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20世纪30和40年代是张爱玲的主要创作时期，这一个时期恰是“五四”运动后女性意识觉醒的时候，在同一时期的女性作家还有丁玲、庐隐等人，她们笔下的女性沐浴着“五四”个性解放的春雨，毅然走出旧的封建家族，以乔装的面目出现，被塑造成独立自主、个性解放、极度叛逆的新女性。张爱玲没有盲目追随时代潮流，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和细腻冷峻的笔锋，站在主流社会的边缘对女性的现实处境进行着独特的描摹，展示给人们的是一份最真实的女性体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多是关于老上海的阁楼中的小姐们，她们深居于洋房的阁楼里，不关乎历史，却演绎着一场场倾国倾城的故事。在张爱玲的笔下的女性是拼了命的想留住满清末年遥远的空气。在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在恋爱、婚姻、家庭上变着法儿与男性算计着、妥协着、纠缠着，只为得到一份生存的物质基础。

一、对男性权威的遗弃和蔑视

张爱玲的作品中主要描写的是在旧上海背景下的闺阁中的女性，她们与男性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纠缠。她对男性的描写确实对男权的削弱，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对男性经常采用的三种书写方式：一种是将男性隐匿在文本中，构成男性家长缺席的局面；另一种是把男性家长写进去，但是肢残无力;还有一种男性描写则是精神残疾。她用这种对男权意识的反抗和嘲弄来表现她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一）男性家长的缺席

在张爱玲的许多小说中，“父亲”几乎一直是被放逐的。由于男性家长的缺席，使女性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甚至取代男性家长的地位，形成了女性当家作主的家庭模式。“父权”在她的作品中严重被削弱。在《倾城之恋》中，由于白氏老太爷的缺席，流苏的母亲虽然话不多，却总是在关键的时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家中各房的争斗、宝络的婚事都得由老太太做主。白流苏离婚回家之后，得知前夫死讯，兄嫂嫌她在家吃穿用度白花钱，排挤她让她回前夫家守寡，流苏也是去寻求老太太的保护。《金锁记》中代表着姜家权威的不是姜老太爷，而是耳朵有点背，甚至有些糊涂的姜老太太。家中的儿媳的选定由她决定，各房每天都要去给姜老太太请安，老太太未醒，众人还只能在那里静静的等候。当曹七巧在那里开玩笑言语损三少夫人的时候，玳珍道：“够了，够了，少说两句罢，就算是你拿三妹妹当自己人，没什么避讳，现放着云妹妹在这儿呢，待会儿老太太跟前一告诉，管叫你吃不了兜着走！【1】（P156）”这也就显示了姜老太太在姜家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地位。当姜老太太去世之后，姜家也就走到了尽头分崩离析瓦解了，各自分家各自过了。

（二）男性肢体残疾，形容猥琐

在张爱玲少年时期的作品《牛》中所描绘的那个男人——禄兴就是一个形容猥琐的男性的典型。禄兴以一个丈夫的身份耗尽了妻子的嫁妆和钱财，自己也落个一穷二白，他甚至连妻子的最后的财产——“那两只鸡”都不放过，予以剥夺，他是张爱玲创作的第一个猥琐无力的男人。而《金锁记》中的姜二爷和《怨女》中的姚二爷就是典型的肢体残疾的男人。姜二

爷虽然生于富贵之家，却天生一副残障的躯体：“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那样儿，还成个人吗？还能拿他当人看？【1】（P159）”“他的儿子姜长白年纪已十三四岁，却瘦弱的只有七八岁的光景形象”，也被归于肢体残障的一类。而姚二爷的外在形象，则是“前鸡胸后驼背，张着嘴，像有气喘病——人缩成一团。”这样的男性形象怎么能成为丈夫，男人？他们都只是一个符号、【1】（P165）一个称谓、一具软的、重的、麻的残废躯壳。他们的存在和不存在是无关痛痒的，肢体的残缺也体现了男性话语权的残缺不完整。

（三）男性精神残疾

张爱玲笔下最多的男性的形象则属于精神残障的人，张爱玲的大部分作品从心理人格，精神层面，对于男性进行丑化，进行批判。

他们有的如同《花凋》中的郑先生般的幼稚，被孩童化。《花凋》中的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他们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虽然外表长得“像广告上喝乐口福抽香烟的标准上海青年绅士”，实际上只要穿上短裤子就变成了吃婴儿药片的小男孩，加上两撇八字须就代表了那时进补的老太爷；胡子一白就可以权充圣诞老人。只有婴孩才毫无理由的哭闹，郑先生是“连演四十年的一出闹剧”——家庭实权掌握在他手里，也就等于掌握在一具孩尸手里，等于有他操纵了一场场闹剧，郑川娥也只能像闹剧中的木偶或小丑那样任人摆布。在《留情》中当郭凤坐到米尧晶边时，觉得他“除了戴眼镜这一项，整个也像个婴孩，小鼻子小眼睛的，仿佛不大能定它是不是应当要哭”，即便是穿着西装，也像是“打了包的婴孩”——他能给女人（敦凤）的只是能够让女人生活，女人“总想把他喂得好好的，多活两年就好了”，只要还是个活物，就让女人还存有希望。张爱玲在小说中对他们的幼稚化、孩童化，对他们进行辛辣的讽刺。

