梁启超和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的介绍，到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当办事员。
这三个人，在1925年的秋天认识了。
丁玲与胡也频沈从文说，这时候的丁玲，突然脸上有了那种“新妇腼腆的光辉，神气之间安静了些也温柔了些”。
他们很快成了不错的朋友，没饭吃，便来找沈从文一起吃慈幼院大厨房的粗馒头；情侣吵架，其中的一个便来找沈从文诉说冤屈。
后来，他们三个人便住在一起，一起住进公寓，包括汉园公寓等，这似乎是他们“同居三人组”的开端，后来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这样的合租模式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李辉老师在《沈从文与丁玲》一文中说，汉园公寓主人的儿子黄伯飞多年后回忆，沈从文的房间是楼房后座二楼左角的一间，他和沈从文的房间只是一墙之隔。
沿着左边走廊的两个房间，一间是胡也频的，一间是丁玲的，当然，这两个房间里边是相通的，胡也频和丁玲只用靠近楼梯的一个门口出入。
在北京的日子看起来风平浪静，尽管有许多人说胡也频曾经怀疑过沈从文和丁玲的感情，但很快他便发现，真正的“情敌”当然不是沈从文，而是冯雪峰。
当这三个人再次在上海相聚的时候，他们已经经历过一番“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情风波。
沈从文这是一幢值得纪念的房子，在这里，有三个青年，他们日后都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一笔。
他们在这幢房子里创办了红黑出版社，并出版了《红黑》杂志，随后开始出版“二百零四号丛书”。
与此同时，他们还为人间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人间》杂志。
施蛰存回忆，萨坡赛路204号仿佛在一家牛肉店楼上，他有时去拜访，“从文都在屋里写文章，编刊物，管家。
他们三人中，丁玲最善交际，有说有笑的，也频只是偶然说几句，帮衬丁玲，从文是一个温文尔雅到有些羞怯的青年，只是眯着眼对你笑，不多说话，也不喜欢一个人，或和朋友一起，出去逛马路散步”。
赵景深则说，冬天的时候去看望他们三个人，居然惊讶地发现，丁玲的字简直和沈从文的一模一样，“可见他们三个是多么要好了”。
施蛰存与《春阳》
施蛰存与《春阳》新感觉派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前期在文坛上十分活跃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
它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为代表，以《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等刊物为阵地，擅长捕捉、描写都市意象，喜欢用各种现代技法来写都市感官体验，注重人物的潜意识和隐秘心理分析的小说流派。
要了解这个流派的创作概况，课后可读：严家炎的《新感觉派小说选》、《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一、生平与创作施蛰存（1905－2003），原名许德普，1905年12月3日生于杭州水亭。
1909年他父亲施亦政被邀至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做文牍、管藏书，全家迁到苏州，在那生活了六年。
1911年父亲为他举行开蒙仪式。
因辛亥革命后父亲失业，他8岁那年父亲带着全家迁到松江，父亲在陆公勉办的织袜厂任经理，经济条件转好，稳定下来。
五四运动让施蛰存知道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自由主义、新文学等新名词、新文化，经胡适《中国哲学史》接触到先秦诸子。
看新文学杂志，开始练习写作。
中学三、四年级时开始写小说，与同学戴望舒、杜衡、张天翼等人一起组织“兰社”，出版四开旬刊《兰友》。
1922年在《礼拜六》上以青萍、施青萍的笔名发表小说《恢复名誉之梦》《老画师》，在《星期》上发小说《寂寞的街》。
施蛰存认为这时的小说“纯然是一些写实主义的作品”。
1922年中学毕业，考入杭州之江大学（教会大学），后因参加非宗教大同盟被迫退学。
埋头写作，将自己的二十多篇小说编为《江干集》出版，因风格介于鸳鸯蝴蝶派和新文学之间，很少提起。
