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散文：在中西文化中行走(一)

金克木散文：在中西文化中行走(一)

金克木的散文（包括随笔），是当代散文中少有的有着“活泼的文调”、能让读者发笑的文章。在文章里，作者经常扮着各种“鬼脸”，戏谑读者，充分展示了他的诙谐与幽默。他的文章恰恰践履了梁实秋的散文观：

散文的文调应该是活泼的，而不是堆砌的——应该是像一泓流水那样的活泼流动。要免除堆砌的毛病，相当的自然是必须保持的。

他文章里这种少有的“活泼的文调”，其重要原因是运用反讽的结果。什么是“反讽”？《辞海》是这样定义的：译自希腊语eironia，原为希腊古典戏剧中的一种角色类型，即“佯作无知者”。作为一种艺术手法，早在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身上已有娴熟老到的应用，那是出于论辩的需要，乃至是愚弄论辩对手的一种利器。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兴起以后，才大放异彩。故此，在新批评理论中，反讽是指“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即词语在上下文中发生了意义的改变，即言非所指。反讽是叙事文学经常使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叙述者在叙述的过程中，为读者提供至少两套代码，一套代码是“表面的”“显在的”，在字面上提供了貌似正确的道理，而另一套代码是“内在的”“隐藏的”。通过叙述者在语言上的婉转周旋，利用历史语境的差异或逻辑上的谬误，让读者心领神会“内在的”“隐藏的”代码的“正确”和“表面的”“显在的”那套代码的“错误”，或虽然明白“错误”却依然坚持错误而产生的荒谬感。反讽叙述希望达到的效果，与叙述者字面上的陈述往往是错位的，“言在此而意在彼”是反讽的基本修辞面貌。反讽是现代主义给小说的审美与叙事带来的一种新的元素。在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形式上的反讽的研究比较多见。比如欧·亨利式的结尾，《尤利西斯》利用现代人与古代英雄观之间的反讽对比营造结构等等，而反讽在散文创作方面的运用的研究则是凤毛麟角。散文中的反讽与小说不同，它是由散文作者——叙事者本人直接表述出来的。散文从写历史，写社会，写风俗到执意品尝人生的况味，在更宽广、更深邃的意义上表现了人性和人的心灵深层。他的反讽，犹如一面多棱镜，不露声色地照出各色人等的行迹。反讽的方向在本质上是批判性的。反讽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形式构成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浸润了作者的生命体验。由此可见，反讽作为叙事和表现的艺术手段，原是出于把握复杂世界和击垮论辩对手的需要，它是有深刻的时代根源和文学史的传统的。拥有深厚中西学养的金克木，何以在自己的暮年反讽会在他笔下大放光彩，正是源于他对事物和人生的深刻理解，因而其批判的力度就显得格外显著。不过，相对而言显得要“温和”一些，没有“剑拔弩张”的味道。他有时是自嘲，有时是嘲人，都不过分“尖刻”。反讽一方面显示著作者的态度和评价的显在表达，另一方面，在总体语言环境里，作者的意指却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和评价。比如《老来乐》：

六十整岁望七十岁如攀高山。不料七十岁居然过了。又想八十岁是难于上青天，可望不可即了。岂料八十岁又过了。老汉今年八十二矣。这是照传统算法，务虚不务实。现在不是提倡尊重传统吗？

最后一句话，就是典型的反讽：明知尊重传统的意思，不是指年龄的“务虚不务实”，但是作者偏要“牵强”一回。这就是上面说的“坚持错误而产生的荒谬感”。他的反讽，经常是一石二鸟。不谐调是诱发幽默的种子，反讽不同于一般的讽刺，它往往带着谐谑，叠合着苦涩或亮色的喜剧意味。重要的是它的自嘲与自谑，常常把自己“摆”进去，是“蓦然回首”，“我”也在其中的深刻自嘲即强烈的灵魂自审意识之中。比如他的《末班车》有这样一段：

现在我搭上人生的末班车，回想1933年去沙滩北大法文组当末班车的无票乘客，从此和外文打交道，可说是一辈子吃洋文饭。然而说来很惭愧，对于外国文，我纯粹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不用就忘，可以说是一生与外文做游戏。

这段话中“我纯粹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不用就忘，可以说是一生与外文做游戏”是反讽，而且是自嘲。在金克木的散文里，像这类的思路非常多见，比如《告别辞》、《自撰火化铭》等，信手拈来，都有巧妙运用反讽的佳句。金克木的散文不单单是站在权威地位俯视卑劣灵魂并

