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辑思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成立比较政治学系大会上的讲话
王缉思:中国有种能耐让西方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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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考将此次演讲精髓提炼刊出。
一、中国的一个能耐让西方认
当前,美国和俄罗斯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全球斗争时代,但实际上,目前的美俄权力对抗,并不具备冷战特质。
首先,今天的俄罗斯跟苏联相比,差异巨大,实力差距不可同日而语。
俄罗斯目前国内生有像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的意识形
态,只是民族主义很强烈,“我不
服美国”。
相反,现在更多人将中
美之间状态与冷战对比,而俄美却
没有。
原因是,中国的一套政治体系、
制度、意识形态、治理方式,跟美
国比具有巨大的挑战。
而俄罗斯有
什么可输出的模式呢?我说不出来。
第三,俄罗斯对中亚、东欧的
实现了,俄罗斯没有这个能耐。
所
以从西方战略思想来看,虽然对俄
罗斯有些恐惧,但中国更值得尊重,
也是更长远的惧怕敌手。
二、美国软实力和内部凝
聚力在下降,但力量还在上升
俄罗斯与中国不一样的地方在
于,它更表面一些,凸显一些,所
以美俄关系好不了。
俄罗斯不是一
个处在上升的国家,而我认为,美
西方媒体报道中国“两会”. All Rights Reserved.。
德国欧盟世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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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欧盟·世界”“中国德国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李玲飞黄雨果2007年10月27日上午,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承办的“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秋林报告厅隆重开幕。
应邀出席开幕式的有德国新任驻华大使施明贤、中国前驻德大使梅兆荣、中国欧洲学会会长周弘等贵宾,以及中央外办、外交部、经贸部等各大部委、新闻媒体、北京、上海和全国其它地区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北京大学师生代表等百余人。
大会由德国研究会会长顾俊礼主持。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吴志攀首先致辞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希望研讨会能够为促进北京大学的国际问题、特别是欧洲和德国问题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为促进中德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与合作做出贡献。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除了以东道主身份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以外,还介绍了本院以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为导向、力争为国家建设和国际交流与合作事业培养更多合格人材的设想与举措。
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在开幕式上做专题报告,全面阐述德国新时期外交政策,并就当前德中关系危机等问题做出回答,引起参会者的极大关注与兴趣;在随后进行的两天研讨会中,与会者围绕“德国·欧盟·世界”这个主题,就新时期德中关系、德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德国外交政策角色的定位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坦率的探讨与交流。
一、德国与中国关系德中关系自1972年建交以后已经走过了35个年头。
35年来,两国关系尽管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但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取得的成就是不容忽视的。
在建构21世纪多边主义世界秩序过程中,德国和中国都视对方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战略力量,并于2004年正式宣布在中国与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建立“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
在2007年8月下旬德国默克尔总理第二次访华前夕,德国驻华大使和中国驻德大使分别就两国关系发表讲话,指出德中关系“已经进入一个全面发展新阶段”。
努力消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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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消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疑虑
王缉思
【期刊名称】《当代世界》
【年(卷),期】2011(000)010
【摘要】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经历着历史性变化,实力迅速增强的中国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关注,甚而遭到质疑、误解和诋毁.如何应对横亘在中外之间的认
知“铁幕”,是中国在和平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重大挑战.能否以开放、包容的胸怀看待这些质疑,能否对自身发展道路和战略意图做出耐心、虚心而又有
说服力的解释,本身就是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心、意愿和能力的一大考验.
