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故事从气球开始

万玛才旦：故事从气球开始

虽然曾三度将作品带去威尼斯电影节，但万玛才旦低调沉稳，藏锋敛锷。

他既写小说也拍电影，在两种形式间游走：“文字有文字的优势，影像有影像的优势。可能文学创作更接近内心，是自由的创作，没有限制。”

是什么造就了万玛才旦的风格，着眼于坚硬的现实，却不失飞扬的魔幻色彩？试图从他的阅读中找出线索，没想到这条线引领我们扎进西藏的民间文学，走入来自高原的灵魂。

我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爆发

万玛才旦和他的电影《气球》入围了20XX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小说《气球》收录在他的短篇小说集《乌金的牙齿》中。

万玛才旦保持着这样的创作方式，一边是电影，一边是小说，一个灵魂放入两具躯体中，不同的表现方式相互渗透，又互为补充。有时先有小说，比如《塔洛》，然后万玛才旦再把它改编成剧本，寻找投资拍电影;有时，灵感带给他很多画面，他将之落于剧本之上，再生成小说，比如《气球》。

《气球》的灵感来得突然。20XX年冬，万玛才旦住在北京中关村，某天他独自走在街上，看见一枚气球在马路中间飘，“我的好多小说就是这么来的，有时看到一个景象，有时因为跟人聊天，有了创作的冲动，顺着线索做一番构思”。万玛才旦先想到结局，气球炸掉或飘走，结局之上，再搭建整个故事。

读过小说或看过电影，会知道这里的“气球”实际上指的是避孕套。电影的开场戏是小孩子把避孕套吹成气球，透过它，观察着自家的羊。故事背景设定在1990年代，当时还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从身边的女性亲戚还有朋友那里，万玛才旦听说了许多故事，它们储存在记忆中，因“街上的气球”而复活，剧本创作只用了很短的时间。

20XX年，万玛才旦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系统地学习电影。“在那之后，我对影像积累了些经验。从事电影创作工作让我知道什么作品适合改编，什么题材适合电影。像《乌金的牙齿》里的小说，我觉得每一篇都可以改编成剧本——也可能是受电影的影响，现在写作时，我脑中的画面感会更强。”

有些作家写东西反复斟酌，悉心打磨，万玛才旦不是这样的，他保持着粗犷的风格，

一鼓作气。“有了灵感，我立刻写下来，不然那种冲动就没了，若不是一口气写完它，放几天感觉也变了，不再是想要的东西;写得很顺的时候，停下来过个两三天再接着写，有种很难续上的感觉。我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爆发，那种先创作一个大纲或梗概，然后查资料一点一点补充完善的方式不适合我。”他承认短篇小说写起来更得心应手，“做电影之后多出许多杂事，没有完整的时间去写东西。短篇小说只会占用我很短的时间，一两天或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我沉湎于这些材料的时间愈久，原先所持的态度就愈少

很小的时候，万玛才旦在村里捡到一本书，封皮已遗失，也难说内页是完整的，书上有文字，有插图，他一页一页看下去，像书中的萨桑国王一样，情不自禁地希望书页如潮水涌动，无限延续，长大后知道这本书是《一千零一夜》。

一个藏族孩子捡到一本外国的插图书，像极了一则民间故事的开头。

“打小我就听很多老人讲故事。那时的娱乐活动也不多，藏族拥有丰富的民间故事，大家聚在一起，我有种想听故事的冲动。”总有一个人起头，像故事会开场。口口相传是最古老，也是最直接的交流方式，故事在不同的人的口中流转，通过喉舌翻越山川和河流，每个讲故事的人根据自己的想象对故事进行修改，添枝加叶。若是有心，走去不同的地方，便可以搜集到不同的版本。

就像卡尔维诺。1950年代，他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对意大利民间故事进行整理、筛选和编写，在这个过程中，卡尔维诺保留下大量民间故事原本的风貌。

藏族也有一本这样的民间故事书，专业是藏汉翻译的万玛才旦将这部藏语民间文学作品译成汉语，名叫《说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故事’其实跟故事讲述的方式有关。”它的结构和《一千零一夜》相似：

传说中，有一具如意宝尸，带回它，就可以让人间遍地财宝。但有个条件，背它回去的人一路上不能说话，一说话，如意宝尸便会飞走。如意宝尸擅长讲故事，讲到关键的地方就会停下，背尸的人忘了禁忌，忍不住开口问：“后来怎么样了？”一问，如意宝尸就飞走了。

卡尔维诺曾说：“意大利民间故事在根本上是绚丽多姿、情趣横溢、构思新颖的……我沉湎于这些材料的时间愈久，原先所持的态度就愈少。”万玛才旦对藏族民间故事也有着同样深厚而灼热的情感，他感叹人们知之甚少，更遗憾的是，译成汉语的很多藏族故事，“几

乎已经看不到藏族语言的华彩”。

20XX年，万玛才旦拍了一部电影。片中，导演和摄影师希望拍摄取自佛经的传统藏戏《智美更登》。他们走遍跟藏戏有关的村庄、寺院和城镇，只为找到一个还能扮演“智美更登”的男人，上演这出濒临失传的藏戏。电影的名字就叫《寻找智美更登》。

记忆需要保持一些距离

现在想读什么书，第一时间打开APP下单，或者干脆买电子书，获取越容易，真正读完它们反倒变得越难。未读的、想读的、“终有一天要读的”存了许多，对“一本书得来不易”的喜悦早就无从体会，无法想象。

万玛才旦曾在老家当过一段时间的小学老师，订阅了很多文学杂志，如《小说选刊》《小说月刊》，每期都读。

“当时我对文学很饥渴，杂志一到，才几天就全看完了。”他记得，曾在杂志上读到博尔赫斯的一些片段，还找到一则广告，得知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了一套博尔赫斯作品集，“我们那儿是买不到的，我就想办法托人在省城买”。物质匮乏时，多数人会让熟人去省城带所谓的“物资”，万玛才旦觉得，“我就那么点需求，用的差不多就行，在哪儿都能买到，可书，有的书，只在某些地方才有，有时需要自己直接联系出版社，把钱先汇过去，等出版社邮寄过来”。当时他的工资是九十多块钱，买书往往占掉工资的一大部分。

万玛才旦喜欢阅读西方作家的作品，很多人以为万玛才旦的电影和小说中的魔幻现实部分是受拉美文学的影响，但他却说：“藏族的传统文学作品，其现实主义写法相对较弱，反而是奇幻的，甚至带点魔幻的写法是很发达的。藏族文学的传统里有这些东西，或许跟地域、文化有关联吧。”

万玛才旦想起作家扎西达娃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在高海拔地区长期处于缺氧状态，人会产生一些幻觉，幻觉会给创作带来某些东西。万玛才旦自己也有类似的体验，在海拔5500米的可可西里，拍摄电影《撞死了一只羊》是对生命极限的挑战，工作人员因高原反应昏迷入院，同样也是在这里，万玛才旦捕捉到了奇幻的影像，念头自己冒了出来，如同高原的馈赠。他将它们加入到电影之中。

万玛才旦曾在北京待过十年，现在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青海，但往事似乎更清晰了，“童年的记忆会回到你身边。记忆需要保持一些距离，如追忆似水年华一般，某个物件唤起了记忆深处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