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三个重要判断的重新认识与思考

对马克思三个重要判断的重新认识与思考

摘要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时期曾经充满信心地认为：全世界无产者会联合起来，19世纪的“秘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然而，为什么马克思的设想没有能够实现？关键是马克思作为理论前提而提出的三个重要判断或者在当时就不能成立，或者后来的历史发展完全超出了马克思的设想而在事实上没有成为现实。从19世纪中后期世界经济与政治事实出发，仔细分析马克思的这三大判断，有助于我们对国际共运或世界社会主义的诸多方面形成新的认识与见解。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三个重要判断；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马克思

在给研究生上课或平时聊天时，经常会有人提出：“为什么在巴黎公社之后，欧美发达国家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革命？”“马克思凭什么断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一定会联合起来？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爆发吗？”如此等等。应该说，这些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并且至今困扰着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的认识。面对这些问题，模棱两可、模糊是非的态度肯定是不可取的。恩格斯在逝世前留下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一再坦承：“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我们”当然包括马克思在内，而“当时的看法”之所以最后被历史证明“只是一个幻想”，主要因为“当时的”马克思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及历史进一步发展的三个重要判断存在认识偏差。

『判断一：工人的生活“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

马克思对后来被人们概括为“两个必然”的第一次完整表述，是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最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是结论，在此之前，文章首先详细阐述“资产者和无产者”的产生及其内在对抗性矛盾；紧随其后，为了让结论更加坚定有力，马克思使用了三段论逻辑推导：

大前提：在阶级社会里，“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

小前提：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工人的生活“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资产阶级“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

结论：所以，“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社会再不能在它的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大前提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出在小前提。

诚然，19世纪初期英、法等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确实非常糟糕。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此做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另外我们从英国作家狄更斯和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中，能够获得更为形象生动的认识。这既是当时爆发工人运动甚至是武装起义的条件，也是马克思分析工人异化劳动的可靠依据。但是，马克思在对问题的分析中存在两方面失误：一是他没有看到在工业化早期阶段，所谓的工人阶级，其中大部分是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他们进入城市和工厂之后，尽管从城市“文明人”的眼光来看，处境非常悲惨，几乎过着不是“人”的生活，然而和他们原来在乡村的状况比较，或许还有较明显的改善。其情形可能恰如英国社会史家阿萨·布里格斯所分析：“工人们通常是在较高的工资和更大的社会机遇的吸引之下，而不是在强迫之下进入工厂的。”另外，就是马克思没有充分意识到在资产阶级确立了统治地位之后，特别是在大工业生产逐步走向成熟之后，就总体趋势而言，工人阶级的生活“随着工业的进步”，非但不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而是不断获得改善。

历史学家研究认为：“19世纪20年代之前英国工人的平均收入是呈递增趋势的”，而到19世纪中叶，开始真正“享受到工业革命带来的大量物质利益”。英国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是享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其研究结果显示：工人的平均工资1875年较1862年提高了40%，而1900年则比1875年高出三分之一，比1850年提高84%；同时在1870—1900年间，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不但总体上“变得大为便利也更加丰富”，而且第一次“在工业社会获得了坚实的归宿和依托”。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仍然存在，特别是在19世纪末，首都伦敦也仍然有3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然而与此同时，大约70%的工人阶级却生活得比较舒适，他们“也开始享受工业文明的物质成果”，以前拼命工作都“无法赚取每日面包”的工人阶级现在“却丰衣足食，吃穿不愁”。这在客观上，无疑大大缓解了工人阶级对于国家乃至整个社会的“异化感”（借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提法）。当工人改善生活的愿望获得表达并能够得到一

定程度的实现，尤其是工人的物质生活在维持基本需求的基础上还不断有所提高，以暴力为内涵的革命是很难发生的。

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这些情况吗？或者，他们又是如何认识的呢？

或许与恩格斯的工厂主身份有关，应该说是恩格斯最早指出这一事实。例如在1858年10月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就认为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已经“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后来，马克思在1878年2月给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也坦率地承认：“由于1848年开始的腐败时期，英国工人阶级渐渐地、愈来愈深地陷入精神堕落，最后，简直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他们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政党的尾巴。”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后来多次提出这一观点，例如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和1892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二版序言。相反，马克思却较少这方面的论述。

其实不但是英国，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的情况也大体差不多。到了19世纪后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依然存在，但尖锐程度有所缓和；斗争仍在继续，然而“火药味”在减少。客观地想一下：在工人的收入能够填饱肚皮，特别是一家老小的生活大体还过得去的情况下，有多少人愿意走上街头、流血牺牲？回顾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1871年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方式建立自己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在发达国家惟一取得过短暂成功的一次尝试。此后至今，欧洲范围就再也没有爆发过马克思所期待的“新的革命”；相反，一次次危机却不断推动这些国家生产的无限扩张和资本重组……

『判断二：“工人没有祖国”』

这也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判断，理由是当时的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完全体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为资产阶级服务，因而它不属于工人；另外还因为工人所受到的剥削、压迫是国际性的，而工人阶级的解放是一项“世界性的事业”。这个判断是“全世界无产者”能够“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

然而在马克思提出这个判断之后，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首先，世界现代化的前提是民族国家普遍建立，在现代国家与国家的纷争中，民族情感、民族大义通常超越于阶级情感、阶级矛盾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