【总页数】1页(P1)
【作者】王缉思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当代世界研究中心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胡锦涛和平发展道路思想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继承与发展
2.中国外交三十年——从和平与发展到和平发展道路
3.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贯穿内
外的标志性特征——《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简介4.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亚洲发
展(笔谈)(下)——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特点5.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亚洲发展(笔谈)(上)——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有利于亚洲各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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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考博辅导:北京大学政治学(比较政治学)考博难度解析及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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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考博辅导:北京大学政治学(比较政治学)考博难度解析及经验分享一、专业介绍政治学(比较政治学)主要研究一个以上国家的行为、机构、程序、思想和价值,试图寻找几个国家共有的规律、模式、共同点和不同点,从而揭示各种政治制度的基本性质、活动方式和信念,找出特殊的因素和普遍的因素。
“比较政治”、“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研究”实际上是同义语。
比较政治学起源于古希腊,发展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盛行于60—70年代,目前仍然十分流行。
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围极其广泛,既包括对各种政治体系的比较研究,又包括对各国正式机构(如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以及象政党和压力集团这样的组织)的比较研究(通常又称为比较政府研究),或对其他与政府没有直接联系的组织形式(如部族、共同体、社团、工会等)的比较研究。
比较的内容通常包括政治功能、意识形态、政治过程及政治文化等。
比较分析的具体方式既可以是横向的,也可以是纵向的。
西方比较政治学以三个基本概念为基础:“体系”、“结构”和“功能”。
在方法论上是多元化的,但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行为主义的影响,其中,系统分析论和结构-功能主义是两种主要的方法论。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比较政治学)专业在博士招生方面,划分为3个研究方向:030223 政治学(比较政治学)研究方向:01. 比较政治学理论;02. 比较政治思想;03. 中国政治与世界政治二、考试内容北京大学政治学(比较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招生为资格审查加综合考核形式,由笔试+专业面试+英语口语构成。
其中,综合考核内容为:考生将于2018年3月中下旬参加由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的专业复试,专业复试由笔试与面试两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的总分为100分,笔试或面试成绩不及格者不予录取。
具体考试时间另行公布,请考生随时关注国际关系学院网站通知。
考生的总成绩由外语成绩加专业复试成绩构成,各部分成绩所占比例为外语35%、笔试35%,面试30%。
对考生的最终录取,将在各专业范围内按照总成绩由高到低依次进行。
三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上
![三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上](https://img.taocdn.com/s3/m/b638f0d9240c844769eaee6d.png)
三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上)——同一性与多样性并存王缉思/唐士【英文标题】Thirty Years of Changes in World Politics: The Coexistence of Identity and Diversification【作者简介】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100871;唐士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100871【内容提要】过去30年世界政治的变迁,从新自由主义及其政策取向在主要发达国家独领风骚、社会主义国家反思自身发展模式开始,经过全球化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震荡,到各国重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重新审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告一个段落,世界政治走完了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
随着冷战结构的彻底破除、新自由主义一统天下局面的结束,全球性联系在向各国社会纵深发展,在促进世界政治向真正意义上的多样化发展的同时,也推动着世界政治同一性的增强。
民主化潮流仍在前进,同一性与多样化并存,是当今世界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
【关键词】世界政治/新自由主义/政治民主化/公共社会1979年以来的30年间,整个世界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政治变化。
由于过去的30年是全球化空前迅猛发展的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与外部世界联系最为紧密的时期,研究这30年世界政治的变化,对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展望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和学术意义。