1923年，与戴望舒一起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
与丁玲、孔另境同学。
深感丁玲的傲气。
由孔认识茅盾。
与老师田汉关系较好，交谈中受益颇多。
1924年入大同大学学习，1926年入震旦大学特别班学法文，他、戴望舒、杜衡三人准备一起去法国留学。
三人办一个小刊物《璎珞》（共印了四期），施蛰存的《上元灯》、《周夫人》在此发表。
三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春戴望舒、杜衡因右派同学告密被捕，后托人救出，施蛰存1926年底回家过年躲过一劫。
关注北大旁听生现象 未名湖畔,交织着苦闷与希冀
关注北大旁听生现象未名湖畔，交织着苦闷与希冀日期：2012-05-31 作者：郑球洋来源：文汇报他们没有北大学籍，也没有宿舍床位，更没有文凭和奖学金，未曾佩戴过北大的校徽，也没得到校方的任何凭证，但他们和北大学生一样，在食堂用餐，在体育场打球，在教室听课，在礼堂听讲座，和北大老师交流思想、讨论问题……这是一群游走于教育体制边缘的人，怀揣梦想、求知若渴。
自1898年创办京师大学堂至今，旁听生都是北京大学校园内的一个特殊群体。
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是较早关注北大旁听生现象的学者，谈及这一老北大的传统，他说：“几乎所有回忆老北大教学特征的文章，都会提及声名显赫的‘偷听生’，而且都取正面肯定的态度……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是没有围墙的。
任何一个公民，只要有时间、有精力，听得懂相关课程，大学就应该向他们开放……北大真正特异之处，在于默许外系、外校乃至外地的学生未经注册而进入教室。
只要教室里有多余的位子，而你又不影响正常的课堂教学，周围的人即使明知你不是北大学生，也不会横加干涉。
这已经成为北大校园里最为引人注目的风景……”陈教授曾撰文说：“‘偷听生’对于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远在正科生之上。
尽管历年北大纪念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在传播北大精神、扩展红楼声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老北大旁听生名气不在正规生之下北京大学素来有非常严格的招生标准，但它同时又宽容地向社会敞开大门。
北大旁听制度始于清末（1910年），据《北大一览·北京大学大事年表》记载，“1910年（庚戌年）开办分科大学，设经、文、法政、格致、农、工、商、医等科。
除经、文两科皆用本国教习外，其余各科均聘有外国教习。
医科因故未能开办。
学部董戒学生专心向学。
以大学堂中学未毕业各生碍难升入正科，奏请筹添旁听生，是为北大旁听生制之始……”1916年12月26日，时年49岁的蔡元培秉持教育救国理想，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更是对这种制度大加褒扬和倡导。
飞蛾扑火 非死不止 丁玲故居寻迹
文化·生活 CELEBRITY HOUSE名人故居栏目主持:陆杨丁玲（1904年-1986年），湖南临澧人，原名蒋伟，字冰226丁玲与王剑虹的合影1926年丁玲与胡也频在北平的合影。
照片上的字为胡也频1928年2月题写。
冯雪峰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227这段时期丁玲看了一部电影《空谷兰》后，萌生了做电影明星的想法，但终因性格与电影圈潜规则的现实格格不入而未果。
于是她含愤写出了处女作《梦珂》，这是关于一个敏感和幼稚的年轻女孩成为一名电影明星受腐败的社会欺骗的故事。
1927年底发表于《小说月报》。
同年冬天，丁玲又创作了《莎菲女士的日记》，深刻地表现了五四运动后觉醒的知识青年的痛苦与追求。
报刊上惊呼“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汉花园的公寓丁玲结识了冯雪峰。
当时年轻的丁玲和胡也频、沈从文都想赴日留学，为了学习日语，找了个老师，这位老师就是当时在北大自修日语的冯雪峰。
后来，丁玲在与美国作家斯诺夫人一次谈话中，她深情地说：“一个朋友的朋友开始来到我们家里，他也是一个诗人。
他长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
