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利泽的经济行为的文化分析报告

泽利泽的经济行为的文化分析

王冬梅

薇薇安娜•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是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社会学家，现任美国经济社会学学会主席，其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社会学，关注经济的文化与道德维度。1985年因《给无价的孩子定价》（Pricing the Priceless Child: The Changing Social Value of the Children）一书而获得美国社会学界的至高荣誉C.Wright Mill奖。泽利泽的主要著作还包括：《道德与市场：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货币的社会意义》以及《亲密关系的购买》等。在这些著作中，泽利泽的研究体现了一种一以贯之的努力，那就是，她主将文化的视角融入新经济社会学理论及实证研究的分析框架，尝试在经济制度和经济行为的研究中加入文化维度，进行一种“替代路向”的文化分析。她认为，以往的经济社会学过多地强调了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对经济行动的影响，而忽略了经济活动的文化含义，而“替代路向”的研究理路有志于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整合为一体，并使文化由边缘进入核心，成为经济行为的在含义。在此基础上，泽利泽提出了“相互联系的生活”观，为经济分析与文化分析的进一步整合夯实了基础，也有利于化解经济社会学研究中长期忽视文化并使文化处于边缘地带的尴尬局面。

一“替代路向”的文化分析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浸淫在经济关系影响意义世界以及符号系统的思想当中，尽管文化对经济关系与经济制度的影响在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早有阐述，但人们对于文化与经济过程之间交互作用的分析显然没有很好地继承韦伯思想的衣钵。

泽利泽认为，在早期社会学研究中，“文化”一词出现的频率少之又少，对经济过程进行“文化”分析的社会学研究更是凤毛麟角。进入20世纪80年代，经济社会学家为了与专业经济学家进行对话，在自己的研究中也有意使文化现象边缘化。按照泽利泽的说法，经济社会学家虽然已经认识到文化的存在，但还没有把文化的分析有效地整合进他们自己的研究中。现在，无论是商业界对公司文化的关注，还是经济学界对文化因素的分析以及某些社会学家开始出现的“文化主义转向”1，都没有改变文化研究路向在经济社会学中的非主流地位，

泽利泽在《进入文化》一文中将文化的含义界定为：人们的共同理解及其在客体与实践中的体现。在此基础上，泽利泽分析了文化在经济生活中的位置。泽利泽认为，受经济学正统研究的影响，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学家把“有限制的个人选择”作为解释的中心话题，因此，把文化边缘化为一种因果关系上不相关的变量，或者仅仅是决定人们偏好的变量之一，

1参见Viviana A. Zelizer. Enter Culture.In: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Developments in an Emerging Field. New

这也导致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长期有意虚无了任何文化背景而不愿多做关注。

泽利泽指出，对于经济现象的分析，经济社会学领域中出现了三种理论研究路向，

或者说存在着三种角度和观点。

第一种是扩展路向（Extension）。“扩展”指的是经济模型的扩展，这种理论研究路向主要是将理性主义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模型套用到非传统的经济现象的分析中去，将理性选择分析应用于更广泛的社会经验领域，如用于分析日常家庭行为等。坚持“扩展路向”的分析者一般将文化视为外生于经济活动的偏好而不加分析。

第二种是背景路向（Context）。这种理论路向主要研究对经济行动起促进或限制作用的社会组织特征。泽利泽指出，背景路向的研究者从波兰尼那里获得灵感，并跟随格兰诺维特的引导，在谈论经济现象在社会过程中的嵌入性时，经常提到组织结构和个人网络。其分析领域一般包括公司与各种形式的市场。“嵌入”观点表明，经济行动者不是独立的原子化个体，会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网络的重大影响。在“背景路向”的研究理路中，文化被当成个人选择的另一种“限制”而整合进经济过程之中。

第三种是替代路向（Alternative）。这种路向提供了一种与传统经济学针锋相对的解释策略，是一种有别于前两个研究路向的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在泽利泽看来，坚持前两种研究路向的经济社会学家都没有触及文化的复杂性问题。只有在“替代路向”的研究视域中，把文化整合进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之中才成为经济社会学的基本任务。“通过把文化当作经济过程的动态的、生的要素而不是一种简单的限制因素来研究，替代路向的模型把背景转化成了容。”2通过解剖生于经济活动之中的文化含义，文化从远离核心的边缘地带一跃而上升到了分析的核心位置。