中国政治是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同层面的、日益增加的复杂互动关系。
30年前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进程,意味着它对自身在世界政治和地缘战略格局中实际及预期地位的调整,意味着它对西方精神、价值观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再评价,也意味着它在观念和制度领域的重新选择。
一方面,作为人口占世界1/5的大国,中国国内的变化本身就改变着世界政治,同时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产生了不同形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回顾30年来的世界政治,特别是美国、欧洲、苏联/俄罗斯、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变化,都以各种方式牵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构建中美战略互信_王缉思
![构建中美战略互信_王缉思](https://img.taocdn.com/s3/m/3bc8f290680203d8ce2f244d.png)
专论构建中美战略互信王缉思钱颖一王敏贾庆国白重恩中美关系正面临严重考验和战略互信的缺失,两国关系的不稳定将造成双方都难以承受的巨大利益损失,并危害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安全。
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两国间日益增加的共同利益,也为双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
必须坚持“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新型战略思维,既正视双边关系中的困难与障碍,又努力摈除不利于发展共同利益的陈旧思维,逐步建立积累战略互信。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核心,也是中美战略合作的重要基础和“稳定器”,中美经贸关系一直在合作与摩擦中向前发展。
新形势下,中美双方应以战略眼光精心培育、构筑两国经贸合作的四大坚实基础:自由贸易根基、互利共赢根基、结构平衡根基、平等公正根基。
关键词:中美战略关系战略互信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合作整整40年前,中美两国在几乎没有任何经济、社会、文化交往的情况下,从各自安全战略需求出发,开始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
如今,中美关系已经发展为世界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国际关系。
我们应当站在全球战略高度和人类历史新起点,重新思考两国关系的本质和未来,开创国际政治的新思维。
作者王缉思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贾庆国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钱颖一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白重恩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王敏系北京大学特约研究员。
9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王缉思钱颖一王敏贾庆国白重恩中美关系重要性前所未有,但面临重大考验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局势更加复杂多变。
今天的中美关系突出呈现两大背景:一是中国成功应对危机,经济规模持续扩大,迅速走到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的前台;二是发达国家经济、金融体系遭受重创,复苏进程曲折缓慢,欧债危机愈演愈烈。
在此形势下,美国为克服自身困难愿与中国加强合作,让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中国则愿为稳定全球金融形势、推动经济复苏多做贡献,以化解美国和外部世界的戒心和忧虑。
王缉思:中国有种能耐让西方惧怕
![王缉思:中国有种能耐让西方惧怕](https://img.taocdn.com/s3/m/848e230232687e21af45b307e87101f69f31fb56.png)
王缉思:中国有种能耐让西方惧怕王缉思是一位备受尊重的中国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专家。
在他的著作和演讲中,他经常强调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地位,并指出中国有一种能耐让西方国家感到惧怕。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王缉思的观点,并分析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以及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我们也将对王缉思的看法进行一些评价和深入分析。
王缉思认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崛起和发展是西方国家感到害怕的原因之一。
他指出,中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领域的迅速发展,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让西方国家开始感到焦虑和担忧。
特别是在近年来,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大型国际项目中的角色,更加展现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这些都让西方国家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力正在受到挑战。
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和技术上的胜利,还表现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加积极的参与和影响力的扩大。
王缉思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积极推动全球化,并与其他国家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
中国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也让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感到不安。
