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

银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

银杏所体现的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强的契合性，与儒、道、墨、释诸家思想体系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从苏北和鲁南出土的汉画像石刻中可以看出，银杏所寓意的文化内涵和艺术思想，反映出的追求健康、长寿、生殖崇拜之道，与古代儒、道学说的精魂是一脉相承的。

一、银杏与儒家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大力宣扬“仁者爱人”的忠恕之道的同时，强调“仁”的实行要以“礼”为规范，提倡德治和教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并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治国理念。儒家重视人们良好的德行，倡导忠孝、正直和完整的人格。这些思想形成儒家以中庸为核心的思想文化体系，并营造了影响人类文化数千年的东方文化圈。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银杏文化也多方面体现出儒家中庸之温、良、恭、俭、让的精神。儒家思想强调对真、善、美的关怀与体认，每个人都有责任在自然生命的行程中，提升心灵的意境。儒家教育人们万一国家混乱无道时，不能放弃平生志节。正如银杏之亘古孑遗，逾亿万年而秉性不改，固守莽莽神州。儒家文化中的道德观与银杏千百年来体现的绿色、健康、奉献等美德相互融合。在一些著作中，银杏树被看作儒家的象征。据说孔子很喜欢在银杏树下阅读和教授弟子，后人将他教诲弟子的地方称为“杏坛”，至今在山东曲阜孔庙诗礼堂前还生长着宋代所植雌雄银杏树各一株以示纪念。连在衢州的孔氏南宗家庙正门前，也植有两排高大古老的银杏树。孔子的女婿公冶长在山东安丘的读书处，至今仍生长着一雄一雌两株参天银杏，传为孔子看望女婿时带去树苗，公冶长亲手所植。

在行为规范方面，儒家的一种主张可以归纳为“时禁”，其在理论上的支持，主要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精神。古代儒家学说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倡导取物有节，合理利用资源，其要义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大戴礼记》亦记载孔子说：“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当仁也。”这种对待树木的惜生、不随意杀生的“时禁”与儒家主要道德理念孝、恕、仁紧密联系，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可见，作为长期占据中国封建社会主导思想地位的儒家学说，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行为上，都对古银杏资源的保护及其文化的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银杏与道家

道家崇尚自然，主张清静无为，是中国最为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之一。其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道家认为“道生万物，德育万物，生生不息”，人们应效法“天道”，去除私欲，淡泊宁静。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无为而无不为”的老子和作“逍遥

游”的庄子，后人将他们合称“老庄”，其思想合称“老庄学说”。老子曰：“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并提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庄子承继老子之道，而“推平于天下”，提出“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庄子·应帝王》）。道家理乱求治的目标，是“天人合一”,达到人与自然、社会和人心灵自然和谐，由人心灵冲突融合而推及社会冲突融合再到自然的冲突融合，从而进至三者自然和合一体的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道家的自爱精神、自然精神、阴柔精神、博大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银杏树寿与山齐，更令道家推崇敬仰，视为祥瑞之物。

道家思想对于中国宗教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影响极大，它在中国的发展有一个从纯道学向道教的深化过程，在道学宗教化的过程中有一个由下层民间宗教向上层道教转化的过程。道教作为中华本土宗教，其内核的大部即为道学，道学贯穿于道教之中，道教奉老子为教祖。道教是道学的继承和衍化，是一种贵生恶死、追求长寿的宗教。银杏亘古孑遗、随遇而安，所体现的顽强精神，对道教影响颇多。

道教徒祈求能像银杏树一样长生不老，与日月永恒。同时因为银杏的特殊遭遇和高贵气质，被道家奉为仙树，所以道教的洞天福地多植有银杏。风光秀丽的山东青岛崂山是一座充满传统文化气息的“仙山”，随处可见自然地形与人类理念和谐构成的文化景致。从搁云亭向南看，进山道路为一条“S”形曲线，与两侧的山谷构成一幅完美的太极图。神龟塑像就是太极图阴鱼的眼，山谷中的一片树林构成阴鱼部分；几株银杏树到了秋季，一片金黄，明显地成为阳鱼的眼。道教信仰追求长生成仙，强调形体健康与道德修养的双重意义，向往与银杏树一样形神兼具。崂山太清宫生长着两株高大繁茂的银杏树，相传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为太清宫道士刘若拙敕建道场、重修太清宫时所植，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通常情况下，银杏雌雄配植，而这两株银杏却都是雄树，据说与道士出家修行、不要妻室的礼制有关。道教构建了在世界医疗保健体系中独树一帜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养生体系。从早期的天师道、五斗米道开始，道教的活动就有为人治病的内容。道教代表人物多研习医药学说，在养生、炼丹、疗疾等方面与银杏颇多契合。如东晋道教理论家、医学家葛洪主张“养生以不伤为本”，大力倡导用草药治病。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活了102岁，他归纳和继承了唐以前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理论，比较全面地总结了自己的养生经验，对银杏食疗有所记述。道家养生食谱中多有银杏药膳，美名远扬的“白果炖鸡”即为道家美味“青城四绝”之一。

三、银杏与墨家

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墨家是很重要的一家，它的创始人墨子是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西汉司马谈（司马迁的父亲）《论六家要旨》论述先秦学术的六大派别，墨家是六家之一。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把墨家列为先秦诸子之一。实际上，就其重要性和影响来说，墨家是我国先秦时期仅次于儒家的一大学术派别。《韩非·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把墨家看作与儒家相抗衡的引人注目的“显学”。清代汪中《述学·墨子序》说：“在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指墨家）相抗，其余诸子，皆非其比。”足见墨家的重要与影响之大。

墨家学说代表了平民的利益，喊出了平民的心声，体现着人本、博爱、平等、民主的思想。墨子强烈主张改革现实政治，指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提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见《墨子·尚贤上》），以便使百姓饥而得食，寒而得衣，劳而得息。

在河南省鲁山县文殊寺内，有五株汉代古银杏树，其中最大的一株树干中心有道约６米长的裂缝。传说修建庙宇时，需伐此树做匾额，众人见其硕果累累，不忍伐树，只好问计于墨子。墨子说：“用其板又不伐其树，可找鲁班。”鲁班来后亮出绝技，从树干正中锯掉一块木板，使古银杏免遭灭顶之灾。树上裂缝即为鲁班锯板时留下的痕迹。奇妙的传说如历史活化石一样，成为银杏与墨子、鲁班关联的例证。《墨子·贵义》篇记载墨子说“万事莫贵于义”，即把实行仁义道德看作天下第一大事；所谓的仁义道德，即是实施“兼爱”的主张，他认为这是利国、利民、利己的义举。墨家将其学说的目的归结为利人，而且是利天下大多数的人，这与银杏全身是宝，兼容并包，无私奉献于人类的精神何其相似。不仅如此，“兼相爱、交相利”既是墨家治国救世的政治纲领，也是墨家修身教育的根本准则。墨家提出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自强不息”、“赴汤蹈火”的人格精神与银杏所体现出的济世利人精神同为近代思想家和革命者所推崇。所以说从银杏文化体系中所发掘出的自强不息、惠及世人的闪光内涵与墨家也联系密切，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四、银杏与佛教

佛教是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早阶段产生的，它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已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在世界观上，佛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中。佛旨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涅槃寂静。佛教与中国古典哲学相互影响，使我国文化在佛、道、儒融合贯通的基础上，取得了辉煌的发展。

中国银杏与佛教天缘地合。在浩如烟海的佛教文化中，孕育着具有佛教象征意义和灵性的东西。佛教与花木有缘，把银杏尊为“圣果”、“圣树”，借银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