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三个重要判断的重新认识与思考

对马克思三个重要判断的重新认识与思考摘要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时期曾经充满信心地认为：全世界无产者会联合起来，19世纪的“秘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然而，为什么马克思的设想没有能够实现？关键是马克思作为理论前提而提出的三个重要判断或者在当时就不能成立，或者后来的历史发展完全超出了马克思的设想而在事实上没有成为现实。

从19世纪中后期世界经济与政治事实出发，仔细分析马克思的这三大判断，有助于我们对国际共运或世界社会主义的诸多方面形成新的认识与见解。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三个重要判断；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马克思在给研究生上课或平时聊天时，经常会有人提出：“为什么在巴黎公社之后，欧美发达国家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革命？”“马克思凭什么断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一定会联合起来？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爆发吗？”如此等等。

应该说，这些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并且至今困扰着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的认识。

面对这些问题，模棱两可、模糊是非的态度肯定是不可取的。

恩格斯在逝世前留下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一再坦承：“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

”“我们”当然包括马克思在内，而“当时的看法”之所以最后被历史证明“只是一个幻想”，主要因为“当时的”马克思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及历史进一步发展的三个重要判断存在认识偏差。

『判断一：工人的生活“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马克思对后来被人们概括为“两个必然”的第一次完整表述，是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最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这是结论，在此之前，文章首先详细阐述“资产者和无产者”的产生及其内在对抗性矛盾；紧随其后，为了让结论更加坚定有力，马克思使用了三段论逻辑推导：大前提：在阶级社会里，“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小前提：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工人的生活“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资产阶级“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结论：所以，“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社会再不能在它的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大前提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出在小前提。

诚然，19世纪初期英、法等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确实非常糟糕。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此做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另外我们从英国作家狄更斯和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中，能够获得更为形象生动的认识。

这既是当时爆发工人运动甚至是武装起义的条件，也是马克思分析工人异化劳动的可靠依据。

但是，马克思在对问题的分析中存在两方面失误：一是他没有看到在工业化早期阶段，所谓的工人阶级，其中大部分是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

他们进入城市和工厂之后，尽管从城市“文明人”的眼光来看，处境非常悲惨，几乎过着不是“人”的生活，然而和他们原来在乡村的状况比较，或许还有较明显的改善。

其情形可能恰如英国社会史家阿萨·布里格斯所分析：“工人们通常是在较高的工资和更大的社会机遇的吸引之下，而不是在强迫之下进入工厂的。

”另外，就是马克思没有充分意识到在资产阶级确立了统治地位之后，特别是在大工业生产逐步走向成熟之后，就总体趋势而言，工人阶级的生活“随着工业的进步”，非但不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而是不断获得改善。

历史学家研究认为：“19世纪20年代之前英国工人的平均收入是呈递增趋势的”，而到19世纪中叶，开始真正“享受到工业革命带来的大量物质利益”。

英国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是享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其研究结果显示：工人的平均工资1875年较1862年提高了40%，而1900年则比1875年高出三分之一，比1850年提高84%；同时在1870—1900年间，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不但总体上“变得大为便利也更加丰富”，而且第一次“在工业社会获得了坚实的归宿和依托”。

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仍然存在，特别是在19世纪末，首都伦敦也仍然有3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

然而与此同时，大约70%的工人阶级却生活得比较舒适，他们“也开始享受工业文明的物质成果”，以前拼命工作都“无法赚取每日面包”的工人阶级现在“却丰衣足食，吃穿不愁”。

这在客观上，无疑大大缓解了工人阶级对于国家乃至整个社会的“异化感”（借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提法）。

当工人改善生活的愿望获得表达并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尤其是工人的物质生活在维持基本需求的基础上还不断有所提高，以暴力为内涵的革命是很难发生的。

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这些情况吗？或者，他们又是如何认识的呢？或许与恩格斯的工厂主身份有关，应该说是恩格斯最早指出这一事实。

例如在1858年10月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就认为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已经“日益资产阶级化了”。

后来，马克思在1878年2月给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也坦率地承认：“由于1848年开始的腐败时期，英国工人阶级渐渐地、愈来愈深地陷入精神堕落，最后，简直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他们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政党的尾巴。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后来多次提出这一观点，例如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和1892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二版序言。

相反，马克思却较少这方面的论述。

其实不但是英国，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的情况也大体差不多。

到了19世纪后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依然存在，但尖锐程度有所缓和；斗争仍在继续，然而“火药味”在减少。

