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_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诉求_近代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自由思想之比较

自由：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诉求———近代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自由思想之比较曾宇辉（韶关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东韶关512005）收稿日期：2008-09-25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自由思想及其当代政治价值研究”（07F06）作者简介：曾宇辉(1963-)，男，湖南洞口人，韶关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摘要：自由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在西方思想史上，学派林立，观点杂陈，自由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曾提出各自的自由主张和社会理想。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前人的思想成果为基础，第一次把自由奠定在现实的基石之上，建立了自己的自由观体系，揭示了自由的真义。

在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正在成为渗透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政治信仰里的价值理念，是引领全人类自由解放的指针。

关键词：自由；理想社会；西方自由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348（2009）02-0075-06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Journal of Shaog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2009年2月第30卷第2期Feb.2009Vol.30No.2数千年来，尽管许多思想家都在论谈自由，但自由的含义并不都一样。

以赛亚·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说，“自由”这个词至少有超过二百种以上的意涵［1］。

法国政治学家、哲学家孟德斯鸠也指出：“没有一个词比自由有更多的涵义，并在人们的意识中留下更多不同的印象了。

”［2］我们认为，这也许正是自由在思想史上的无穷魅力之所在。

一、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同时也是西方自由思想的发源地，他们奋起抗击波斯大军时呼喊的口号就是“为自由而战”。

不过，这种与奴隶制相适应的自由是作为一种特权而存在的，一部分人的自由是以排斥他人的自由甚至是以对他人的奴役为前提的。

自由最初的含义主要指自主和自立，意味着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和人格上的独立。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主要含义不再是奴隶的解放，而是人的解放，个性的解放。

经过二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之后，自由演变为所有的人的一种权利，演变为自由主义［3］。

（一）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英国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是近代思想家约翰·洛克（1632-1704年），他在《政府论》（下篇）、《论宗教的宽容》两部著作中第一次系统论证了自由主义的自由思想。

洛克总结了前人的思想成果，明确提出并论证了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人人享有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自然权利，集中体现了“一切形式的新兴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的要求和愿望，经过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和1793年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成了资产阶级的法律原则。

乔治·霍兰·萨拜因评价说，洛克的天才的主要标志既不是学识渊博，也不是逻辑缜密，而是借助于“无与伦比的常识”，把过去经验产生的主要知识集中起来，“纳入他这一代更为开明的思想之中。

他把这些道理用简明、朴素而有说明力的语言传给18世纪，成为英国和欧洲大陆往后政治学赖以发展的渊源。

”［4］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法国的自由思想时指出：法国革命时的“自由思想正是从英国输入法国的。

洛克是这种自由思想的始祖。

”［5］（二）法国启蒙时代的自由主义在世界历史上，18世纪可谓是法国人的世纪，革命前的法国思想文化界酝酿了震撼世界的启蒙运动，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就是那时自由思想的杰出代表。

卢梭认为，人类的自由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的或天然的自由；一种是社会的或约定的自由。

所谓自然的自由，即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所享受的自由。

卢梭像其他古典自然法学家一样，假设了人类的一个原始状态，即自然状态，并对这种状态做了许多设想。

他设想人类在这种状态下是以孤立的个人而存在。

每个人独自觅食和休息，由于当时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到处是野果，地广而人稀，所以他们在随便遇到的河沟里饮水，在果树下饱餐，在树下或洞里睡觉，过着一种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无争无斗和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

所谓社会自由，是指在社会状态下可以取得的自由。

因为社会是由约定即契约而产生的，所以社会自由又叫约定自由。

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和真正的社会状态之间，曾有过一段人类的黄金时代或青春时代，但产生了私有制、贫富差别之后，人类不自由、不平等的状态就日益加剧。

因此，卢梭深刻认识到，要实现社会的真正自由，就必须推翻以往的社会制度，寻找和建立一种使大家都平等和自由的理想的政治法律制度。

他说：“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保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

”［6］卢梭认为他已经找到了这一结合的形式，即所有参加者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签订一个社会契约，建立一个政治的和道德的共同体，即国家，由它来保卫大家的自由与平等，并以所有参加者的共同意志作为法律。

这样，生活于其中的每个成员，除了受法律的管束外，不受任何力量的约束。

而法律既然是公意，当然也就是自己的意志,所以他可以像以往那样地自由。

这种在“服从自己本人”为特征的社会契约基础上所产生的自由就叫社会自由。

（三）德国古典哲学的自由理论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年）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而自由问题统贯着他的全部哲学。

正如康德自己说的，自由是他“整个建筑的拱心石”［7］。

康德第一个从认识论上揭示了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他认为世界上存在着自由和“没有自由”；“一切都是自然”。

