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辩论技巧

目录

摘要 (1)

一辩论的意义 (1)

二孟子辩论技巧产生的背景及影响 (1)

三孟子辩论技巧的研究 (2)

（一）孟子辩论艺术及其逻辑研究 (2)

（1）孟子辩论艺术的概念 (2)

（2）孟子辩论技巧的两个方面 (2)

（二）通过故事分析的辩论技巧 (4)

（三）孟子辩论技巧与孔子的比较 (7)

四孟子的辩论技巧在当代社会中的应用 (8)

（一）孟子的辩论技巧对鲁迅小说的影响 (8)

（二）孟子的辩论技巧对于当代生活的影响 (9)

参考文献 (11)

摘要：儒家重要经典《孟子》，语言精工，逻辑严密，气势磅礴，说理透彻机智，感情充沛，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显示了高超的论辩艺术。《孟子》的论辩技巧因势而变，具有居高临下，善于统观全局的特点。包括两大方面：语言表达和逻辑推理。语言表达表现在四个方面：形象说理；寓情与理；欲擒故纵；避虚就实。逻辑推理可归纳为五类：喻证法；逐层推论法；破题直陈法；破斥两端法；另立新论法。孟子富有文采和感染力，对于后世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关键词] 论辩艺术逻辑性语言艺术

一辩论的意义

我国现在正处在空前兴旺、繁荣的历史大发展时期，党的十三大曾经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人民群众享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言论自由的权利。随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人们的思维也日趋活跃，演讲和辩论重新受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高度重视，把它们作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启迪人们的思维，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途径。

二孟子辩论技巧产生的背景及影响

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论辩

时势造英雄，时势造辩才，古往今来的雄辩家莫不都是时代的产物。古希腊的辩才辈出，是古希腊奴隶主民主制社会繁荣的标志和需要。当时以雅典为中心的城邦中，公民有权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们可以出席讨论和表决国家大事的公民大会，可以在法庭陪审、起诉或为自己申辩；这些活动无一不要求公民必须充分使用自己的口舌来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正因为这样，以智者为代表的雄辩家们便应运而生。

而我国的春秋战国之交，正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大踏步前进的历史进步关头，新兴的地主阶级实行了一系列的较为开明的政策，出现了人和兴学、策士横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和文化的兴旺发达时期，孟子等人便是当时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争鸣中，他们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是“率其群徒，辩其谈说”的。当时一个很平凡的策士，通过游说，一经国君赏识，便可封为卿相。在激烈的军事和外交斗争中，这些能言善辩的策士，为主人出谋划策，奔走呼号，展开著名的合纵连横活动，其中孟子最为著名。孟子是战国时代的散文大家,也是一位有名的雄辩家.其门人公子都对他说：“外人皆称夫子好辩。”孟子回答：“我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体会到：社会发达，必兴论辩。我国自从秦统一中国

开创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之后，先是“焚书坑儒”，继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直至明清两代禁讲学社、大兴文字狱，人民群众的嘴上都被贴上了封条，言论自由被取消了，莫谈国事成了人们明哲保身的处世格言，言谈稍一不慎，就有可能脑袋搬家，株连九族。那个时期专制主义横行，愚民政策强化，皇天之下，百姓们的口诀是：“祸从口出”，“少说为佳”；官场上的信条是：多磕头，少说话“；雄辩之士倍受压抑，民族思维停滞不前。当然，即使在这“万马齐喑”的漫漫长夜中，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爆出极富辩才的人物，如三国时期舌战群儒的诸葛亮，但这比起春秋战国时代的孟子等群雄竞辩的宏伟图景来，已属于凤毛麟角，寥寥无几了。郭沫若在《荀子的批判》（《十批判书》）中说：“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韩文的峻峭，单拿文章来讲，实在各有千秋。”孟子的雄辩才能，犀利的笔锋，由此可见一斑。