中国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更多的建设性作用,比如在气候变化、反恐、维护地区和平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表现都让西方国家开始意识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
王缉思还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也是让西方国家感到惧怕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非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一直以来被西方国家视为威胁,他们担心中国的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会对西方国家的利益和影响力造成挑战。
尤其是在中国在一些国际事务中表现出的坚定和自信,也让西方国家感到压力和挑战。
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也成为了西方国家感到惧怕的原因之一。
虽然王缉思认为中国有一种能耐让西方感到惧怕,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竞争和挑战,更多的是合作和共赢。
中国和西方国家在经济、贸易、环保、反恐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合作,双方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也是日益加强。
[清华-世界论坛]右翼、极右翼与未来的世界
![[清华-世界论坛]右翼、极右翼与未来的世界](https://img.taocdn.com/s3/m/7fd8a851ad02de80d4d84096.png)
金熙德 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靠的是外源方式,由外力推动,和欧美相比,它没有缓慢的资本主义和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没有形成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两党制的政治平衡状态。在日本政论中的左、中、右概念有其特定含义,他们主要叫“革新派”和“保守派”,战后几十年,保守派一直占主流、处于执政地位,推行保守主义路线。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存在右翼思想和右翼团体,大大小小人数不等,公开的组织就有一万左右,主要的有几百个。实际上日本自民党中就包含有左派和右派,而不是像美国公开分成两党,日本的特殊性也在于此。政治幅度是相当宽泛的,自民党内左、右翼共存,社会党在外面牵制。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体制为战后日本的发展起到了好的、正面的作用。
张世鹏 总的来看,这种向右转的趋向越来越明显,这是全球化引起的强烈反弹。在全球化过程中,在资本主义国家,受益者是少数,遭受损害的人越来越多,发达国家中的贫富分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西方左派有人说,发达国家中正形成一个世界精英阶级——全球金融垄断资产阶级。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正在形成一个流氓无产阶级,它同过去的无产阶级不一样,过去的无产阶级是有职业的,所以讲“工人阶级一挥手,所有的轮子都得停止转动”,罢工斗争可以使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瘫痪。现在
王缉思 不管美国、欧洲还是日本,右的抬头都是全球化引起的反弹。如反移民(针对劳动力自由流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发达国家中极力维护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族群等等主张,都是偏右的。从资本自由流通角度,它是维护现在制度的,但又不允许人的、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它对全球化的反弹、反思不同于左派对全球化的反弹、反思。
[清华-世界论坛]右翼、极右翼与未来的世界
右翼、极右翼与未来的世界
主旨发言:
阎学通教授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王缉思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https://img.taocdn.com/s3/m/3da2acbe6529647d272852d8.png)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一、学院简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是中国综合性大学中最早建立的国际关系学院,是我国培养国际问题研究与应用人才的重要基地。
国际关系学院学科结构完整。
现有四系(国际政治学系、外交学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系、比较政治学系)、三所(国际关系研究所、亚非研究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以及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俄罗斯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等近20个研究机构;拥有国内国际政治学科最齐全的专业设置:本科专业有国际政治、外交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暂不招生);硕士专业有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科社与国际共运、中外政治制度、中共党史;博士点包括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科社与国际共运、中外政治制度。
其中国际政治、科社与国际共运自第一批起便入选全国国际政治类重点学科并持续保持领先地位,科社与国际共运专业还与本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建立了“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研究基地”。
国际政治经济学则是我院在全国各高校国际关系院系中率先设立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交叉学科。
国际关系学院师资队伍强大。
现有教师和科研人员56人,其中教授31名,副教授20名,讲师5名。
此外,学院还聘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担任兼职教授。
