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_多维度_多尺度的城市形态研究_中美城市形态研究的综述及启示

2012 Vol.27, No.2

国际城市规划47

A Multi-disciplinary, Multi-scale Agenda of Urban Form Studies Towar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Literature Review on Urban Form Studies in the USA and China

刘志丹 张纯 宋彦

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多维度、多尺度的城市形态研究

——中美城市形态研究的综述及启示

Liu Zhidan, Zhang Chun, Song Yan

引言

城市形态（urban form ）是指城市的物质空间布局以及开发模式[1]。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城市土地粗放利用、空间无序蔓延的批判和反思，以及对精明城市形态的寻求，有关城市形态及其测度的研究在美国重新受到高度关注[2]。 随着美国城市物质建成环境的日益成熟，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的美国规划研究兴趣转向了社会、人文和经济等方面，体现出浓郁的社会关怀（social-care ）特性。然而，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城市土地利用粗放蔓延式的发展模式开始受到批判——从城市形态的视角来看，蔓延式发展模式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包括拥堵的交通、过度的能源消耗、高额的公共服务、低水平的户外活动以及冷漠的邻里交往等。规划师和政策制定者积极寻求应对蔓延的规划策略。由此，城市形态的话题重新引起了城市规划领域的兴趣，并成为城市精明增长和新城市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石[3]。可以认为，关注城市形态的目的在于探求如何塑造精明的城市形态，从而营造良好的物质空间环境和社会环境，使人们能够以更加健康及环境友好的方式生活。同时，研究城市形态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制定公共政策来抑制蔓延式城市形态，提升城市整体的可持续性[4]。

中国城市在1980、1990年代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同样面临着上世纪中叶美国城市迅速蔓延中曾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土地粗放利用、城市无序发展、大面积用地功能单一、配套设施缺乏等。虽然与郊区独立住宅占主导

的欧美城市相比，中国城市通常被认为是相对紧凑的，然而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蔓延，却为21世纪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近年来的城市形态研究，在1980、1990年代大量引入西方经典理论的同时，结合中国实践不断发展，目前分别集中在城市地理学、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对城市土地粗放利用、空间无序蔓延的批判和反思，以及对精明城市形态的寻求，重新引起了美国城市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对城市形态的研究兴趣。本文综述了美国和中国城市形态研究的主要文献，认为中国的城市形态研究目前主要分别集中于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建筑和城市设计等领域，尚未进行跨领域的研究。而从过去20多年美国相关研究进展来看，美国的城市形态研究趋向于多尺度下的多维度形态识别，即可分为景观生态、城市经济、城市交通、城市社区以及城市设计等五个维度，分别对应大区域、大都市区、次区域、社区和街区等五个尺度。这些多维度、多尺度的城市形态研究成果对制定城市公共政策有直接相关意义。美国城市形态研究的最新进展不仅可以为中国城市形态研究提供启示，也将为21世纪中国城市塑造更健康、可持续的城市形态提供借鉴。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recent literature on urban form in both China and the USA. Based on the review in China, it shows that research on urban form in China mainly concentrates on fields such us urban geography, urban planning, architecture and urban design.The review in the USA reveals a multi-disciplinary, multi-scale, and policy-oriented agenda. Research involves five disciplines: landscape ecology,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neighborhood planning and urban design; these disciplines are in correspondence to five scales: regional, metropolitan, sub-metropolitan, neighborhood and blocks. Recent progress on urban form research in the USA will not only shed light on research contents, but also provide implications for the creation of healthier and sustainable urban form in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关键词：城市形态；多维度；多尺度；公共政策Keywords: Urban Form; Multi-disciplinary Analysis; Multi-scale Analysis; Public Policy

作者：刘志丹，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zhidanliu111@ 张纯，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士后，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 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zhangch@, zici0723@

宋彦，深圳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城市

与区域规划系终身副教授。ys@

城市研究

城市规划、建筑与城市设计等领域，但这些领域之间尚缺乏关联。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传统的定性研究，基于分形的空间分析方法在1990年代初才由城市地理学者引入中国城市研究中，并随着GIS技术的普及而发展。