三孟子辩论技巧的研究

（四）孟子辩论艺术及其逻辑研究

（1）孟子辩论艺术的概念

孟子名轲，大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作为儒家学派杰出的代表人物孟轲，是活跃在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和雄辩家。在这个时期儒家思想处于信仰危机阶段。当时的形势正像孟子所说的那样：“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所以，孟子下决心要“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邪辞”，并把杨墨作为神圣的使命。

孟子一向以为仲尼之徒自豪，他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他将孔子的“天命论”发展为“天人合一论”；将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思想发展为“人性本善论”将空子的“君子、小人”观发展为“劳辛劳力论”；将孔子的“人本说”发展为“民贵君轻论”；将孔子的中庸思想发展为“执中有权论”；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心仁政论”；等等这些理论以“仁心仁政论”为中心，以“人性本善论”为出发点，以民本主义为线索，形成了颇为协调、并无矛盾的理论系统，这是孟子施展辩才的理论基础。在理论基础上孟子熟练地运用了各种论辩手段，成功地达到了他的论辩目的，这就是孟子的辩论艺术。

（2）孟子辩论技巧的两个方面

孟子辩论技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语言表达和逻辑推理

首先是语言表达技巧，语言表达技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形象说理；2）寓情与理；3）欲擒故纵；4）避虚就实

首先，形象说理。在《孟子》中则具体体现为善于巧喻。东汉赵岐《孟子题辞》中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善于巧喻是孟子散文艺术的显著特色，也是孟子酷爱且运用得炉火纯青的语言表达技巧，孟子“喜以比喻宣达他的意见”“堪称比喻圣手”。综观《孟子》全书261章，其中93章总共使用比喻159种。比喻论证（简称喻证）是孟子用得最多的论证方法，它是根据两组类不同而理相通的类比论证。喻证因为类不同可以相比，理相通可以相推，它是一种形象化的论证方法。男子成家不合礼，则成钻逾之徒；君子出仕不以道，也是钻逾之辈。种庄稼不能拔苗助长，养浩然之气要直而无害。水往下流是水的

本性，人心向善是人的本性。这都是不同类的事物相比，因而相通而推出结论。孟子的比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往往以生活常理就近设譬，运用灵活，精辟允当，一语中的，从而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既不同于韩非引述历史材料又不同于庄周的浪漫幻想，如牵牛过堂、齐人妻妾诸段。他的比喻是“浅近平易而生动有有趣，轻快灵便而又深刻贴切。”章沧授分析了《孟子》用喻的具体情况，认为孟文或以物喻理，深入浅出，或以事喻理，情理显豁；或以寓言喻理，入木三分，从而化抽象为具体可感，化深奥为浅近通达，从而增强孟子抽象论理的现实性，为孟文说理蓄势，使得孟子的论辩“开辟抑扬，高谈雄辩，曲尽其妙……一纵一横，论者莫挡。”

其次，寓情于理。以一种温和的手段达到说服的目的，必须采用“因势利导的方法，借以激发对方的善端”，减少论辩的对抗，从而达到宣传、实现自己的主张的目的。无疑比喻是一种巧妙的办法。然而不论多么巧妙瑰丽的办法，必须以对方接受为出发点，孟子在这方面也是大家。要说服一个人，必须首先在其情感上找到共鸣点，“知其所说之心，可以吾说之”，达到心理上的契合。而孟子的譬喻中散发的幽默或者是讽刺，均让人在不觉间找到生活中的原型，思维随其而走，进入了孟子深邃思想的殿堂。——这是孟子的理，以譬论理。杨公骥认为,孟子以寓言故事作譬喻，从而使《孟子》更具文学性，虽然这些譬喻有时并不都能恰切地阐明其理论，然而却充分地表现了人物的感情，因而孟子使用譬喻“不是逻辑思维的产物，而是情感联想的产物，因此它也是抒情的”即以情感人！这也是孟子的语言表达技巧之一。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人在感情波动时大脑思维及反应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孟子在感情上的诱导，也就是前文所说的“感情上的共鸣点”，从而使得对手尽管早已觉察出孟子逻辑上的漏洞，然而也只能张口噤声，不能反驳一字。如孟子论性善，杨译波指出，孟子“以亲情论性善，以同然论性善，还是以不忍论性善，从形式逻辑看，在概念一致和论证充分方面，都存在很多不足。”然而“又不能否认自己良心上没有善的根源”“无法反驳孟子在逻辑上的不足。”这是孟子的情，情理交融，使人分不清情与理，然而又只觉得孟子说的对。这就是大家的风格，尽管窗前浓雾迷蒙，他的思想还是如一束阳光照耀在你身上。

