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法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2

地方政府法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摘要：一、“地方政府”的定位以及与“法”的关系“政府”是一个法律和实践中的用语，它是指国家的行政机关又叫国家管理机关。

国家的行政机关是统治者运用国家权力，通过强制和非强制手段多国家的各项事业进行组织和管理的机关。

我国实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府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并且各级政府是各级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地方政府”是相对于“中央政府（国务院）”而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一般分为三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县、自治县、县级市级人民政府；乡、民族乡、镇级人民政府。

我国是实行单一制的国家，只有中央政府享有主权，地方政府对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并且服从国务院的统一领导。

我国的法律渊源是以宪法为核心的各种制定法，包括宪法、狭义上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法规、经济特区的规范性文件以及规章等等。

我国广义上的法律具有层次性，根据制定机关的不同，效力也不同。

根据效力的不同，可分为上位法与下位法，上位法的效力高，下位法的效力低，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

但上位法与下位法也只是相对而言。

根据《立法法》第八十一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法规，制定规章。

法理学上，狭义的法律执行，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法律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组织在行使行政管理权的过程中，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贯彻实施法律的活动。

执法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职权。

综上，可以看出政府并非那么的神秘，它产生和职能在法律中都有明确的规定。

将“地方政府”与“法”相联系需要指出的就是地方政府在法律的框架下都低能做什么，即在规定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发布条例和“红头文件”等，以及执法和执行上级政府的命令。

二、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地方政府的法治建设是在我国积极倡导建设法治国家的一个方面。

地方在推进法治建设中的重点，关键点是在“法治”上。

“法治”是相对“人治”而言的一种治国方略，强调依法治国，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法律至上。

地方政府推进法治政府建设，首先要“有法可依”，即要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

亚理士多德说过一句名言：“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律。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就是强调良好的法律对于法治的重要性，并将其看成的政治基础。

地方政府法治化的过程中的“法”,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治理的需要发布条例等，甚至省、市两级可以制定规章；另一方面是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以及上位法。

但是上位法，特别是与政府关系最密切的中央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具有原则性，这就需要地方政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补充。

在法律的制定方面出现的问题体现在政府如何才能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相协调一致。

2015年新修订的《立法法》第九条，对授权立法的范围及期限作出了限制，这也从另一个人方面反映出，在建立法治化的过程中，要充分实现宪法赋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使命。

对于经常使用的条令等，要使其上升到地方法规的层次。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法治方面，最重要的是制定“良法”。

中国历史几千年来都是“权力本位”“”官本位的国家，长官意志，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的常态。

权力天然具有不甘制约的倾向，公权力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和约束，法律的至上性和权威性就无从谈起，因此法律的制定必须要有助于对公权力的约束，使政府的设立、变更、运作有法可依，能够将公权力放在由法建造的笼子里。

尊重和保护人权，是法治国家的显著的特征，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就是人权不断发展的过程。

权利是法律关系中的核心，没有对权利的需求，产生不了对法的需求。

行政权力与公民生活联系最普遍和最具密切，直接关系到公民权利的实现。

对于地方政府要执行的法律，一定要体现公民和法人等的意志，促进服务性政府的建设。

从理论上看，地方政府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所承担的更多，因为每项规定的出台，都是要考虑其上位法，再者“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所有的法律行政法规、方针政策和决策都是要在基层环节落实。

但现实生活中，越基层，所出台的政策等越体现出来了随意性，根本就没有考虑上位法。

任何一个立法文件或公共政策，都需要经过审查，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是否违宪。

传统的方式：一、法律侵犯的法益是否落入宪法所规定的某个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如随着《计划生育法》修订后，各省也出现了相关的条例，多省保留了违反《计划生育法》的，由所在的企事业单位开出，这显然是侵犯的宪法所保护的劳动权；二、没有有客观的干预行为；三、干预是否合宪，主要从法律保留和是否违反比例原则来考虑。

三、推进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的难点推进地方法治政府的难点，主要体现在其制约因素上，在这一方面，问题主要出现在政府及其行政相对人上。