学院教师现承担国家科研项目、教育部项目和国际合作或海外基金资助课题共100多项。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联系广泛。
在国际化、开放型办学思路的指导下,学院现已同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和台湾、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和学术机构,建立了稳定的教学合作关系。
其中包括美国康奈尔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日本东京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多个世界知名的大学或教育机构。
每年接待数十名海外学者来院讲学、访问或进修;同时,每年也选派若干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赴海外访问、进修或学习。
美国霸权与中国崛起
![美国霸权与中国崛起](https://img.taocdn.com/s3/m/658d863d580216fc700afd11.png)
2005年
双边关系的强大动力,因此中美关系有望继续维 持稳定,并逐渐建立起更为稳定的战略框架。
(责任编辑严瑾)
America’S Hegemony and China’S Rise
WANG ji—S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①见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187—217页。
一15—
万 方数据
外交评论 消解国际冲突,又不能忽略国家及其以下的行为 体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为权力格局的变化必然造 成国际秩序的混乱。现在,中美领导人都认识到 两国相互对抗的危害性,两大社会内部都有推进
中国。
但是,美国人也意识到,同中国相比,与他们 在价值观上更为对立的,是伊斯兰激进势力。正 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9・11”之后美国人更看清 楚了:“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的差异,远远小于美 国同塔利班的对立。”美国人还能看清楚:中国无 意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强加于他国,也 无意建立反美政治联盟;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 甚至还能从积极方面去影响某些美国眼中的“邪 恶国家”或“失败国家”。所以,中国在坚持自身独 特发展道路和政治原则的前提下,争取美国在合 作方面下的“注”多一些,在防范方面下的“注”少 一些,即争取同美国建立某种程度的战略互信, 改进两国间的危机管理机制,并非幻想。 第四,美国不能容忍任何国家挑战它的军事 霸权,而中国国防力量正在增强。但是,美国军事 开支几乎占到世界各国军事开支总和的一半。中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
安全财富自由公正信仰:世界政治的五大目标
![安全财富自由公正信仰:世界政治的五大目标](https://img.taocdn.com/s3/m/239578300066f5335a812169.png)
安全、财富、自由、公正、信仰:世界政治的五大目标政治学人本文作者:王辑思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考察世界历史上的帝国兴衰、朝代更替、宗教冲突、殖民扩张、阶级革命、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民主改革等等现象,可以发现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中,确实存在不同的政治主题。
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在这些现象和主题的背后,能否在不同时代、不同政治实体中发现共同的原始驱动力,在推动世界政治的发展?换言之,在政治研究中能否找到所有国家、所有社会、所有文明载体都追求的、跨越时空的主题,即我所称的“终极政治目标”?如果有,这些目标是什么?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1.五大永恒的政治目标一般来说,“和平”主要指的是避免战争以维护国家安全,而“发展”主要指的是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
和平与发展,即“安全”与“财富”,是自古以来世界政治的永恒目标。
几年来我通过阅读、国外考察、访谈和思考,发现安全、财富、自由、公正、信仰,是世界政治的五个永恒主题,也是五个终极目标。
其他政治主题,基本上是达到这五个终极目标的过程和手段。
政治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构成纷繁复杂、丰富多彩的世界政治的基本内容。
安全、财富、自由、公正、信仰这五大政治目标,在世界各国的宪法和官方文件中都不难找到。
美国的《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地宣誓了美国人的宗教信仰,而美国宪法的序言只有一句话:“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盟,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
”巴基斯坦宪法阐明:“伊斯兰教所规定的民主、自由、平等、容忍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将得到彻底的实行。
”第一,安全。
安全是个人、群体和国家生存之必须。
战争和暴力冲突,以及传染性疾病、饥饿、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伤害的突发事件等等,都构成对人身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威胁。
在列举政治的终极目标时我之所以用“安全”的概念取代“和平”,是因为“安全”含义更广更深,包括从个人安全到国际安全的各个主客观维度。
4王缉思当代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全球角色
![4王缉思当代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全球角色](https://img.taocdn.com/s3/m/0d63efada8956bec0875e38f.png)
当代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全球角色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2008年11月7日,“北京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开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作了题为“当代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全球角色”的主旨报告。