第三，欲擒故纵。“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予之”舌战用兵本无二致，订谋施计必须审时度势。以擒为目的，以纵为手段，为了擒敌之目的，必须先付出纵的代价。如《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六章》，孟子先以“臣”“士”作喻，远离讨论话题，陷齐宣王于彀中，随即话锋一转，矛头直指宣王，擒之于话锋之下，使得宣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凭借“纵”字诀，使整个论辩过程迂回曲折，摇曳生姿。“一反墨文说理之艰涩”“真是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

第四，避虚就实。毕竟不存在上帝，也没有大圣人，孟子的核心思想是“王道”“性善”，是实，其余皆属细枝末节，是虚。论辩的核心是不能变的，因此，对手的话题不在二者范围之内，对孟子来说便是“虚”。如何将虚过渡到实，孟子自有其语言上的太极推手，如《齐桓晋文之事》一章，齐宣王崇尚“霸道”，开头便问“齐桓晋文之事”，孟子则以“仲尼之徒无道齐桓之事……无以，则王乎？”这样一段立场鲜明的回答，不仅表明了对霸道的态度，又机智委婉的将谈话引向了王道。这种话题转换艺术使得孟子能够在论辩不利的情况下反守为攻，转败为胜。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我国逻辑思辨的发轫时期，孟子论辩之所以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严密的逻辑性是其重要成因之一。孟子能“普遍而熟练地使用着形式逻

辑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其文章都有着严格的逻辑”，如孟子运用“别名”有别的逻辑知识，指出了好小勇不好大勇的错误，独乐乐不与众乐乐的错误，。又运用“别名”有共的逻辑知识，指出了以梃杀人、以刃杀人、以政杀人的“无异”，败走五十步与败走一百步的“无异”。在论辩过程中，“孟子成功地运用了排中律和矛盾律”，从而“无论和谁辩论，孟子都从没有输过”孟子辩论中的逻辑推理可以归结为5类：（一）喻证法；（二）逐层推论法；（三）破题直陈法；（四）破斥两端法；（五）另立新论法。

(一)喻证法：把一个事例作为一个前提或以喻为证立论或驳论的方法。如孟子以“攘邻之鸡者”“日攘一鸡，以待来年”来驳斥戴盈之“关市之征”“请轻之，以待来年”的荒谬观点。

（二）逐层推论法：在具体论辩中，穿插运用演绎或归纳法，从而使推理更加严密。如论性善，其立论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以亲情论性善2）以同然论性善3）以不忍论性善，通过证明“孩提爱其亲者，及其长，敬其兄”“心之所同然者谓理也义也”“孩童坠井皆有不忍也”三方面的立论成立，然后归纳作结得出人“性善”的结论。该论证方法好处是环环相扣，步步紧逼，气势沛然，逻辑性强，因而“具有高屋建瓴，势不可挡，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三）破题直陈法：直接提出论点，举例证明结论成立。如针对齐宣王“文王之囿七十里”“民以微笑”“寡人之囿四十哩”“民犹县大”的疑问，孟子首先肯定文王确实有囿七十里，宣王与之差别在于是否“与民同之”继而例证宣王对囿管理过严“民不得入内”，因而“民以为大”。该论证法的好处是论点鲜明，推理简洁，清晰明了。