对其进行揶揄、鞭笞，也不是那种站起来的灵魂对着没有站起来的灵魂的调侃。正是“我也在其中”的一种心态。面对人生的乖戾与悖论，作家承受着由己及人以及由人及己的心灵震撼，其用生命咀嚼出的这种人生况味，不能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此老的睿智和傲骨，则格外地令人瞩目。不过金克木的睿智和傲骨，出于他的悲天悯人。他对人对己，对长辈、同辈知己乃至后生小辈，概莫能外。像杨绛、施蛰存、陈白尘等老作家一样，金克木并没有居高临下地裁决生活，而是以一颗悲天悯人的心灵去体察人们生活中的各种滋味。他们不再简单地注重人生的社会意义和是非善恶的简单评判，而是倾其心力于人生况味的执着品尝，倾心展示他们人生行进中的特异感受与生命体验。

常人写回忆性的文章，多是怀人记事，但是在金克木笔下，既能保有对“撰写对象”的尊敬，同时还能时时谐谑一番，使他的回忆性散文，远远超出了表达思念之情的层面，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并且显示出作者超人的想象力。他笔下的“徐祖正教授”，即是如此：

徐先生终身未娶。他的妹妹终身未嫁。……两人都是基督徒，很虔诚，在心里。徐先生个子很矮，皮鞋是特制的高底，手里经常拿一根西式手杖。我一望见就恍惚遇上了没胡子的夏目漱石。

不仅仅表现了他对抒写对象的情感，同时还表现了他对抒写对象性格的准确把握，他极其善于打破常规的“一本正经”的严肃格调，取而代之一种幽默、谐谑甚至玩味的味道，字里行间显示出的是少有的“老顽童”的形象。他的《少年徐迟》、《忘了的名人》、《三笑记》、《遥记莫愁湖》等等，都令人忍俊不禁。金克木的文章，无论怀人记事抑或评事论理，都是这样谐趣横生，洒脱自如。他写30年代北大英语系主任温源宁，也是妙笔连连。他说，听温源宁读中国古诗时，“竟仿佛会见了一位宋朝或明朝的词人、文士，那么温文尔雅”。又说，温源宁的英语“也使我闻所未闻。那么自然随便，轻轻的低语，和他的中国话一模一样。法国的蒙田，英国的艾狄生，中国的陶渊明，化为一个人来到我的面前了吗？我如入梦境，竟不知道怎么和这样一个人谈话”。他的想象，简直是出神入化。除了这类“奇思妙想”之外，他随时都要“谐谑”一下。他还说南星的文章“也有不关文章和翻译的小疵，好像美人脸上有两三个雀斑”。

金克木的散文之所以这样谐趣横生，一方面基于他的智性思维，另一方面也基于他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他几次在文章里正面谈到死亡，总是一种从容、坦然的姿态。恰恰是因为作者首先拥有一种达观的现实态度，金克木尊重我们民族先哲孔子的遗教：“未知生，焉知死”。在他看来，死亡虽然是个体生命的终结，但它实在是生命的一部分，只是生命旅途的最后一个驿站而已。这最后一个驿站，也仍然是生命必经的，终究不可逃避，也无心逃避的一部分，于心不愿不甘，于是，才使他选择了反讽以及诙谐这样绝妙的形式。因为在这里，他关注的终究是生命之生，是一生的这个过程。《遗憾》一文中，他自谦地说“这一生东打一拳，西踢一脚”，“尽管有遗憾，仍能笑口常开，时刻准备着上八宝山‘火遁’去也”。写此文时，他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行文节奏起伏跌宕，变化万千，读者感受到的却是一个青壮年作家生机盎然、年富力强的那种律动。行文中不断流露出只有阅历超常丰厚、胸襟广阔的老人才能有的，睿智和洞察力。金克木极其善于将人物的神韵勾画出来，他不是围绕家常琐事，儿女情长，而是仅用三言两语就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单刀直入地触及人物的命运，或者人物的政治见解，或者学业上的成就，或是日常待人接物中的某一不被人注意的细节，这一难能可贵的高超眼力和艺术上妙到巅毫的分寸感，颇有鲁迅大师之遗风。比如他写《吴公子保初》，作者就抓住了他政治生涯中充满“矛盾”的特性，概括为：“他既维新又革命，还和先维新后保皇的康有为有联系，又与毁了维新篡了清朝的袁世凯有过来往。”这种入木三分、性格灵魂如置眉睫之前的点睛之笔，在金氏文本中在所多有。他思路开阔，行文简洁又跌宕多姿，富于跳跃性，严肃当中总是浸润着诙谐。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其实对老生代的许多作家来说，并非如此。他们的一生，多半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