不务正业、狂嫖滥赌、昏庸猥琐的男人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也有很多。在这些人中，他们的全部生活是抽鸦片、逛窑子、玩女人、在十里洋场中尽情放纵。《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乔琪乔，他没有固定的工作，混迹于梁太太、葛薇龙、睇睇、睨儿一群女人中间，他混迹于各种交际场所，最后还得靠自己的妻子做妓女挣钱养活他。《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园在继承他父亲财产之前，也是甘心堕落，吃喝嫖赌，是个浪子。《倾城之恋》中的白四少爷“不争气，狂嫖滥赌的玩出一身病不算，还挪用了公帐上的钱。”《白玫瑰于红玫瑰》中的佟振宝也同样是这种人。

张爱玲的作品中很多的男性都被女性化。《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蒙古型的鹅蛋脸、淡眉毛、吊梢眼，衬着后面粉霞缎一样的花光，很有几分女性类”。由于女性气质先天性存在于聂传庆身上，虽然他没有男扮女装的癖好，但是他的性格中也透露着女性的特征。

二、对女性的自我审视

张爱玲的作品中，描绘的最多的还是各色女性，她用她细腻的笔触勾画出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现象，她用她的作品展现出各种女性的各种不一的心理。

（一）女性对男性过于依赖，自身的奴性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无论是如同曹七巧一样没有文化的旧女性，还是如同白流苏的般受过教育的新女性，她们都无法逃脱她们天生的女性，逃不脱对于男性的依附。《传奇》表现了张爱玲对于女性的心理顽疾的仔细观察和思考。张爱玲笔下的女主人公并没有像其他女作家那样毅然决然的背叛自己的封建家族，走向社会，或者走向革命，她们接受了从古至今的一直延续了千年的被观赏的处境，并且还呈现出主动迎合男性观赏者的姿态，在被观赏的过程中试图改变自己的被命运定的角色定位。《连环计》中的霓喜，“从生物学家的观点看来，赛姆生太太（霓喜）曾经结婚多次，可是从律师的观点看来，她始终未曾出嫁。”她依靠着她自己的身体，同一个个男人姘居，为的也只是一个合法的妻子这个角色，给自己一个依靠，依靠男人使得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什么都是振保说了算，振保就是她的天。《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对范柳原的人生和经济依附；《小艾》中的席五太太、《花凋》中的郑太太、《鸿鸾禧》中娄太太对丈夫的经济依附；《心经》中小寒对父亲许峰仪的根深蒂固的情感依附……都展示出了女性强烈的对于男性的依附心理。

《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嫁入聂家后，便成了一只“锈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锦云朵中的一只白鸟。”“不管多么年深日久，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这只鸟也还死在屏风上——男人怎么敢养一只会飞的鸟在身边。”这样的冯碧落就把自己的全部就依附于屏风——聂介臣身上。

在所有的作品中《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的奴性和依赖性是最强的。她明知道她的姑妈替她买了一壁橱金翠辉煌的衣服，“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人，有什么分别？”然而她还是禁不住诱惑，她还是禁不住“锁上了房门，偷偷的一件件试着穿”，而且“一夜也不曾合眼，才合眼便恍惚在那里试衣服，试了一件又一件”，还不住对自己说“看看也好”，就因为这一壁橱金翠辉煌的衣服，她就沦落为梁太太的工具。对于乔琪乔她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精神依附，也是这样的依附使得葛薇龙甘心、固执而谦卑地爱着浪子乔琪乔。她说“她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固执地爱乔琪乔了，这样自卑的爱着他.。最初，那当然是因为他的吸引力，但是后来，完全是为了他不爱她的缘故。”“当然，他爱她不过是方才那一刹——可是她自处这么卑下，她很容易就满足了。”就是她的奴性和她对于乔琪乔的莫名的依赖使得她失去了自我，沦为“不是为梁太太弄人，就是为乔琪乔弄钱的”高级妓女，她的一生注定了悲惨。

“男性崇拜”被女权主义者视为奴性意识而加以唾弃，而张爱玲对胡兰成近乎卑微的爱中，不难看出张爱玲在书写女性在对男性的依附和卑微是对当时女性内心的一种近乎真实的描写。

（二）女性“母性”的削弱

在20实际人的思想意识的觉醒的过程中，子女的反抗往往是针对封建家长制的体现的父亲，而母亲则是温柔善良、富有爱心，拥有牺牲精神的形象。但是在张爱玲的笔下，母亲这个形象却失去了以往母性形象的温柔慈爱，也没有对母性光辉的讴歌。

《鸿鸾禧》中的娄太太，在家族中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作为母亲，他也是一个失败的母亲：儿子的婚事她插不上手，拿不定主意，给媳妇儿做鞋，遭受众人嘲笑。《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因为白老太爷的确是成为了白家实际的掌权人，但当白流苏受到兄嫂的欺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