（四）破斥两端法：针对论敌用假言推理与选言推理的综合方法进行的责难，孟子从容应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予以有力的破解。如《孟子*告子章句下第一章》有任人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娶；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孟子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的著名观点。并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逾东墙而楼其处子，则得妻；不楼，则不得妻，则将楼之乎？”给予对方有力的破解。

（五）另立新论法：当论敌用假言和选言推理进行论辩时，采取肯定一面另提新论点，以击破对方隐含的错误观点。如淳于*与孟子论辩“嫂溺援以手乎？”淳于*欲先立一陷阱故先问：“男女授受不亲，礼乎？”孟子自然答：“礼也。”进而淳于*逼问：“嫂溺，则援之以手乎？”这是一个二难推理，曰然则不合理，曰不然又与孟子的核心思想相悖。而孟子则大言“不援则豺狼”并指出“嫂溺援之以手，权也”轻松化解。淳于*不甘失败，又逼问：“今天下溺，夫子之不援，何也？”又是二难推理。孟子只好打太极推手，另立新论点：“天下溺，援之以道”并还不忘反诘一句：“子予手援天下乎？”从而摆脱了对方言语的限制，为反击对手制造良机。

（二）通过故事分析的辩论技巧

通过齐桓晋文之事分析孟子的辩论技巧

齐桓晋文之事（原文）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

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

“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17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辩论技巧一：掌握对方心理，进而因势利导

孟子能掌握齐宣王问霸政的目的只是想统一天下，故立即引导他讨论可达到统一天下的方法——行王道（仁政），促使宣王有兴趣与孟子继续谈下去。“保民而王”，国家富强正合于宣王之意，故他便有更大兴趣讨论王道，保民之道了。（从“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到“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提出“保民而王”的中心论点，肯定齐宣王能够保民而王。在孟子看来，王天下的关键在于行仁政，所以孟子首先提出“保民而王”的政治主张。然后再紧紧抓住齐宣王的“不忍”大做文章。在这里，孟子抓住了齐宣王“以羊易牛”的事例加以阐发。老百姓看到“以羊易牛”，以小易大，认为王是爱财；孟子则不同，他肯定王有“不忍之心”，只是没有把为仁之事继续扩展下去。这说明齐宣王已经有了“保民”的基本条件，具备施行王道的基础。同时也为下文论说宣王没有实行“王道”，“是不为”而“非不能”埋下了伏笔。

辩论技巧二：把握对方的漏洞，而又主动排解。

孟子主动提出难题（百姓对宣王的误解）责难宣王，使他内心自我矛盾，后却又主动为他辩解。目的是：（1）使宣王不得不佩服他。（2）为宣王开脱百姓对他的误解，讨悦他的欢心，更有兴趣与他讨论下去。（从“王说”到“王请度之”），剖析齐宣王的仁心未及于民，未成王道，不是“不能”，而是“不为”。首先，孟子以一组巧妙的比喻，正面引出“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的结论。其次以“挟太山以超北海”和“为长者折枝”这组对照性比喻，进一步阐明“不为”和“不能”的区别。最后顺其理势，引经据典，加以正面晓喻。说明王道并不难，最基本的就是“推恩”，“推恩足以保四海”，为齐宣王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孟子突设两个比喻，反问宣王“举百钧之而不举一羽，察秋毫而不见舆薪”是否可能。孟子用这两个比喻说明齐宣王能够对牛大施怜悯之心，却

对老百姓毫无恩德，这只能说明他不肯施恩于百姓。也就是说，齐宣王之所以不能“保民而王”，是“不为”，而不是“不能”。齐宣王就问及“不为”与“不能”有何分别。孟子又用“挟泰山以超北海”和“为长者折枝”两个比喻，进一步说明“不为”和“不能”的区别：“不挟泰山以超北海”—不能（难事）“不为长者折枝”—不为（易事）——恩及百姓如为长者折枝般容易