如上图1所示，在传统经济学的假定中，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成一个子系统，各个子系统独立运转，互不干涉；在图2中，方框的白色背景代表“社会系统”，三个圆形分别带代表经济、政治、文化子系统，如图所示，经济系统是嵌入在社会系统之中的，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大略可以反映经济社会学的假定；在图3中，方框的背景代表“社会系统”，圆形代表嵌入在社会中的“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黑点代表弥漫在各个领域

2参见莫洛·F.纪廉等编：《新经济社会学——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图1 图2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3

文化

的文化，图3大略可以反映经济社会学中的“替代路向”的文化分析。经济不是一个独立的自治王国，文化与经济分析的适当整合，应该把文化视为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泽利泽指出，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学家习惯于紧紧跟随经济学的解释议程，把“有限制的个人选择”作为解释的中心话题，从而漠视了文化的存在。在她看来，任何经济行为都受到性别、种族以及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任何与交易有关的关系都蕴含着一套关于合理行为规则的意义和信仰的文化系统。并且，泽利泽认为，传统的经济社会学对文化的研究只是集中于意义、符号、信仰等领域的探讨，而把家庭中的生产、分配以及消费等问题排除在经济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之外，她主，新经济社会学应该打破这种界限，将研究围进一步拓展。“经济社会学家不应蛰居在传统经济学分析为他们安排的角落中，而应在经济生活的所有问题中自由穿行”3。作为社会学中富有影响力两个分支领域，文化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应加强交流，寻求更有成效的合作。而且，要实现经济分析与文化分析的任何新的整合，不仅需要翻越不同学科之间人为设置的藩篱，也需要对那种非此即彼、二元分割的“敌对世界”观4进行修正。

二儿童价值的文化转型

泽利泽坚守着“替代路向”的研究视域，将文化置于分析的核心位置。在《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一书中，泽利泽从文化因素着手考察了1870-1930年间美国儿童价值的转变，梳理了经济上“无用”但情感上“无价”的儿童的社会建构过程，并指出，在事关儿童的很多领域，都出现了独特的市场，每一种儿童市场的形成过程，都受到了转变中的儿童价值的影响。

泽利泽首先从人们对待儿童事故性死亡的态度的转变揭示了儿童生命的神圣化过程。资料显示，在18世纪以前的英格兰和欧洲，人们对待孩子死亡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冷静和克制，没有过度的悲痛和遗憾，也没有悼念的仪式。而到了19世纪，人们对待孩子死亡的态度发生了巨变，儿童悼念仪式代替了草草埋葬，孩子的死亡在所有死亡中成为最令人痛苦和最不能被宽恕的事情。在20世纪最初的几个十年，公众对于事故性致死的儿童相对于同样方式致死的成人而言，悲伤和愤怒的情绪更为强烈和有组织。在1920年代中期，这种集体感受正式化为一种公共悼念的公众行为，保护儿童生命的运动也在全国推广开来。

对于儿童悼念仪式的革新与保护儿童生命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形成了两种解释：一种是“理性投资”理论，另一种泽利泽称之为“更爱”理论。理性投资理论认为，是人口统计学规制了情感，一些历史学家提出，以前对儿童死亡的冷漠或者顺应是对高死亡率的符合逻辑的顺应，换句话说，是孩子的高死亡率导致了父母的低情感涉入。然而，数据表明，在美国，婴幼儿的死亡率是在19世纪后期下降的，这发生在儿童悼念仪式产生之后，而不是之前；在欧洲，对孩子价值的情感化浪潮也要比死亡率的下降早一个世纪——据此，基于人口统计学的“理性投资”理论就失去了解释力。

在《现代家庭的建构》（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Family）一书中，爱德华·肖特指出了理性投资理论的这一缺陷，并指出，与以前相比，现在的母亲对孩子的关注和爱导致了

3同上，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