以下为全文,选自《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
它促进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繁荣、技术进步、信息沟通、人员流动,增加了政府透明度。
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降低了战争的危险,提高了政治冲突的门槛。
但是,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近年来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伴随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出现的是: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超高消耗、对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财富的集中及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资本与人力资源加速流通所带来的更为复杂的社会矛盾。
金融动荡、粮食短缺、能源紧张、环境污染、气候变化、非法移民、跨境犯罪、恐怖活动、传染疾病、产品安全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议题。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此次全球金融风暴,暴露了在缺乏有效、严格的国内监管机制和国际协调机制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严重弊端。
这场危机虽然发生在金融和经济领域,但是必然会蔓延到政治和其他领域,带来收益分配方面的更大失衡,激化一些国家的社会矛盾。
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使非传统安全问题同以领土主权为核心的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对各国的社会稳定造成冲击,增加了国际政治中的冲突因素。
例如,人们开始担心,能源、粮食、水资源的紧缺,将使一度趋于缓解的领土争夺死灰复燃。
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冷战后世界上的武装冲突集中在社会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其中绝大多数为国内冲突,而国内冲突又经常引发国际冲突和地区动荡。
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一旦危及实体经济,引发经济衰退,原有的冲突和动乱将会加剧。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经济逐步融入全球经济的30年。
中国既同其他国家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成果,也同许多国家一样,正在遭遇全球化的负面效应,面临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严重挑战。
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脱节的症结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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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脱节的症结与出路《国际政治研究》(季刊)2009年第3期编者按2009年6月27—28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以”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性与政策性”为主题举办了一次青年论坛.与会者围绕”国际问题研究中的理论与政策”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方向”两个议题,对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的关系,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思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本刊”主题讨论”特刊载部分与会者为此次论坛所提交的书面发言.本刊主编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为此组讨论文章写了引言.此外,研讨会上,约瑟夫?奈等美国学者的相关文章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关注.经作者及原载刊物授权,本刊将约瑟夫?奈及李侃如的两篇文章译成中文.一并刊发,以飨读者.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脱节的症结与出路王缉思自担任《国际政治研究》主编以来,”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性与政策性”是我从中获益最大,最受鼓舞的一次主题讨论.2009年6月,来自北京,上海的三十几位国际问题学者聚会京郊,就这一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可谓精彩纷呈,观点聚焦.会后,九位处在理论和政策研究前沿的国内中青年学者提交了论文.约瑟夫?奈和李侃如这两位集深厚学养与从政经验于一身的美国学者,也欣然同意让本刊翻译发表他们各自的相关文章,贡献于本次讨论.在此不揣冒昧,就十一篇文章的观点做一个肤浅的梳理与评述,以为引言.症结何在?本次讨论的”引子”,是余万里等中国学者注意到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2009年4月发表于《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文章.①这篇文章的要旨,是当代美国的政治学与国际问题学者过于脱离现实政治,其绝大多数研究成果既无法影响公共政策,也无法产生社会效应,而只是在一个很小的学术圈子里闭门造车.奈呼吁美国大学的相关院系重视政治实践,理论要联系实际,联系政策,要鼓励青年政治学者面向世界;学术刊物要多刊登有政策意义的成果.此前,奈在2008年发表了题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一篇长文(本期刊出).他注意到奥巴马政府在组阁时任用了相当一批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而只有很少的政治学家加入政府,于是对美国政治学者在政界处于”靠边站”地位的趋势深感不安,遂为《华盛顿邮报》撰文,以引起更为广泛的社会关注.许多中国学者认识到,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脱离的现象由来已久.