明确指出齐宣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为长者折一根树枝，这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接着，孟子重申恩及百姓结果：恩及百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推恩、行仁政） 1. 天下可运于掌，可保四海 2.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不恩及百姓不推恩，行霸政无以保妻子最后，勉励宣王实行王道。——应效法古之人（非齐桓、晋文霸主）；请仔细权衡推恩不推恩

辩论技巧三：比喻、对比、排比手法

1.用比喻手法向宣王发问明显浅显问题：以不举一羽、不见舆薪、不为长者折枝比喻“不为”，以不能挟太山以超北海比喻“不能”“缘木求鱼”比喻“霸道”不可行，目的是请君入瓮，引出对“仁政”的议论，说明齐宣王不行仁政非不能而是不为。

2. 正反对比：以“挟太山”与“为长者折枝”对比阐述“不为”与“不能”的不同；以邹与楚战说明霸道不可得天下；与“不推恩”及其结果的对比，让齐宣王深知问题的严重性；

3. 排比句式：3个“……为不用……”构成排比，增强语势；铺陈排比，迂回包围迫使齐王说出“吾不为是也”，直言道出齐王“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抑王兴甲兵，危士臣”至“孰能御之”），从反面论述“霸道”的危害，敦促齐宣王彻底改弦易辙，放弃霸道，实行王道。齐宣王不能实行王道，而一心要实行“霸道”。孟子先以“兴甲兵”几句，不直说霸道，却列举了霸道的种种害处，使齐宣王不得不说出“吾何快于是”，从而引导他说出“大欲”。“笑而不言”四字，写出宣王欲霸天下而又躲躲闪闪，不那么理直气壮的神态，极尽传神之妙。孟子明知齐宣王的“大欲”仍是霸业，却故意以口腹声色之娱来揣度，形成文章的顿挫，然后道破其“大欲”乃是以力争霸天下，点明齐宣王的“大欲”后，旋即以“缘木求鱼”这个生动的比喻，彻底打碎了他的幻想，犹如当头棒喝，使文势如悬崖坠石，有千钧之力。宣王不禁惊言：有这么严重吗？孟子再步步进逼，以邹与楚战为喻，说明齐若与天下对抗，强弱不均之势显而易见，从而导出小不敌大、寡不敌众、弱不敌强的结论，以使齐宣王彻底放弃“霸道”。霸道的危害既已讲清，孟子再正面铺写行仁政王道的威力，就不能不令齐宣王怦然心动了。从（“王曰：‘吾，不能进于是矣。’”到篇末），阐述施行王道的具体措施。经过对王霸利弊的说明，齐宣王表示愿意就教，孟子这才水到渠成地拿出了他的仁政主张：（1）“制民之产”——发展农业；（2）“谨庠序之教”——重视教化。

使百姓有恒产，足以饱身养家，然后再对他们施以礼义道德的教育。这一王道仁政模式，以排比句对称说出，说王道制度，极言其利。只要做到这一点，老百姓归附，犹如万条江河归大海，形成“孰能御之”之势。最后以一幅王道乐土的美好画卷作结，激发起齐王行王道的信心与雄心。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孟子在辩论中所用的各种论技巧。