但是在我们的许多朋友当中，我认为这个人在文学方面特别有才能。
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
在我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的男人。
”1928年，冯雪峰离开北京到上海，丁玲不顾一切追到上海，紧跟着胡也频也追到了上海。
面对两个男人，丁玲大胆地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于是三人直奔杭州，真的在西湖边共同生活了一段日子。
结果胡也频坚持不住，返回上海，找到了好友沈从文。
沈从文劝他不要轻易放弃心中所爱，胡也频隔日重返杭州，他的坚定终于挽回了丁玲飘摇的心。
最终，冯雪峰理智地选择了离开。
丁玲心如刀绞地看着冯雪峰离去，这段惊世骇俗的三人行爱情告一段落。
“最后悔的一段感情是冯达。
”1931年2月7日，年仅29岁的胡也频被枪决。
戴望舒的人生“雨巷”
戴望舒的人生“雨巷”作者：知闲来源：《同舟共进》2018年第05期中国现代派诗人、翻译家戴望舒的名字，是与《雨巷》联系在一起的：“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这首发表于《小说月报》1928年8月号上的诗作，曾引起极大轰动，受到包括叶圣陶、朱自清在内诸多名家的推荐和赞赏。
诗作缠绵、敏感的情愫，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雨巷》遂成经典，戴望舒也成为了感伤主义的一个符号，同时成为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座高峰，是继徐志摩之后中国新诗的杰出代表。
戴望舒一生只发表了92首诗歌，却凭这寥寥92首诗，确立了他在现代诗坛的地位。
可是，一代现代主义诗歌大师却命运多舛，尽管有过辉煌与得意的时候，他的人生却更多的处于痛苦与失落之中，婚姻生活的不幸、几次牢狱之灾、抗战胜利后被诬为汉奸，彻底摧毁了他的身体和意志，最终撒手人寰。
【伤痕与才气】戴望舒出身于杭州一个职员的家庭。
父亲戴立诚早先在北戴河当铁路职工，后回到杭州，在市政府财政局任职，晚些又转任银行职员。
母亲卓文出身书香门第，可以说是儿子的文学启蒙老师。
戴望舒天资聪慧，好学上进，三四岁便开始大量阅读中外童话故事，父母对这个唯一的儿子宠爱有加，姐姐对他也是关怀备至。
戴的童年本应是阳光灿烂的，可惜幼年时不幸患上天花，虽经及时的治疗和护理，然而那时医疗水平有限，最终在他脸上留下了瘢痕。
这一打击对戴望舒来说是终身的甚至是致命的，从容貌被毁的那一天起，他便遭受了来自周围伙伴有意无意的嘲笑挖苦，这让他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经常处于自卑和少言寡语的状态。
成年后的戴望舒一米八几的个子，诗名远扬，风流倜傥，却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也从不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有时连说话都有点打结。
据说，成年后的戴望舒多次质问母亲为什么没有将他的病治好。
1931年12月，戴望舒的中学同学张天翼在《北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说《猪肠子的悲哀》，小说素材之一就是戴望舒的生理缺陷。
季羡林与他的老师胡也频
季羡林与他的老师胡也频作者：来源：《档案天地》2014年第04期“左联”五烈士、革命作家胡也频是国学大师季羡林的老师，从1930年2月到7月，两人曾经有过一段师生关系。
那么，胡也频是在什么样的背景到济南的？季羡林眼中的胡也频是一个怎样的老师？胡也频为何只在济南呆了5个多月？作家老师来了1930年，是国民党夺取山东政权的第二年，当时的省主席是韩复榘，教育厅长是何思源。
当时的山东济南省立高中（今济南一中）是全省唯一的高级中学。
教员、学生都很复杂，学校管理混乱，学生自由散漫。
教职员有的混课时拿薪水，有的勾心斗角，争权斗利，根本不像求学的地方。
进步学生季羡林等人对社会不满，对统治者感到厌恶仇恨，求学也毫无出路，处于苦闷、彷徨之中。
胡也频未到任之前，季羡林的国文教员是清朝遗老，他是个思想落后、观念陈旧老先生。
他开始教的全部是文言文，后来因为学生强烈反对，他就从《胡适文存》中选了几篇文章，想借此敷衍学生，保住自己的饭碗。
那时“五四”新文学运动已经过去10年了，社会已有很大的发展，学生思想进步很快。