近十多年来,国际问题研究成果的数量剧增,其中理论着述和同政策相关的着述同步增长.与此同时,一批国际政治领域的学者受到政府外事部门的咨询,更多地面向政策实际.但是,中国国际问题领域的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各有其明显缺陷.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成果难脱西方理论的窠臼,鲜有创新;政策研究则往往成为现实政治现象的归纳或对现行政策的诠释,浮在表面,缺乏学术理论的支撑.对于这种现状,国内学者多有不满.在2009年6月的研讨会上,我对32名国内中青年学者作了一个问卷调查.关于国际政治领域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关系,有19人(59%)认为目前的状况是两者相互脱节;同时,也有8人(25%)认为二者本应保持一定距离,以免相互干扰.对于国内学者评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工作,有20人(63%)认为”已经够多了,今后应着重实证研究”,还有2人认为引进西方理论”是一种资源浪费,并使中国学者和学生受到了不良影响”.认为评介西方理论”还不够,应开拓广度和深度,加强理解”的则有8人(25%).从这一调查结果看,相当多的国内学者对学术研究同政策研究相脱节的现象不满,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归咎于我们把太多的精力用在了评介西方理论上,而对”中国问题”研究不足.就此而言,奈所诊断的美国政治学界的病症,已经传染到中国;那么,他所开出的药方,可否为我们所借用?参加本次主题讨论的国内学者虽然大都承认学术研究同政策研究的互动应当加强,但在涉及到问题症结的时候,却众说纷纭.张志洲对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现状的批评最为深刻.他认为,在过去十多年问,”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界几乎成了西方理论的跑马场和殖民地,许多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着作也不过是对西方理论的注释性解读”.张志洲指出,对具体国际问题的研究,也往往是套用西方理论,观念先行,缺乏政策的敏感性,”充斥着低水平重复研究”.在政策导向的研究2①JosephS.Ⅳe,Jr.,”SeholarsontheSidelines,”WashingtonPost,April13,2009,AI5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脱节的症结与出路方面,通常是被”中国威胁论”,”民主和平论”等西方的论题牵着走.也就是说,张志洲意识到的问题相当严重,远远超出本次主题讨论的范围.不过他的主要批评目标似乎还是”食洋不化”的倾向.于铁军则认为,美国国际关系学界中学术研究同政策研究,理论同实践日益脱节的现象,在中国并不明显,而仅仅是”可能成为中国明天的问题”.他说,中美两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现状则是学术研究太少,所谓的政策研究太多.”于铁军没有解释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所谓”,但显然对当前政策研究的质量有所怀疑.无独有偶,苏长和用数据指出了学科基础研究同政策研究的严重不平衡状态.他提到,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国际问题研究类最终立项的课题有34个,从课题名称看几乎都是政策研究,其中直接带有”对策”,”策略”字眼的占到近一半.在政府智库工作的达巍对中国国际问题领域里政策研究现状的评价是:”同美国同行相比,中国政策研究领域研究机构和人员数量少,研究质量不高,参与决策咨询的机会不多,机制化不够.”也就是说,政策研究的主要问题不在课题少而在质量低.但在他眼中,理论研究的缺陷也许更大:”所谓‟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虽经千呼万唤,但始终未能成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本还停留在西方理论的引进,介绍及根据本土经验的批评与消化.”对这一症结的诊断,达巍同张志洲是一致的.朱锋也指出,”处处跟在欧美国际关系学术界背后亦步亦趋地进行‟理论研究”…是不可取的,必须调整方向.达巍还澄清了一个中美认知差距,即奈所批评的远离政治现实的学术研究,在美国主要指的是大学中的”学院派”研究,而美国的诸多智库及其中的专家学者, 其实是很贴近政策的,并不在奈的指责之列.在中国的语境下,相当一部分政策研究仍然可以而且应该是学术研究.宋伟对理论研究与政策制定相脱节现象的解释独树一帜.他认为,理论宏观抽象,而外交政策问题细致具体;国际关系学者希望保持研究的价值中立,所以不热衷于介入外交政策领域.这些都是理论对政策制定缺乏吸引力的根源.但是,“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罪责主要并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实践者”.宋伟强调,症结在于政策制定者”往往缺乏相当专业的学术训练和专业背景,在迈人实际工作之后又没有时间,或者厌倦深入的理论学习”.不过,正如约瑟夫?奈和李侃如根据自己的从政经验所指出的,美国外交决策①针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引进西方理论方面的缺陷,周方银,王子昌在一篇文章中进行了剖析,指出一些学术文章对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三大理论范式进行非常简单化且似是而非的批评,而对它们提出的现实经验问题并未给予更为有效的解释.周方银参加了6月的主题研讨会,可惜并未在会上提出类似的尖锐意见.参见周方银,王子昌:《三大主义式论文可以休矣:论国际关系理论的运用与综合》,《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1期.3《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者对理论的一般态度是轻视甚或反感.①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也很难设想中国的外交决策者会从系统学习过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的人群中间产生,或者在工作实践中有时间和兴趣去钻研这些学术问题.②更不消说,由于国际战略的最高决策者同时也是国内政策的最高决策者,要求他们通晓各个内外政策领域里的理论问题是完全不现实的.熊炜没有从”大理论”切入,而是更多地从中观的角度分析各国”外交学被边缘化”及”外交衰落”的趋势.冷战结束后,金融,贸易,能源,气候变化等功能性议题占据国际政治中心地位,外交部门功能萎缩,无法垄断外交工作,外交政策不断被掏空内容,”传统外交方式显得不合时宜”.他指出,一方面,中国外交体制日趋理性化,科层分明,分工精细;另一方面,外交决策和执行体制又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上分权与扩散,对中国外交制度形成”双重挑战”.