（三）孟子辩论技巧与孔子的比较

在思想史上，“孔孟”并称，孟子以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而闻名，其

思想的犀利和性格的刚烈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孟子》文章议论风发，文辞华赡，气势磅礴，奔放不羁，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是极富感染力的文学散文。20世纪以来，传统经学瓦解，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孟子》得到了多学科多领域的广泛研究，文学研究是其中之一。关于《孟子》一书，研究者认为，今存内七篇其体式虽不脱语录窠臼，但“所记对话，多于独白，对话复以往复辩论之辞为多”；成书方式亦与《论语》出于弟子和后学众手“论纂”不同，而是由孟子“与万章、公孙丑等亲炙弟子一次纂成，故全书一致耳”；论说方式与《论语》等春秋之文重在“立意”和“见志”的“陈述”有异，而更多带有战国之文的“论辩”色彩。在先秦儒家之文中，《孟子》素以富于“文学”性而著称。郭沫若将其列为“战国散文四大家”之首，刘大杰称扬：“当代的儒家作品以孟子最有文采，他的散文对后世很有影响。”纵观20世纪的《孟子》文学研究，涉及面广泛，从散文艺术的角度看，主要是从语言艺术特色及其修辞技巧的运用、论辩艺术及其气势风格、文章的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等方面展开的，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对于子》的语言特色，一般认为与《论语》基本相同，属语录体，而多由对话所组成，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但比《论语》更有文采和富于气势。柳存仁认为，《孟子》之“记言文字，极见流利丰畅。”刘大杰认为：“孟子的文章不仅文采华赡，清畅流利，尤以气势胜。”谭家健发表于50年代中期的《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一文对孟文语言艺术特征作了细致而独到的分析，认为：孟文语言给人的“第一个印象便是明白晓畅”，这是因为它不事雕琢，不用生僻的词汇和蹩扭的句法，加之善于精工刻镂，精辟准确地使用词汇，平实浅近，干净利落，“有一种爽朗明快的风格，给人朴素自然的美感”。谭氏并由人物语言入手，分析了《孟子》的人物形象，认为孟文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生动而复杂的孟子形象，他具有“豪爽直率、泼辣大胆的个性”，“锋芒毕露、痛快淋漓的风格”，“基本上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而作为议论散文，既没有曲折的情节，也无法描写繁复的活动，主要是利用个性化的人物语言，通过孟子自己说的话，“塑造一个栩栩如生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在50年代初中期人们大多只注重诸子散文思想内容的评判，而忽视其艺术特征探究的背景下，谭氏之论引人注目，而由人物语言入手把握论说散文中的人物形象，亦令人耳目为之一新。杨公骥认为，《孟子》的“语言严谨而流畅，委婉而犀利，雄恣而细致，在生动泼辣的语言中，流露着强烈而鲜明的感情”，使“孟子的性格活现在纸上”，从而充分地表现了孟子的个性特征。

四孟子的辩论技巧在当代社会中的应用

（一）孟子的辩论技巧对鲁迅小说的影响

提到孟子的辩论技巧，我们会想到当代的文学家鲁迅，鲁迅先生的文章犹如尖刀一般，笔锋锐利，在鲁迅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孟子辩论技巧的影子，孟子的辩论技巧对于鲁迅的小说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孟子的语言表达的技巧：形象说理、欲擒故纵、避虚就实在鲁迅的小说中有了体现。

首先，在鲁迅小说中，常常有一些句子意味深长，常常给人以深刻印象，显示着鲁迅特有的思致与笔调。达到形象说理的效果。例如，《孤独者》中魏连殳在绝望中折断傲骨，“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也包含了对“先前的我”与“现在的我”的思辩，而这一思辨式的描写对于小说中的人物，对于整篇小说的内容而言，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那种对灵魂的拷问，那种包含着极度痛苦和忧愤的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总结，使人物性格得到了更深的表现，也使小说笼上了一层深深的人生之慨。而且体现着鲁迅对他的人生体验的论辩式的总结，体现着鲁迅式的思维。

其次，在鲁迅小说中，欲擒故纵跟避实就虚也随处可见。《祝福》小说中“我”与祥林嫂关于死的有无的对话之后，作者这样描写“我”的心理：“我这答话怕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别人在祝福的时候，感到自身寂寞了，然而会不会有别的意见呢?——或者是有了什么预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仔细推敲，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与我也毫无关系了。”这段话简直就是自己和自己的辩论。如果将其中的连词加点则不难看出这段沉痛中透着一丝幽默的推测与辩解，是曲尽思路翔回曲折之妙的，实在是议论文的运思和笔法；这种论中有辨，辩中有论的心理描写正体现着鲁迅的特色。