《胡适文存》怎能让青年人满足呢？在学生的反对下，这位老师无脸进课堂，辞职不干了。
季羡林的国文课从此空下来了。
就在此时——1930年的春天，忽然传来一个好消息：青年革命作家胡也频，要来任季羡林他们的国文教员了。
1928年，胡也频和妻子丁玲，好友沈从文在上海合办了一个刊物《红黑》月刊，胡也频把老父亲准备用来养老的钱1000大洋（约今20万元）以高利贷（月息3分，即要30个大洋的月息）的形式借来，下了大血本。
“红黑”在湖南话里有“横竖”、“反正”的意思，这个刊名意味着这三个年轻人是豁出去了，不成功则成仁。
《红黑》第一期出刊那天，三个年轻人站在上海四马路和北四川路的书店门口，看着自己刊物被摆在显眼的位置，踌躇满志。
在《卷首题词》中，他们鲜明地表达了为苦难民众而创作的宏图大志。
然而，三个年轻人肯定不会料到，《红黑》最终只出版了8期就宣告夭折了。
长征路上的诗人曙霞是冯雪峰吗？
长征路上的诗人曙霞是冯雪峰吗？作者：何志文来源：《红广角·党史与文献研究》 2013年第1期（北京）何志文在长征的队伍里，除了普通的工农战士，红军指挥员，政治家，也有像李德这样的外国顾问，成仿吾这样的学者，他们都通过不同方式，记载了自己在长征过程中的经历和见闻，成为人们了解长征的珍贵遗产。
除此之外，在浩浩荡荡从东南到西北行进的长征队伍中，还有一位诗人的身影，闪现在崇山峻岭和雪山草地上，这个身影，就是曙霞。
一在影印版的《二万五千里》里，有三篇署名“曙霞”的文章，其中的两篇，是用诗的形式写成的。
从署名“曙霞”的文章里，我们还可以看出，他是中央纵队干部团上干队里面的一员。
在用笔名所写的关于长征的文章里，像“莫休”等已经有人研究出了具体的作者。
但“曙霞”是何人，他的具体身份是什么，目前还是个谜。
实际上，在长征队伍中，还有一位留下真实姓名的诗人，他就是有“湖畔诗人”之称的冯雪峰。
长征途中，冯雪峰和成仿吾、徐特立、李一氓、董必武等人在一起，是上干队的成员之一。
据莫文骅回忆，冯雪峰在上干队的具体职务是“政治教员”，他和董必武等人一样，受到了特殊照顾。
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后，冯雪峰被中央派往上海。
在上海期间，冯雪峰向鲁迅、茅盾通报了红军长征的事迹，当时在场的，还有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和路易·艾黎。
虽然参加了光辉的长征，冯雪峰却很少在文章中提及自己参加长征的经历。
在长征后，他曾写过关于长征的小说，但这部书稿最后遗失了，未能与读者见面。
冯雪峰的长征事迹，有人却清楚地记得。
冯雪峰长征时的战友莫文骅和宋任穷，都写了文章以示纪念。
宋任穷在《我有义务为雪峰同志写几句》中说：“当时，（冯雪峰）和大家一样的装束，吃一样的饭菜，一样的拄着棍子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辛。
一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生活多年的文化人，在极端艰难的长征路上，随军步行二万五千里，一直坚持到陕北，是难能可贵的。
”那么，在《二万五千里》中留下三篇文章的曙霞，是否就是长征中的诗人冯雪峰呢？他们之间好像有着某种联系。
历史人物沈从文简介
历史人物沈从文简介：1923年，一个来自遥远边城的外省青年怀揣着青春梦想以及对文学的满腔热忱奔京城而来。
当他夹着铺盖从前门车站走下火车时，立刻被眼前豁然开朗的城市所吸引，于是他站在月台上说了一句：“我是来征服你的。
”这个青年名叫沈从文，这一年他21岁。
京城米贵，居之不易。
初来北京的这年冬天，沈从文蜷缩在湖南会馆一间没有炉子的小屋里。
天寒地冻、弹尽粮绝，可他连一件棉袄都买不起。
幸好郁达夫冒着鹅毛大雪来到他的住处。
让郁达夫吃惊的是这位青年一边流着鼻血，一边正用冻僵的双手伏案写稿。
看到这，郁达夫解下自己的围巾替他围上，然后领他去街上吃饭，并把衣兜里剩下的几块钱全部给了他……沈从文一生曾三进北京城。
施蛰存回忆：“为新文学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潮所感召，从文于1923年来到北平，没有熟人，没有亲戚，孤军奋战。
1924年，已在《现代评论》和《北京晨报》上发表创作，大约此时已受知于胡适。
以后逐渐认识了徐志摩、郁达夫、杨振声、朱光潜、梁实秋、朱自清等人……”然而四年未满，沈从文就因军阀张作霖在北方制造白色恐怖，而随同冯雪峰、丁玲、胡也频等一批青年文人南下，移居上海。
三年后他返回北平，经胡适推荐在中国公学任教。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沈从文随同清华、北大合并为西南联大师生南迁昆明。
