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四次翻译高峰期看翻译理论的发展

从中国四次翻译高峰期看翻译理论的发展

葛薇

（空军工程大学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51）

摘要：我国翻译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四次翻译高潮，与之伴生的是翻译理论的同步发展。我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大致轨迹是由“质”而“信”再到“化”，也就是说，从单纯模仿原文句法的直译到允许句法自由的意译再到饱含创造神韵、根据实际需要而进行的多种翻译手法相结合。我国的翻译理论是在不断深化中加快发展，在传统理论基础上不断更新与提高。

关键词：翻译高潮；翻译理论；翻译史

收稿日期：2012-03-10

作者简介：葛薇（1982-），女，陕西户县人，英语语言文学教研室，助教，硕士，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翻译的发展史，本质上其实就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政治、文化、商贸相互交流融合的历史。我国的翻译可以上溯至公元67年，传至我国的佛经由于语言不通而出现了经文的讲解、翻译。由此至今的近2000年间，翻译也随着对外交流、对外开放的深入而不断地发展。下面就让我们从四次影响较为深远的高峰期来对我国翻译理论发展史进行探讨。

第一次高峰期——唐宋及以前的佛经翻译

从东汉明帝派使者从天竺邀请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来朝开始，我国的佛经翻译先后在东汉、东晋、南北朝、唐朝、北宋掀起了不小的热潮，历时1000多年，译经1690多部、6420余卷，形成了我国外来文化的巨大宝藏。在我国佛经翻译史上，这一时期可以归结为直译到意译的过程。

从东汉恒帝建和二年开始，佛经翻译从零散翻译进入了大规模翻译时期。安息人安世高及来自西域大月氏的支娄迦谶都是我国最早的佛经翻译家。尽管他们所译的经书很少是全译本，翻译中问题也很多，但加速了佛教在社会普通群体中的传播。后人对安世高的译文的评价是“贵本不饰”，对支娄迦谶译文的评价是“审得本质，了不加饰”，表明他们的翻译提倡保持文学原意，属于初期的直译行为。在前秦王朝的官方支持下，僧人道安主持了我国最早的大型佛经译场，他提出翻译佛经时要竭力符合原文原意，“惟惧失实”，对直译的要求更加明确。由于这几个人的观点比较近似，后代的翻译家对他们的翻译原则给出了“重质朴，轻文饰”总结。

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位著名的译经僧人鸠摩罗什，他一生译经74部、384卷，最早提出了如何表现原文的文体和语趣的重要问题，对翻译文学影响甚大。现代语言学家陈寅恪认为鸠摩罗什的译经艺术有三个特点，“一为删去原文繁重，二为不拘原文体制，三为变易原文”。唐代僧人玄奘开创了中国译经史上的新风格、新局面。他不仅留下了众多优秀的佛经翻译作品，同时还把老子的部分作品翻译成梵文，成为把汉文学推向国际的第一人。他的翻译原则是：“既须求真，又须喻俗”，也就是说翻译时，既要力求忠实于原文，又要使译文通顺，使读者易于理解。这一原则直至今日仍有深刻地指导意义。

第二次高峰期——明末清初的东西互译

在这一历史时期，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等人用西方科技著作的汉译与中国古代典籍的西译，无形之中推动了我国翻译历史上第二次高峰期的形成。这一阶段西方译作中最具盛名的，是明末翻译家徐光启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1606年合译的《几何原本》。梁启超对此书之译，评价极高，称之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徐光启本人在《几何原本杂议》中，也反复强调“此书为用至广，在此时尤所急需”。后来，他又根据利玛窦口述翻译了《测量法义》，与西方教士熊三拔合译了《泰西水法》。由此可见，他的翻译思想

有两大特点：一是求知，求真理，“裨益当世”；二是抓重点，抓“急需”。1631年，在《历书总目表》中，他更为明确地提出了他的翻译思想：“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即只有通过翻译才能更好地学习与掌握新知识、新文化，只有掌握了新的知识，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进步。这一时期的科学翻译活动启动了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第二次大接触。这一期间翻译的西方几何、测量、算学、农业、水利、机械及哲学等有关书籍，使得这些知识在民间得以及时传播，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萌芽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

第三次高峰期——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后的西学翻译

作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在我国翻译史的第三次高峰期中起着分水岭的作用。此前属于我国翻译理论自成体系的开创时期，林纾、马建忠、严复等翻译家贡献巨大。林纾主张译者应该在翻译中与作者或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心灵上的相互交流，唯有如此，才能在翻译中注入译者的主观感情，更好地翻译出外国文学的韵味。他先后独立翻译或与人合译了包括《巴黎茶花女遗事》、《伊索寓言》、《黑奴吁天录》、《鲁滨孙飘流记》等170多部外国文学作品，使当时尚在闭关锁国的国人对世界文学有了初步的认识，既向“五四”运动输送了丰富营养，也为中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善译”是马建忠的翻译思想，他认为“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这段文字涉及了文法学、风格学、修辞学的表述，把翻译文学带入了一般性文化研究的范畴。我国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被誉为系统介绍西方思想、文化、制度的第一人，他提出的“信、达、雅”三字理论，历时百年，仍为众多学者所推崇，可见其生命力之顽强。

五四运动至建国前时期，我国的翻译活动为马列主义和世界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该时期译作的典型特征是以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从而使东西方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拥有了更多的读者。对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扩大到了语言学、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的范畴，为我国翻译理论的系统化和科学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又先后涌现出了茅盾、林语堂、傅雷、金岳霖、钱钟书、陈西滢等一批声名显赫的翻译家。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中，茅盾非常明确地指出，“文学作品最重要的艺术色就是该作品的神韵……如果能不失这些特别的艺术色，便转译亦是可贵；如果失了，便从原文直接译出也没有什么可贵”。这是我国翻译理论历史上最早强调“神韵”观点的表述。傅雷翻译的作品强调“神似”，即“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认为“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要求“译文必须为纯粹的中文，无生硬拗口的毛病”。陈西滢则从美学的观点，提出了翻译提倡的三种最高境界：“形似”、“意似”和“神似”，应该说，这在我国的翻译理论历史上，是具有一定的创见性的。这一时期译坛上涌现出的大量优秀的译者为我国译学理论的长足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四次高峰期——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文学、科技、教育等领域的翻译佳作络绎不绝，无论是在规模、品质、数量、贡献方面，都当之无愧的树起了第四次翻译高峰的大旗。随着翻译实践的丰富，我国翻译理论研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以黄龙的《翻译学》一书出版为标志，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进入了百家争鸣、蓬勃推进的壮丽时期。

作为大陆唯一标明“翻译学”的专门著作，黄龙在《翻译学》中系统地提出了三位一体观、知行统一观、唯物辩证观等一系列客观而又独到的见解，为当代翻译理论的原则、对象提供了具体的研究范畴。许渊冲在诗词翻译方面提出意美、音美、形美的“三美”论，对诗歌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著名翻译家刘宓庆出版著作十余部，基本上囊括了中国现当代翻译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与此同时，张今、方梦之、刘重德、金堤等人也先后编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