对这两个命题，康德分别从现象和“自在之物”的角度作了解释：人的行动作为现象或人的感觉经验来看一切都是自然的因果必然联系；而人作为理性存在体，作为神秘的“自在之物”，他的行动是有目的的，是完全按理性的普遍性原则来行动的，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影响。

因此，从人的理性即“自在之物”的角度来看，人的行动应当是自由的。

康德的哲学虽然提出了现象和“自在之物”的矛盾，但他把两者看成是割裂、互不联系的，他把“自在之物”排斥在认识领域之外，“自在之物”不可知。

结果他的哲学仍不能解决自由和必然的二律背反。

在伦理学领域内，康德对人按照理性的普遍性原则来行动作了发挥，展开了他以自由意志为中心的伦理观。

康德认为，在伦理领域人是自由的，就是说人能够依据纯粹理性“自己立法”，对自己的行为能自觉决定和选择。

不仅如此，康德还在他的审美和艺术领域里，构造起自然和自由统一的图景。

他认为在这个领域人的自由活动的目的可以在感性世界中得到实现，表明了自由和自然的先验的协调一致。

康德认为艺术创作活动是人的天才的标志，表现了人的能动性和自由，在艺术创作的天才活动中自然的必然性和人的自由才达到了最高统一。

德国古典哲学家给人类留下了一大笔优秀的思想成果，甚至已经揭开了蒙在科学自由观上的浮土。

但是终究没有摆脱自身的阶级偏见和时代局限性，以至许多卓越的思想还停留在理论思辨中，还没有真正找到打开自由之谜的钥匙，不能在实践基础上唯物辩证地阐发科学自由观。

这个历史重任，是由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

二、空想社会主义的自由理想正当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高扬理性原则、讴歌自由精神之时，英、法等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固有的贫富对立、人的片面发展、道德的堕落等弊病日益暴露，理性王国遭到破产，自由国家并非自由。

对此，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自由理想。

昂利·圣西门（1760-1825年）提出，资本主义是历史上一种过渡形态，它必然向实业制度发展。

他认为，自由的基础是实业，自由只能随着实业而扩大，只能通过实业而加强。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极不合理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因而只有建立实业制度。

在这一制度中，财产由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共同占有，生产劳动是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分配是按照个人的才能和贡献决定其收入的多少。

“为了得到这种幸福，必须尽可能鼓励和保护农业、工业和商业的活动。

应当以私人利益为刺激去推动开凿运河、修建道路和架设桥梁等事业，以促进排水、开垦和灌溉等工作。

”［8］圣西门还提出，只有由实业家和学者掌握权力的实业制度才是真正合乎理性的社会制度。

在新的制度中，社会组织的唯一而长远的目的，应当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现有知识来满足人民的需要，为民族造福，使一切人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

在这里，圣西门突破了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克服了以往空想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第一次把运用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手段来满足人们的需要作为社会政治组织的唯一目的，这是非常宝贵的思想。

但是，作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缺陷是寄自由之希望于统治者、统治阶级的慈善和理性上。

被马克思称赞为“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和德国“无产阶级的童鞋”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作者威廉·魏特林（1808-1871年）在书中构筑了一个以“共有共享制”为基础的和谐与自由的社会，他称之为“民主共产主义家庭联盟”。

在这个社会里，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货币，全体成员的能力和欲望都达到充分的和谐与自由。

由于每个人需要生存和自由发展，魏特林主张人人劳动。

他把劳动分为两种：一种是全体成员必须参加的有益劳动，用于生产人们生活的必需物品；一种是劳动者在有余力的情况下自愿参加的生产舒适产品的劳动，用于换取与自己劳动相应的舒适产品或其它享受。

事实上，魏特林以他特有的方式把巴贝夫主义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同欧文主义者和圣西门主义者按照劳动分配的主张巧妙地揉和在一起。

在他看来，人人都为满足一切人或全体人的共同欲望而贡献出自己的能力，人人都取得满足同等欲望的同等生活必需品，这是新社会制度和谐的体现。

每个人都为满足特殊欲望而贡献出自己的能力，取得同自己贡献的能力相适应的满足特殊欲望的高级消费品，这是新社会制度自由的体现。

这样，全体和谐不妨碍个人自由，个人自由也不损坏全体和谐。

值得重视的是，魏特林对被剥削阶级自由解放的探究并不囿于一国一地之内。

他认为，祖国的概念出现在私有制产生以后，各个资产阶级国家都不是无产阶级的祖国，而是他们的监狱。

因此，必须“要推倒这些围墙，铲除这些统治和臣服的标志，彻底消灭这些恐怖、刑罚和压迫的工具”［9］130。

只有当无产者打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社会以平等的一视同仁的方式照顾到它一切成员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一个祖国”［9］130，才能获得自由，才能共享世界和谐。

这些闪烁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及全球意识的思想火花，后来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加以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