1946年，沈从文携带家眷绕道上海回到光复后的北平，至此，他的后半生便留在了北京城。
子冈先生彭子冈，《大公报》着名女记者有一篇题为《沈从文在北平》的文章，为我们活生生地勾画出了沈从文在北京的生活。
“如果你在北平的庙会或小胡同碰见一位提了网线袋，穿着一身灰色或淡褐色的羊质长衫，身材矮小，一脸书卷气，眯着眼睛在书摊上找旧书或是在找门牌号数，说一口湖南、北平、云南杂糅的普通话，那便是沈从文。
你可以告诉他，该去理发店理发啦。
”1933年沈从文发表了一篇文章《文学者的态度》，把南北作家划分为“海派”和“京派”，褒扬“京派”而贬低“海派”，并自居于京派之列，由此引发了一场轰动南北文坛的大争论。
当爱情与道德遭遇时——评丁玲的《不算情书》
当爱情与道德遭遇时——评丁玲的《不算情书》方华蓉【摘要】Bu Suan Qing Shu(meaning letter which can not be considered as love letter) is famous writer Ding Ling's unique work.It is also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the Chinese female literature.The article mainly uses feminist criticism to analyze the implication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 and the expression of female desire in the text and the love dilemma in which female wants to love but can not love.Bu Suan Qing Shu is considered as the true description of Ding Ling's unique experience.The unique love experience has the subtle relationships with creation.%《不算情书》是著名女作家丁玲的一部较为独特的创作,也是中国女性文学的重要收获。
运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分析蕴涵在文中的女性意识与女性欲望,以及在道德压力下,女性欲爱不能、欲罢不止的情爱纠葛。
《不算情书》被视为丁玲女士一段独特经历的真实写照,这段独特的情感经历与文本创作之间存在某些微妙关系。
【期刊名称】《新余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17)005【总页数】3页(P21-23)【关键词】《不算情书》;情爱;道德;女性意识【作者】方华蓉【作者单位】湖北工程学院文学院,湖北孝感432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6《不算情书》是著名女作家丁玲文学创作生涯中一部相当独特的作品，《丁玲文集》中并没有收录，但是，在谈及丁玲创作，梳理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史时，《不算情书》又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文豪笔下的丁玲：土娼一样的肉欲情魔(图)
文豪笔下的丁玲：土娼一样的肉欲情魔(图)丁玲认为，沈从文按照自己的低级趣味，把她描绘成一个“肉体与情魔”、与湘西土娼毫无二致的女人，把她跟胡也频的结合写成是单纯肉体结合，并有意无意地在她的私生活中蒙上一层粉红颜色。
本文摘自2009年第3期《博览群书》，作者陈素娟，原题为《从女性视角看丁玲交恶沈从文》。
沈从文与妻子张兆和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当时几乎无一人敢出面揭露此事。
尚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得知后，于5月25日写下了《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并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刊出，后又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相继刊登出《丁玲女士失踪》以及《记丁玲女士跋》两篇文章。
