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近代西方在华领事裁判权问题再探讨お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近代西方在华领事裁判权问题再探讨お摘要：有关近代西方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各种议题，近年来学界研究进展是不平衡的。

在此情况下，如若单纯依靠新近研究成果去简单拼接历史，可能造成结论与事实的偏差。

网络时代下的信息传播突破了纸质媒介的限制，很难避免学术争论的社会性扩散甚至被异化曲解。

这提示我们应当紧密跟踪学界研究进展情况，及时发现和厘清错误认识形成发展的内在逻辑，有针对性地更新辨正思路和论据，以期动态地确保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关键词：领事裁判权；司法主权；学术研究；历史与逻辑；社会化传播；结论与事实中图分类号：D9262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3-0103-05基金项目：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2014年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一线专项课题“大学生中国近现代史观培育路径研究”（BJSZ2014ZC249）；共青团中央“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专项课题2013年重点课题“网络环境下90后大学生骨干的行为特点分析及培养路径研究”（2013TZYQM001）；共青团北京市委2013年北京共青团及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网络环境下90后大学生骨干的行为特点分析及培养路径研究”（2013YB10）；首都师范大学2013年青年教师教学研究项目“大学生中国近现代史观培育路径研究”（02613560910/024）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赵亮（1983-），男，河南鹤壁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人员，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

引言近代西方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确立和发展，不仅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破坏，且“关于国内一切政治上、经济上皆具有重大之危害”，是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之尤深切明显者”。

而对近代历届中国政府而言，姑且不论其主观上是否意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上一直在为限制直至收回西方在华此项特权而努力。

推动国内（开明官僚和知识精英）对领事裁判权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自19世纪后期就已起步且经久不衰。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问题又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素材，研究热度依然不减。

或许正是因为此项研究的起步和进展始终与某种政治需求相伴，因而至晚在1980年代后期有学者开始质疑长期以来相关研究的“客观性”问题。

应当说，领事裁判权在华存废历经百年，几乎横亘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至深至广，采取更多的视角和方法去研究它，不仅可行而且必要。

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对相关问题进行更加具体、微观的考察。

然而，微观研究毕竟只涉及某个阶段的某个方面，甚至是次要方面。

用大量微观研究成果拼接历史，难免会推导出错误的结论。

近段时间来，一篇名为《“治外法权”①百年真相》的文章在互联网和微博、微信平台上被大量转载。

该文认为领判权确立的原因是“洋人对中国式野蛮司法的拒绝”与“清廷推卸包袱般扔掉对洋人的司法管辖权”，而领判权适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让华人尝到了免于拷打与律师辩护的好处”，至于领判权的撤废则是由于中国“二战中和英美是盟友”，“这个梦多少让人觉得欣慰――至少这回算是摸对了方向”。

依此逻辑，国家民众为撤废领判权的百年抗争倒成了历史的“反动”。

这篇文章引发网民热烈讨论，甚至不少人直呼“毁三观”。

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不仅关系到我们该如何认识那段历史，更关系到如何认识现时法治建设的道路走向。

而上述文章之所以引起社会受众关注，不仅因其观点“惊世骇俗”，更因其以貌似“实证”的方法来得出观点，显得“有凭有据”。

这值得学界反思。

在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突破了纸质媒介的限制，一些新观点尚未接受更加全面论证就被放置网上，而社会受众借助新媒体手段的“口口相传”又为这种观点迅速累积信度。

如果这种观点恰好是错误的，那无疑会导致受众的思想混乱。

还有很多新被挖掘的史料，实际上只是历史的个案，或是仅能反映历史的某个截面，但若将其突兀绝缘地置于社会受众面前，也可能被推导出背离历史逻辑的结论。

凡此种种都提示，在网络时代下研究历史问题，要不断地基于具体研究进展来重新梳理历史发展脉络，动态地确保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我们欣喜地看到，也确实有学者在做这样的工作。

不过针对近代西方在华领判权问题，这样的工作还比较少，有些驳议思路和论据的选取也不够恰当合理，不仅不利于说明问题，甚至可能进一步导致认识的混乱。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基于相关研究的进展情况，进一步厘清相关错误认识形成发展的内在逻辑，再对近代西方在华领事裁判权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探讨。

一、“全袭西法”：考察领事裁判权在华存废史的危险逻辑针对近代西方在华领事裁判权问题，近年来学界研究成果可谓蔚为大观，尤其引起关注的是其在中国的确立、与清末司法改革的关系以及撤废等几方面内容。

关于领事裁判权在中国的确立，西方自身给出的理由主要指向中国司法生态恶劣甚或中西宗教信仰不同，具体如《中国丛报》、胡夏米和顾盛等对其时中国司法状况的评论，都是国内学界竞相引用并加以批驳的“经典案例”，在此不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实证研究的兴起，带动不少学者从微观视角开拓批驳论据，对近代前后中国涉外案件处理情况进行细致考察，试图以此驳斥所谓西方要求取得领事裁判权是因为中国司法粗鄙不公的论调。

邱涛进而提出，之前学界重点论证中方处理涉外案件的合理性、合法性，却没注意批驳外方行为的错误。

而通过对德兰诺瓦案件的细致考察，一方面证明中方在合法、公正地处理案件――这无疑是对美方所谓中方处理案件不公的驳斥，另一方面也证明恰恰是美方自身在“妨碍司法公正”。

