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王维诗歌中的佛禅思想

《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文学纵横浅论王维诗歌中的佛禅思想

●王　欢

摘　要:本文从王维的生平事迹、思想信仰入手,综合分析王维诗中独有的诗禅交融的美学意蕴,指出诗人心态所受到的禅的浸染。禅之于王维,不是宗教皈依,而是以“如梦

如幻”的人生观来解脱灵与肉的苦恼困惑,是一种心灵哲学。诗人以这种染禅的心

态进行诗的创作,使诗形成了特有的美感形态。

关键词:王维　诗歌　佛禅思想　美学意蕴

王维笃志奉佛,佛学禅境,对其诗歌创作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表面的佛教术语,而是禅境的那种深入到诗人审美意识骨髓中的空、静、冷、寂的境界,从而形成最能代表士大夫萧散、简远、闲淡的人生风格和诗歌风格,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成为与李杜鼎足而立的大家。

有研究者指出,过分强调佛教对王维思想的影响未必符合实情,儒释道三教对王维都有影响。①也有研究者认为,王维这样一位维摩诘式的人物,佛教思想深入骨髓②。另有研究者认为一方面,王维一生都深受禅风熏染(下面将详细论述);另一方面,佛教的中国化,是在与儒、道相互参透中完成的,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说,佛教中国化分两步,第一步佛教玄学化,第二步佛教儒学化。禅宗则是披着天竺式袈裟的魏晋玄学,释伽其表,老庄其实③。再一种认为,改造后的禅宗颇受士大夫的欢迎,这是不争的事实。王维诗中有禅,这也是公认的。如果说他受道教影响颇深,为何他的诗没有写出李白那样的道风仙骨,而是处处闪烁着佛光禅影?可以说,佛禅思想对王维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必须说明的是,在探求王维诗歌中的佛禅思想时,应避免“按图索骥”,即按照佛教理念去理解诗的意境。禅对王维诗的影响更多的是使诗人的诗得到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审美境界,甚至可以说是开拓了一片新的艺术天地,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一派诗风,清淡、静谧、圆融、空灵、幽美。

一、慰藉终生的禅学意趣

王维生活的唐朝,佛教呈现出一派繁兴的景象。出于政治目的,武则天、韦皇后所代表的外戚势力大力弘扬佛法,且置僧尼于道士之上。一时间,中国佛教宗派纷纷创立,竞标异彩,进入鼎盛阶段,如华严宗就是在女皇武则天的直接支持下,由法藏创立的。《旧唐书・方伎传》中记载:北宗僧人神秀,为朝廷迎至东都,“时王公已下及京都士庶,闻风争来谒见,望尘拜伏,日以万数”;神秀弟子义福,“开元十一年从驾往东都,途经蒲、虢二州,刺史及官吏士女,皆赍幡花迎之,所在途路充塞。”可见唐代的佛教极为盛行,并受到朝廷推崇。

王维的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在王维七、八岁时,即已师事北宗神秀的弟子大照禅师,达三十余载,“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王维降生在如此崇佛奉禅之家,当然便早受佛禅思想濡染。“居常蔬令,不茹荤血”,是他与其弟的生活状态。而王维名字本身,则充分体现了他对禅佛的虔诚与心仪。王维,字摩诘;名、字相续,则为“维摩诘”。维摩诘是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角色,他既非菩萨,又非比丘,仅是一个在家修行的居士而己。但其修持、辩才、神通等各方面的成就,均不逊于佛陀座下之高足。

佞佛的社会风气和家庭浓厚的佛教气氛是王维学佛的一个原因,而仕途的失志则是其学佛的另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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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王维21岁中进士,任大乐丞,因伶人舞黄狮子逾制事受连累,贬为济州司仓参军,《被出济州》一诗表达了王维的怨愤之情:“微官易得罪,谪去济川阴……纵有归来日,多愁年鬓侵。”开元十五年左右,又改官淇上。开元二十三年,35岁的王维由张九龄引荐擢为右拾遗。此时,王维热切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献始兴出》)。然而,当王维对政治抱有积极的态度时,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受到李林甫的排挤、打击,谪为荆州长史。王维对此深感沮丧。“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方将与农圃,艺值老丘园。目尽南飞鸟,何由寄一言!”(《寄荆州张丞相》),抒发自己黯然思退的情绪,从此,王维便同佛教结下不解之缘。

