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出使西域路线图

张骞出使西域路线图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图的沙盘模型，这向我们讲述汉武帝时期非常有名的一次外交活动。

在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其目的是联合西域的一个叫做大月氏的国家夹击匈奴，因为在我们大汉帝国建立初期的时候就饱受北方一个叫匈奴的侵扰，高祖刘邦就曾被围于白登山之上，后得以脱险，但是大汉帝国和匈奴的关系就是战争和亲在战争，贯穿了我们整个大汉王朝。

虽然这次西域之行并没有达成其军事目的但是转接而来的商旅目的却慢慢发展开来，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原始路线就是以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的为基础的。

《史记》上对于张骞最公正的评价就是“凿空西域第一人”。

西汉和匈奴的关系经历了战争——和亲——战争这三个历史阶段。

西汉初期，匈奴经常袭扰汉朝北部边境，但当时国力不支，军事上无法对抗匈奴，只能采取防御战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和亲来暂时稳固边防。

汉武帝时期国力逐渐强大，良马不断引入，大大提高了西汉军队的作战力量，尤其是骑兵的作战能力，在一切时机都成熟的情况下，西汉发起了大规模的反击战争，并取得了骄人的胜利。

通过匈奴人遗存的文物可以看出，他们所创造的草原文化，也是很有特色的，游牧民族的文化也很辉煌灿烂。

战争的著名将领卫青、霍去病，和亲著名的就是昭君出塞
霍去病墓位于陕西茂陵东约一公里处，是汉武帝茂陵的陪葬墓之一。

霍去病（公元前140年～前117年），字子孟，西汉著名将领。

他十八岁时就率轻骑八百，进击匈奴，歼敌两千，被封为“嫖姚校尉”。

此后又六次率领大军出击匈奴，击败匈奴主力，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受封为“大司马骠骑将军”、“冠军侯”。

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病逝，年仅24岁。

汉武帝因其早逝而十分伤痛，下诏令其陪葬茂陵，还命人用石块将墓冢垒成祁连山的形状，象征着霍去病生前驰骋鏖（áo）战的疆场。

入葬时礼仪极其隆重，浩浩荡荡的军阵从都城长安一直布列至茂陵。

霍去病墓前共有16件石刻，包括石人、石马、马踏匈奴、卧牛等。

雕刻手法简练，造型雄健遒劲，古拙粗犷，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大型圆雕工艺品，也是汉代石雕艺术的杰出代表，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王昭君，名嫱(qiáng)，字昭君，原为汉宫宫女，自愿请求出塞和亲。

在汉朝和匈奴官员的护送下，她冒着塞外刺骨的寒风，千里迢迢地来到匈奴。

她不但是和平的使者，同时，把中原的先进文化也带到了匈奴，使匈奴和汉朝和睦相处了60年之久。

昭君死后葬在大青山,匈奴人民为她修建墓葬，并奉为神仙。

王昭君自愿远嫁异族，表现出一个弱女子不顾边塞荒凉，不畏北地风寒和毡帐之苦的非凡胆识和勇气。

她的出塞，顺应当时汉匈两族人民的愿望，所以汉元帝下诏将这一年的年号改为“竟宁”为和平安宁之意。

呼韩邪单于封昭君为宁胡阏氏，即胡汉友好之皇后。

当然，汉匈两族的和平友好，主要是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所决定的，绝不
十种，石鼓可谓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煊赫的刻石。

石鼓制作年代的考证，对我国考古、历史、文学、文字、书法等方面的研究，关系颇为重要，自唐宋以来，考证学者众多，但聚讼不决。

举要而言：有周宣王说——唐张怀瓘（《书断》）、韩愈（《韩文公集》）、窦（《述书赋》）；周成王说——宋董逌（《广川书跋》）、程大昌（《雍录》）；东周时秦人说——宋郑樵（《石鼓音序》）、巩丰（《丹铅录》引）；汉代说——清武亿（《授堂文集》）；西魏说——金马定国（《石鼓辨》）；北魏说——清俞正燮（《癸已类稿》）。

以上各家所定年代，上至公元前11世纪，下至公元6 世纪，上下差1700年。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异呢？其原因有二：一为石鼓颂辞中，既无署名，又无官职、年号可考，而且所存相同的实物仅此而已，缺乏旁证，考证极为困难；二为考证学者都只从一个角度来推测，大多拘于文字字句之间以求之，没有全面的仔细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郑樵，他根据石鼓所用“殹”、“蒸”二字屡见于秦斤、秦权，始定为秦鼓。

虽然根据不充分，但奠定了石鼓为秦刻石的基石。

经过历代学者的大量考证，现我国学术界基本上肯定石鼓为秦刻石，但具体年代仍诸说纷纭。

清末震钩（《石鼓文集注》）、罗振玉（《石鼓文考释》）、马叙伦（《跋石鼓文研究》）有秦文公说（前765 ～前716 年）；马衡（《石鼓文为秦刻石考》）有秦穆公说（前659 ～前621 年）；郭沫若（《石鼓文研究》）有秦襄公说（前770 年）；唐兰（《石鼓年代考》）有秦献公说（前374 年）。

我国近现代学者对石鼓年代的考证，由于治学方法科学，因而在其深度和广度方面均超越了前人。

现并立的4 说中，以秦献公说在学术界影响较大。

下面摘录唐兰《石鼓年代考》中的8 个结论中的前5 个。

一则说明唐先生考证的全面有力；再则以见我国现代学者考证方法的一斑：“一、从铭刻的发展说，它应该在战国中叶，和《诅楚文》、秦始皇刻石相近。

二、从文学史的发展说，它跟三百篇，尤其是《秦风》不是同时作品。

它的新创风格应在战国时期，善于模仿，和《诅楚文》接近。

三、从新语汇的应用来说，‘吾’字的出现，‘朕’字的消失，晚于《秦公簋》。

‘吾’字作‘遫’略早于《诅楚文》。

‘’字的使用，应该在战国，‘殹’字的使用和《诅楚文》等接近。

四、从字形的发展说，尤其可以证明它属于战国时期，‘四’字已经不作‘’，在《秦公簋》和《史籀》篇之后，属于籀文到小篆的过渡时期。

五、从书法的发展说，石鼓的写法晚于《秦公簋》而早于始皇刻石，也只能是战国时代。

“
石鼓的制作年代，其今后的定论，是否从现存并立的四说中择善而从，或者产生四说之外的可以作定论的新说，将有待我国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考定。

（马贤伟）注：据新华社西安1991年12月9 日电：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文，已被陕西汉中市政协干部尹博灵译成白话。

尹博灵认为，石鼓文刻制年代为公元前747 年左右，它是以诗歌形式纪赞了秦初创时期秦文公20余年间重大活动的吏实。

是中国当今人们还能见到的最古老的纪事体文学系列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