总之，论辩是鲁迅小说的重要因素，是鲁迅小说的重要艺术特征。论辩性不仅体现在鲁迅小说的叙述描写中(特别是心理描写中)，而且体现在对人物的刻画中，体现在主题构成与艺术构成中，体现在鲁迅小说的各个艺术层面。鲁迅艺术思维的论辩性，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创作现象，而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现象，是鲁迅自己的思想品格与多方面的影响的合力造成了他的这一思维特征，而最终却由他的小说创作以最适切的被充分小说化了的方式体现出来。

（二）孟子的辩论技巧对于当代生活的影响

孟子要彻底消除的“关市之征”,作为国家对商业活动的征税制度,是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一般来说,只能“轻之”,而难以“去之”。孟子认为其不仁不义,才把它比喻成“偷鸡”的。孟子的这种思维方式,反映了“价值理性”的特征,即把是非善恶当作判断的标准,立场鲜明,嫉恶如仇。但在它的对面,还有另外一种理性:即考虑到可能性和具体方法的理性,所谓“工具理性”。对于以修辞手段进行说理的方法,也许不能用正确与错误这样的硬性标准,而应该用“强”和“弱”这样的柔性标准。特定的修辞手段,有说服力强的一面,也有说服力弱的一面。对于有些人可能是强的,对于另一些人可能是弱的。判断其强弱,要看具体的受众。一般说来,孟子这种通俗、形象的论证方法,更容易能够得到普通大众的认同。在今天也是这样。但是,对具体问题的分析研究,特别是对方法和可行性的研究,则是我国古代思想资源的缺项。孟子尤其突出。

就中国的公共问题来说,人们应当以孟子这种以民为本的价值理性与“何待来年”的紧迫心情来积极推动政府革除弊政;而政府有关部门和专家,也应当向公众耐心说明一些改变的具体困难来求得公众的理解。

梁惠王向孟子请教。孟子先提出一连串问题:

“用棍棒和刀子杀人,有什么区别吗?”

梁惠王答:“没什么区别。”

孟子问:那么,用刀子杀人和用(弊)政杀人,有什么区别吗?“

梁惠王答:“也没什么区别。”

孟子说:“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而百姓面有饥色,郊野里横陈着饿死的尸体,这就等于率领着野兽一道吃人啊!”

这一段问答,孟子之后,千古未有,与其说是雄辩,不如说是尖锐的政治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对话中贯穿着一系列具体物象构成的修辞:由棍棒、刀子,到肥肉、

肥马和死尸——只有“政”是抽象的。孟子正是通过具体形象的生活物象,把弊政的恶性揭示得非常鲜明。其间的逻辑就是这些事物之间具有价值倾向上的同一性——而不论途径、方法是否相同。

孟子鲜明的“民本”立场,在当代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国,可能成为拓展人民福利、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资源。而孟子的辩论术,可以为当代公共议题的讨论提供可以借鉴的说服方法。但要注意的是:孟子强于推论而缺少分析,重视不同事物之间在价值倾向上的相同性,而忽略事物之间在程度、途径、方法和可能性之间的差别。后者,需要当代人更为严谨、科学的态度。

在如今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我们需要增强我们的辩论能力，把孟子的辩论技巧应用于生活中，要知道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是：辩论能力。我们可以期望，在现代中国，辩论活动必将结出丰硕之果。

参考文献：

洪波. 《孟子》散文中的论辩方法宜宾师专学校1982年郑振铎. 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二院对过1932年郭沫若. 十批判书重庆群艺书社1945年杨译波《孟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段凌辰. 《孟子》之论辩术中山大学语历所周刊19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