这种研究思路看似合理实则牵强。

因为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也无论中方还是外方，都不会仅凭几件涉外案件的处理情况就形成对一国司法体系的总体性认识。

邱文中说在处理德兰诺瓦案件过程中，一度“委曲求全的是中国官员”而非美方。

这固然利于说明中方并不偏袒本方，但能够说明中国司法的公正吗？会不会反过来更给其时美方攻击中国司法的不规范留下口实呢？实际上学界早已公认，西方对其时中国司法生态的某些指摘不无合理成分。

如若不存在这些问题，那近代司法改革的意义又何在呢？还须注意，一国自身存在司法不公问题，不代表它会放弃对别国司法不公的指责。

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说，不管是考证中国处理涉外案件的公正性，还是批评西方当事者乃至西方国内的妨碍司法公正问题，都不足以证明西方以中国司法不公为由要求领事裁判权只是借口。

这种研究思路不仅缺乏说服力，反而可能推促受众更加走向反面――即更加坚信西方的理由。

关于领事裁判权在中国的确立，近年来学界亦强调对其时中国政府“主动”让渡此项特权的反思。

如贺其图考察了19世纪早期中国处理数起英人涉嫌在华命案的情况，认为这开了“英人在中国犯法中国无权单独裁决”的先例，“为西方国家破坏中国的司法打开了方便之门”。

郭卫东则考察了鸦片战争后期中英进行善后交涉的情况，提出在此过程中中方“令人难以置信”地“自动出让了这项重大主权”，“将在华英人的审判权从中国完整的司法主权中割裂出去，拱手让给英国”，证明“中国若干权益的丧失，不完全是外国侵略者的强制掠取，很大程度上是清朝统治者的主动奉送”。

毋庸置疑，上述反思成果对进一步还原领事裁判权在华确立的具体过程至关重要，但是否就可轻易得出西方领判权的取得是中国政府“主动奉送”的结果，这无疑需要更加全面的考证。

而缺乏了对西方要求此项特权真实意图的考察，将上述研究成果突兀地置于受众面前，就可能推演出这样的论断：鉴于中国司法状况，为避免本国侨民遭受不公对待，西方要求取得在华领判权。

事实上中国政府则在近代以前就已开始部分出让这项主权，近代初期领判权的确立只是这种出让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有关清末司法改革，学界研究推进至现时，早已公认其推动中国司法进步的积极意义，认为它“改变了中国沿袭两千多年的行政与司法合二为一的传统”，“揭开了中国近代司法的序幕”。

大家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领判权在其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很多学者提出收回领事裁判权是晚清政府决心修律的（一项）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不少学者的论证依据都是1902年9月5日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即《马凯条约》）第12条中提及“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103换言之即西方此种允诺促使晚清政府启动司法改革。

曾宪义、李贵连和吴永明等都是持此观点。

但事实上，晚清政府于1902年3月11日即已发布第一道“修律”上谕，103若考察其对司法改革的酝酿，则时间还可进一步向前追溯。

正是基于这些考证，张凤磊、叶反修等学者明确否认清廷修律源于西方允诺，高汉成更进而提出领事裁判权“始终只是晚清主持改革者推进法律变革的手段”，司法改革“服从和服务于新政这一整体政治局势”，其启动“本身并没有自己额外的起因和目的”。

但实际上，迄今尚鲜为学者提及的是，至少早在同治七年，英、美等国即先后向清政府表示，鉴于“各国在中华通商，洋人有犯法之事，仍按各国律例遵断，于中外均有不便”，“期望将来中国律例悉改为宽大平和，则外民亦可受中国官管束”。

由此可见，仅依靠理顺《马凯条约》与清廷宣布修律的先后顺序即妄下结论说司法改革与西方允诺没有关系，无疑给自己设下一个逻辑陷阱：既然有史料显示于此之前西方就有允诺，那若无法证明再早之前中方已有修律想法，那就说明中方修律仍是源于西方允诺。

再者，一些学者提出收回领判权是司法改革启动的原因，并未把《马凯条约》作为依据，也不认为与西方允诺有根本关系，而是立足清廷视角，考察其对领判权认识的变化过程，因而得出上述结论。

综上所述，中方修律究竟源于西方允诺与否，固然有待商榷，但采取《马凯条约》案例已无法说明问题。

而邱涛等学者进而采取这种办法借以说明领判权在华作用的有限性、客观性，那就不仅不能说服读者，反而会加剧相关思想认识的混乱情况了。

有关领事裁判权的撤废，也是近年来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特别是民国时期，不管政府还是民众均表达出收复此项主权的强烈意愿，抗争“趋于高潮”，可供研究的档案和文献非常丰富，而这段历史区间的领判权问题恰恰是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以来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因而近年来尤其引起学界关注。

但伴随相关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有两个问题愈发值得注意。

一是领判权得以撤废的原因。

一方面，在大量研究表明民国时期历届政府接续为收复司法主权而努力的同时，很多研究则显示从德国到俄国（苏联）再到英美日等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废除却都似国际政治形势变化的结果。

另一方面，很多研究又证明如同晚清时期一样，在民国时期，西方“渐进放弃”领事裁判权的允诺依然存在。

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提出撤废领事裁判权议案“得到了各国的同情，被列入大会议题”，且根据大会决议，会议结束3个月后，“列强就要组织代表团来华考察中国法律和司法”，只是中国政府鉴于国内其时司法状况“不能令人满意”加之国内政治形势，一再要求推迟考察团来华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