不久，突然听到丁玲遇害的传闻，正在为老友奔波呼号的沈从文感到无比愤怒和悲伤。
正是在这种情绪下，才有了《记丁玲女士》〔后改名为《记丁玲》〕一书。
当该书在天津《国闻周报》上连载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这不能不说给当局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丁玲的危险性。
近50年后，这份记忆在80年代初被唤起。
身为传主的丁玲一反常态，对过去20年给予她政治迫害的人默不作声，却对这部关于她本人的传记痛骂有加、嗤之以鼻。
1980年春，丁玲在《诗刊》第3期上发表了《也频与革命》，文中称《记丁玲》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胡言乱语”、“连篇累牍”，并斥作者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
两人过世之后，“树欲静而风不止”，由此而引起了一段“丁沈文坛公案”，研究者各持己见，争论不休。
其中多数是站在同情沈从文的角度，批评丁玲的“有失偏颇”。
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大多都从强调丁玲的政治性出发。
这不免引人深思：难道就因为政治信仰的不同，曾经被传为“文坛佳话”的深厚友谊就这样破裂了吗？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存在呢？丁玲本人曾对一个研究者这样解释：“我被捕后，有一年沈从文又到了常德。
让他们鲜活地从历史深处走来 关于《前哨》的漫谈
上海戏剧•••••••••SHANGHAI THEATRE专题让他们鲜活地从历史深处走来□黄昌勇关于《前哨》的漫谈没日没夜地写，半个多月后，完成了《前哨》第一稿，我战战兢兢，盘算着私下找几个懂剧本的朋友看看，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心里决定，如果不行，就此鸣锣收兵，从此金盆洗手了。
截稿的当晚，我就带着剧本，给住在苏州的聂圣哲先生看，他是黄梅戏《徽州往事》的编剧，算第一个看《前哨》剧本的人，没有想到，他给予热烈的肯定，又热心地指导我剧本写作的格式规范，当晚在他的波特兰小街的食堂，我们俩对饮对酌，算是一个小小的庆祝。
我知道他对我一贯是鼓励为主，所以对首轮演出在上戏实验剧院；4月16日至17日，第二轮演出在上音歌剧院；第三轮将于7月6日至7日在上海大剧院上演；10月21日至24日献演国家大剧院；此外，还有排演巡演版的计划。
《前哨》算是有了一定的社会反响。
《上海戏剧》决定发表剧本，编辑邀请我写一篇创作谈，我亦赞同。
在这个时间节点，回望一次，做一个反思或者总结，对自己、对热爱这部戏的各方领导、同仁、朋友和观众，也是一个交代。
2020年7月下旬，我把自己关在苏州金鸡湖畔的一家酒店里，11年前，我怎么都不会想到自己会从同济大学到上海戏剧学院这所戏剧专业院校任职，也可能就是从这一天起，戏剧开始介入我的人生。
记得有一次与朋友聊天，我笑谈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会从事剧本创作，或者当一回演员，或者再做一次导演，不然怎么证明自己的后半生在戏剧学院工作呢？大家听了，有反对的，有一笑了之的，当然也有真心支持的。
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的爆发，我有了大块的时间，我把这个梦想带进了现实。
这就是话剧《前哨》的诞生。
2021年2月7日至9日，Creative Notes on Outpost by Playwright Huang Changyong上海戏剧SHANGHAI THEATRE专题本的书写方式，也跟大家谈了30年前我自己研究左联和左联五烈士的体会和经历等等。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民国时期，刚刚登上文坛的沈从文曾经和胡也频有过一段真挚的友谊。
当时，因为投稿，沈从文在北京结识了《京报·民众文艺》的编辑胡也频，两个人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沈从文在自己居住、写作的“窄而霉斋”里，用白开水招待了与他志趣相投的胡也频。
后来，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一起搬到沙滩附近的汉园公寓，每到月底，房租和伙食费总是让沈从文的生活颇为窘迫。