在中国和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城市形态的概念不尽相同。中国研究通常侧重物质空间——即理解为中文语汇的“形（状）”与“（状）态”的结合，关注城镇空间的结构、内部用地的形状以及景观的状态。相对而言，西方学者的研究则赋予城市形态概念更加丰富的内涵，除了物质空间形态，也关注社会、经济、环境、景观等，并跟踪审视公共政策对城市形态的影响。由此，借鉴美国城市形态研究的最新进展，有助于扩展城市形态研究，促进适应中国城市的精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对美国最近二三十年来的城市形态研究的理论和实证文献的综述，从景观生态、城市经济、城市交通、城市社区以及城市设计五个维度来探讨有关城市形态研究的最新进展，从而尝试为提高中国城市形态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也为未来中国城市以更健康、可持续的城市形态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1 西方传统的城市形态研究

城市形态并不是一个崭新的话题。然而值得关注的是，19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的城市规划领域对城市形态话题研究的新一轮浪潮，是在受到新城市主义的思潮影响，城市规划者和决策者将关注焦点从社会关怀重新转向城市物质空间本身，并以此对长期以来蔓延式的增长方式进行反思的背景下产生的[4]。

而在此之前，西方对于城市形态的研究有着多源性。按照研究侧重点的差异，可以分为：以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基因形态（morphogenesis）分析为基础的市镇规划研究（town plan analysis）[5,6]；以美国芝加哥学派对城市用地以及社会空间分布分析为基础的城市功能结构（urban structure）研究[7-9]；以上世纪中后期城市设计和建筑领域对城市意向、心智地图以及文脉分析为基础的环境行为研究[10]；以及以西方马克思学派基于资本积累与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联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等源流[11]。

具体来说，市镇规划研究形成了城市形态研究的哲学基础，研究代表人物出自英国的康泽恩（Conzen）学派。他们以传统中世纪欧洲城镇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规划单元（plan unit）为基本分析单位，以抽取其基因形态片段的方法，关注规划单元组合而形成的形态区域以及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形态演变。这一学派提倡城镇边缘带的发展应保持与中世纪时期城镇中心一致的基因形态，这对欧洲历史文化城市保护的实践产生了广泛影响[5,6]。

城市功能结构研究，与上世纪初芝加哥学派的兴起密不可分，尤其以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型[7]、霍伊特的扇形模型[8]以及哈里斯—乌尔曼的多核心模型[9]等三大经典城市结构理论为代表。他们以城市内部空间为研究对象，基于社会经济学理论，根据土地利用以及社会文化属性，抽象辨析城市的空间结构。同心圆模型、扇形模型以及多核心模型等经典城市功能结构理论，至今仍对城市地理学者和城市规划学者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然而，这些理论也受到一些批判，被认为对城市空间的抽象太过于绝对化，在美国之外的城市不一定适用。

环境行为研究随着上世纪中期人们对良好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的追求而增多，代表研究者包括凯文·林奇（K. Lynch）、亚历山大（C. Alexander）以及阿普利亚得（D.Appleyard）等。林奇在《城市意向》中，认为人们通过路径、边界、面域、节点和地标等五个要素获得对城市构形的整体印象，他认为良好的城市形态应具有多样性、可渗透性、可达性、可识别性、灵活性与活力等要素[12]。亚历山大在《模式语言》中，采用数学与计算机辅助的方法，将巨型复杂的建筑和设计形态用系统化、结构化的符号描绘出来，形成建筑自身的语汇[13]。阿普利亚得在《宜居街区》（Livable Street）中，以认知地图方法研究人们对城市空间的感受及其原因，借此分析人性化的邻里空间中不可缺少的要素[10]。这些研究的进步之处在于将城市环境与人的行为及其心理活动关联起来，并且总结出一套系统化的方法来描绘和分析城市环境。这也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规划思想和城市设计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启示。然而，也有学者批判认为，这些用数学、符号对于城市形态的描绘容易陷入程式化套用的歧途。

政治经济学对城市形态的研究，注重解释城市形态形成与社会资本运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戴维·哈维（David Harvey）以及约翰·罗根（John Logan）等为代表。他们以资本循环理论解释城市景观的变化，认为建成环境的形成是资本积累固化的结果。罗根提出了“增长机器”（growth machine）理论，认为当政府意识到可以从城市景观的变更中得到潜在好处时，就会与当地房地产商联合起来，通过加速城市形态演变来获取促进经济增长的益处[14]。这种方法同样被应用于分析转型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空间演变[15]，成为分析建筑环境的变化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之间的桥梁。政治经济学对于城市形态的研究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激进社会批评家的关注，其特点是注重对城市形态因果关系的解释，而不强调孤立地对城市空间本身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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