首先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明确我国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实践证明，在我们这样一个单一制的大国如何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具有相当的难度，也关系到，我国其他各项事业建设。

我国宪法第三条第四款规定：“中央和地方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虽然宪法有规定，但并没有通过立法和制度明确固定中央和地方的职能范围。

有时中央过分集权，不适合地过多地干涉地方的事务，有时利用自己占上级地位的优势，忽视和取消地方的权力。

但是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并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积极性和主动性。

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做到因时制宜，因族制宜，这样才能称之为“善治”。

从另一方面，权力也不能过于分散，地方会出于自身的考量，其决策或执行举措往往与原则不符。

现在面临的情况是百姓对地方政府不信任，过于依赖相信中央政府，凡是好事，都是中央的，坏事都是政府干的，因此在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建设的同时，要逐步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中央和地方政府权力的划分，中央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事后的追责。

地方政府也要逐步建立自己的公信力。

其次政府官员法律思维意识缺乏法治思维是法治理念应用于法治实践时反映在实践者的思维中的特殊过程。

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相对立。

法治思维强调法律的至高无上，保障权利，规范权力。

而地方政府官员，现在仍然处于一种人治的思维中，还存在政府首脑“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的情况。

中国向来重实体，轻程序，在地方政府中尤为明显，重大行政决策未经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就公布实施；规范性文件未经合法性审查，就制定出台。

有些领导人员虽然初看起来重视法律，但他们将法律当成工具，以法“治民”，认为法律是管老百姓的，约束别人的，不愿把自己的权力置于法律的约束中。

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制观念。

最后公民的法律意识缺乏列宁曾指出：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

只要党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

在推进地方政府的法治法的过程中，公民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只有公民都懂法，守法，我国的法制建设才会有希望。

群众的守法状态，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制水平。

法律遵守状态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次不违法犯罪；第二层次是履行法律义务，也行使法律权利，主要是外在性特征；第三层次法律遵守的主体行为，不论从外在方面，还是内在动机方面，都符合法律的精神和要求。

建设法治政府需要群众做到第三层次，然而现实中大多是处在一和二层次之间，而且不是因为懂法而遵守，大多处于习惯或其他原因而遵守。

群众对于参与政府管理，决策的制定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

对于网上挂出的规范性文件的草案，并没有收到太多的修改意见。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从另一方面表现出百姓无法理解法律制度背后的道理。

故事的女主人翁李雪莲是一位普通的妇女，她想生二胎，就与她的丈夫假离婚，不到半年她丈夫又结婚了，新娘却不是她，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于是李雪莲就去告她的丈夫。

法院判她败诉。

这一判决证据确凿、公平合理，然而它却没有被尊重、遵守，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当今社会并没有建立起对法律应有的尊重与虔诚。

在这个故事中，李雪莲最终走上了“上访”的道路，然而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本来维持了合法判决，在此过程中并无大过的官员一夜之间打入人生低谷。

一群中的观点来看，似乎大块人心，但是以一个从法律行来看，对官员的处罚并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甚至也可以说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个反面教材。

虽说建设法治政府的最终目的是维护群众的利益，是建设法治政府，但是利益也有合法与非法，不能仅仅因为群众的不满而无视法律的权威性。

对群众的不懂法，只能通过普法教育而不是一次次的破例。

推进地方政府的法治建设还包括西部地区法律人才缺乏，政府与司法机关的利益关系联系过于紧密等的制约因素。

对于这些因素的产生，有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以及我国的文化传统等原因。

地方政府的法治建设，要找准定为，进而明确权力范围。

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快推进政府的权力清单建设，地方政府要从无所不管的“父爱主义”全能型的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政府从自己不擅长的领域退出。

地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并不是在为建设法治政府找退路，而是找出问题的所在，进而在实践中去解决。

从重点和难点中，也可以看见在地方法治政府的建设中，面临的困难仍然是很大的。

法治政府建设是一个过程，没有终点，切忌不顾实际情况，操之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