但是，沈从文却凭着他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劲和韧性，仍然坚持写作和投稿，终于，他的作品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上陆续发表了。
这时，胡也频通过熟人，把沈从文的文章转给了周作人，发表在《语丝》上。
不久，沈从文的最初的两本书分别由上海的北新书局和新月书店出版。
但是，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一起，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刊物。
为此，他们于1927年4月和1928年2月分别离开了北京，到上海去寻求发展。
1929年1月，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终于在上海创办了《中央日报》副刊《红黑》和人间书店的《人间》月刊，于是，沈从文和胡也频一起做了编辑。
但是，因为无法筹措资金，这两个刊物不到一年就先后停办了，留给沈从文和胡也频的，是一大堆债务。
为了还债，胡也频经人介绍，到山东济南的一所中学教书，丁玲随即也去了济南，沈从文则到中国公学任教，后又到武汉大学教散文写作。
当沈从文寒假里回到上海时，胡也频也因在济南参加学生运动，受到当局的通缉，已被迫与丁玲一起返回了上海。
不知为什么，短暂的分别使沈从文和胡也频这两个朋友之间的
思想距离有了隔阂。
这时，胡也频和丁玲已经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胡也频被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并担任“左联”的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
沈从文觉得胡也频这个昔日熟识的朋友完全变了样。
此时的胡也频，已经全身心地投入了革命活动中去了。
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使沈从文和胡也频的距离越来越大，胡也频劝说沈从文加入“左联”，与他一起搞革命文学，但是，沈从文对当时文坛上种种举动抱着怀疑的态度，他痛感政治的复杂和残酷，他只想有充分的自由来用自己手中的笔进行写作，不愿有任何的束缚。
胡也频感叹他与沈从文在精神上开始产生距离，但是，他们不愿有所争执，破坏旧谊，因为他们曾经有着手足之情。
1931年，胡也频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的1月17日，胡也频穿着沈从文给他的海虎绒棉袍去参加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何孟雄主持召开的会议，被国民党军警逮捕。
当天深夜，沈从文就收到了胡也频托人从狱中带给他的便条，让他赶快去找胡适商量，保自己出去。
第二天，沈从文赶紧找到胡适，又将消息告诉了丁玲，并找到李达、施存统一起商量营救胡也频的办法，最后决定请胡适、徐志摩写信给蔡元培设法营救。
为了营救胡也频，沈从文到南京找蔡元培和邵力子，均无能为力。
沈从文只得返回上海，后又与丁玲一起再次来到南京。
沈从文去找陈立夫，要求国民党政
府放人。
陈立夫声称这事不归他管，反过来劝说沈从文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去做事。
营救无门，沈从文和丁玲只好再次返回上海。
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沈从文陪丁玲去监狱探望胡也频，隔着铁栅栏，沈从文从远处看到了胡也频带着手镣的双手很有力地一扬。
这次见面也成了这两个朋友之间的诀别。
1931年2月7日，胡也频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23位烈士英勇就义。
沈从文怀着对胡也频的沉痛哀思，写下了长篇散文《记胡也频》，他写道“我觉得，这个人（胡也频）假若死了，他的精神雄强处，比目下许多据说活着的人，还更像一个活人。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使我们像一个活人，是些什么事，这是我们应当了解的。
”表达了他对胡也频的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