客观地想一下：在工人的收入能够填饱肚皮，特别是一家老小的生活大体还过得去的情况下，有多少人愿意走上街头、流血牺牲？回顾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1871年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方式建立自己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在发达国家惟一取得过短暂成功的一次尝试。

此后至今，欧洲范围就再也没有爆发过马克思所期待的“新的革命”；相反，一次次危机却不断推动这些国家生产的无限扩张和资本重组……『判断二：“工人没有祖国”』这也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判断，理由是当时的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完全体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为资产阶级服务，因而它不属于工人；另外还因为工人所受到的剥削、压迫是国际性的，而工人阶级的解放是一项“世界性的事业”。

这个判断是“全世界无产者”能够“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

然而在马克思提出这个判断之后，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首先，世界现代化的前提是民族国家普遍建立，在现代国家与国家的纷争中，民族情感、民族大义通常超越于阶级情感、阶级矛盾之上。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有必要对欧洲历史上的民族及其国家问题稍作分析与回顾。

现代民族学研究认为，“民族”不同于“族群”，前者是与国家相联系的。

在欧洲古代，“民族”观念是非常模糊的，因为人们认同和效忠的对象主要是领地及其领主，“国家”在一定意义上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所谓“英格兰人”“法兰西人”等等也主要是一些地理概念，而不具有政治实体性质。

到了中世纪后期，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欧洲一系列战争不但造就出第一批现代意义的民族，而且促成了民族与国家的结合。

到17世纪末，欧洲逐渐进化为一个“国家社会”，主权原则和领土原则在国家间不断获得认可。

新兴的欧洲国家社会在国际法层面，被概括为“威斯特伐利亚模式”。

该模式产生自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协议，但真正得到普遍遵守和成为国际交往的基础,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即在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阻碍现代国家发展的最后障碍被消除了。

促使民族国家迅速成长的动力一方面来自工业化、现代化的需要。

因为工业化、现代化必须在一定的政治实体下进行，而民族国家是最有效的单位形式；同时工业化、现代化的不均衡发展必然造成不同“民族”间差距日益明显，竞争与冲突更加激烈，因而“民族”愈加需要“国家”提供保护和支持。

这在《共产党宣言》里，有着生动的描述：“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

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

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

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和统一的民族。

”民族国家全面成长的推动力量还来自于外部：资本的全球扩张无不在国家支持下进行，扩张本身成为国家活动和权力增长的主要理由与源泉，成为民族优越感膨胀的基础；同时对于落后国家，反抗外来入侵和被殖民化也必然促成民族意识、“祖国”意识的全面形成和空前高涨。

于是19世纪中后期，势必成为民族国家广泛建立并得到巩固的时期。

——法国到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国后期，政治上的长期动荡和反复终于相对稳定下来，同时国家也真正成长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随着50、60年代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及世界市场竞争的发展，1871年，长期分裂的德意志终于成为拥有共同语言、共同社会心理和共同经济利益的统一的民族国家。

——19世纪初，意大利人民就开始了以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为目标的“民族复兴运动”，到1871年首都由都灵迁往罗马，终于实现了统一，意大利第一次开始以民族国家的形象出现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

——美国虽然在独立战争结束后就获得了民族独立，但经过南北战争，才真正成为一个强大的、具有同质性的民族国家。

在将民族与国家相等同，民族国家的建立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的背景下，原本主要作为地理概念或种族概念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等等，也就具有了特定的政治内涵。

与此同时，国家也不再单纯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而是整个民族的制度载体；“祖国”的民族性质远胜于阶级性质，如在普法战争期间，“法兰西万岁”成为整个国家或全民族的价值追求与奋斗目标。

其次，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和民主选举逐渐成为欧美国家建立政权的主要方式，工人阶级也开始参与国家政治和成为国家的“主人”。

现代国家之所以“现代”，主要在于政权的构成及其建立方式。

在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兴盛之后，“神圣权利”受到挑战和侵蚀，在固定领土和民族范围内的国民认同与忠诚，成为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尤其是统治集团都不得不努力争取的内容。

国民认同与忠诚主要通过三种途径获得：政治领域——普选权的扩大与兵役制；思想文化领域——义务教育和民族主义思想情感的培育；经济领域——税制与社会福利政策。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实现民族统一、国家统一后，西欧各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都需要通过这些方面的成就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尤其是民主选举权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