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安史之乱爆发,王维因扈驾不及而被俘,迫受伪职,后虽免罪,但这一遭遇对一生自视甚高的王维却造成莫大的刺痛,成为有生之年抹不去、忘不掉的污点,并时时为之忏悔不安。“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在痛苦和厌倦之后,诗人把向外的目光收敛回来,宁愿到内心深处去寻求精神的自由和情感的慰藉。诗人对佛教的信仰更深了。

在佛学的典籍中,把人生视为如梦如幻的空相。对于士大夫来说,“人生如梦”的观念,无疑是心灵遭受创伤,人生遭到挫折后的“最佳麻醉剂”。王维在经历了贬谪左迁、中年丧妻这些心灵创伤、人生磨难后,对“人生如梦”瞬间得到了切身的体验,于是这种似旷达而实悲苦的叹惋,便有了沉甸甸的分量。《旧唐书・王维传》记载他:“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立谭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这种清淡的,带有自我苦虐色彩的生活方式,使诗人的灵魂重新得以安顿。而与名僧禅师的交往,则促使他原有的佛禅思想进一步向内心转化,成为与生命融为一体的人生趣味。

王维曾拜“割肉施鸟兽”的高僧道光禅师为师,“十年座下,俯伏受教”;崇仰道一禅师,“岂惟留暂宿,服事将穷年”;神交璇禅师,“夙从大导师,焚香此瞻仰”;与元崇禅师密切交往,热烈讨论、探索禅的理论,叹曰:“佛法有人,不宜轻议也矣”;相遇六祖慧能的弟子神会,“语经数日”,惊愕“南阳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议”,又应神会之邀撰写《能禅师碑》,“五蕴本空、六尘非有”,表明诗人已深得南禅义理;还有乘如、惠澄、不空……等等禅师。诗人一生结交的僧人

甚多,仅其诗集中述及者,就有近二十人。宗师的信仰陶冶,使诗人佛学修养深厚,精于禅理,且更加倾心于禅隐奉佛,尤其是晚年,诗人说:“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正是由于这种“禅隐奉佛”,使诗人在人生困厄时有了精神寄托;也正是由于这种“禅隐奉佛”,诗人凭着对禅佛思想的深刻体悟,对宇宙人生的洞悉把握,将一片“禅心”融入山水田园、林泉沟壑之中,化为一首首境界澄明、禅心闪烁、形象鲜活、意境美妙的山水田园诗,为我们营造了盛唐诗坛一道美妙瑰丽的风景线。

二、清淡自悟的禅学意旨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顿悟成佛”是其最为响亮的口号。“悟”是主体自心佛性之悟。日本学者铃木大拙在其《禅风禅骨》一书中写道:“没有悟就没有禅,悟是禅的根本,禅没有悟,就等于太阳没有光和热。”对于禅来说,“悟”是极为重要的。那么,“悟”又是怎样获得的呢?是靠繁琐的宗教修习,靠理性的思维方式,靠坐禅,还是靠偶然的契机点燃心灵的火花?禅宗的答案是后者。禅宗认为,禅悟不需刻意追求,不可拘泥执着著,而应是任心自在。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一任自然、生动活泼的行持,是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心向往之的境界。难怪,范文澜先生称禅宗是适合中国知识分子的宗教。

“随缘自适”、

“随遇而安”,是士大夫们很普遍的人生态度。在身处逆境、遭受挫折时更为适用。王维在政治失意之后,“据于儒、依于道、逃于禅”,深受佛家思想的影响,经常陶情养性于山林之间,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且看其《渭川田家》:“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仗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诗作以朴素而富有实体感的语言,高明的白描技巧,勾勒出一幅真实、生动的农村日暮的生活图画。而与世无争的田家生活正是诗人心中的桃花源。再如,《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是一个远离尘嚣、幽清寂静的世界,可其中分明有个高雅闲逸、离尘绝世、弹琴啸咏、怡然自得的诗人的自我形象。还有《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秋日傍晚雨后山村的幽美景色和诗人对自然的爱恋之情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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