王栋看到的则是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关系中的”双重困境”,即理论研究的贫困和政策研究的空白在中国学术界同时出现.他说,这就好比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就出现了”后现代”问题.同张志洲,达巍,朱锋等作者观点相通的是,王栋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是”太理论”,而是”不够理论”,或者说徒有引介西方理论的”表”,而没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创新的”里”.王栋,达巍和苏长和都不约而同地指出,政府部门这些年来在重大决策与实践上远远走在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界前面.学者的政策研究常常不是引领政策,而是对政府开创的外交局面和已经发表的政策宣示加以阐释和辩护.对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王栋在一个注释中做了说明.他说,许多中国外交议题都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敏感性,使学者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政治正确”内化到政策分析中.越靠近政策,这种紧张就越明显.而学者关注政策议题,希望参与政策讨论的愿望越迫切,就越容易沦入这一潜在陷阱.达巍说,除了在政策研究方面的思想解放仍不到位以外,学者还要顾忌网络民意的”政治正确”问题.媒体对于学者发表个人政见既是诱惑,又是压力.④综上所述,参与本次主题讨论的学者视角各异,但对于中国的国际问题学术研究脱离现实,落后于政策的症状,作出的诊断是大体一致的:第一,国内的学术理论①奈在本期刊载的论文中引用曾经参政的美国东亚问题专家傅高义的话说:”一般来说,学文章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毫无用处.……他们实在没有时间在里边大海捞针般寻找对他们可能有用的东西.”②在1980年代,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和驻美大使的章文晋先生出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他在一次同北大师生的座谈会上坦言,自己在外交生涯中从未读过任何一部国际政治方面的学术论着.但是,章大使的文化素质值得景仰.当今中国也不乏有学养的高级外交官.问题在于如何论证现存国际政治理论能够对外交实践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决策者有必要加以学习吸取.③这一问题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在前引约瑟夫?奈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短文和本刊刊载的长文中,他均呼吁美国刊物,学校和学术界更加宽容”不受欢迎的政策立场”(greatertoler?ationofunpopularpolicypositions).4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脱节的症结与出路研究跟随于西方理论特别是美国理论之后,引进多,创新少.第二,政策研究方面的课题虽多,但存在低水平重复现象,学术含量不高,又往往被西方设定的议题牵着走.第三,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政策研究,都存在”问题意识缺失”的现象.正如王栋所说,高质量的研究当然是”问题驱动”,而不是理论驱动或方法驱动.套用”三大理论范式”去解释诸多国际政治现象,也是问题意识缺失的一种表现.第四,相当一部分国内学者对参与政策研讨是有兴趣的,只是缺少相关政策资料及参与渠道和机会.①第五,虽然国内舆论环境大有改善,但”政治禁忌”问题仍然萦绕在学者心头.②囿于环境压力,对于敏感的政策问题,尤其是涉及国内政治的敏感问题,学者往往采取”退避三舍”的态度.近些年来,已有不少学者由于发表了与部分”网络民意”相左的评论,而在网上遭受粗暴的个人攻击.相对而言,做一些不痛不痒的理论题目或大而化之的政策诠释更安全保险.这一氛围,对学者研究方向和观点倾向的选择,不可能不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二,出路何在?本次主题讨论的参与者为国际问题研究的缺失开出了不同药方.归纳起来,学者们提出了以下几个思路.【一)构筑中层理论我在6月研讨会的问卷调查中,咨询了32位学者对”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这一命题的态度.只有6位(19%)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努力方向,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多达23位(72%)的学者则对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这一命题有怀疑,或认为它是一个错误命题,无法深入研究下去.根据这一调查结果可以推测,这一领域的中国学者大多对创建宏大理论体系缺乏兴趣和信心.但是,不言而喻的是,政策研究是需要理论指导的.王栋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证,还引用中央外办副主任裘援平的话,来说明外交决策部门迫切需要学者提供政策的理论支撑.宋伟强调,确定国际关系中的核心因素和主要矛盾,对于中国的国家战略定位和政策选择至关重要.王栋,达巍,张志洲等论者则没有在设计”大理①我在6月份的问卷调查中问到与会学者对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个人偏好问题.回答”更术研究,对政策研究有距离感,兴趣不大”的有7人(22%);”侧重政策研究,觉得抽象的,纯理论的学术探讨意义不大”的有4人,(12%);”目前侧重学术研究,但对政策研究有兴趣,只是缺乏资料和参与的机会”的有11人,(34%),”两者并重,相互促进”的有8人(25%).这个结果同我个人平常的观察相符,即真正对政策研究兴趣不大的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并不多见.②在上述调查中,与会学者对朝核问题的态度同所谓”网络民意”的差距相当大.5《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论”方面下功夫,而是不约而同地把眼光转向了”中层理论”(也有作者称之为中观理论,中型理论或中程理论)的构筑.达巍说,一些中观层次的理论特别是外交政策理论,如威慑理论,危机管理理论,决策理论,可以直接为具体的国家决策服务.于铁军并以美国学者亚历山大?乔治的成果为例,说明中层理论能够为政策研究作出贡献.熊炜强调”具体的理论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制度主义的外交研究视角.奈指出,中层理论,历史案例研究,地区研究等领域的成果,是决策者最易接受并且对外交实践最有用的.(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构筑中层理论与研究现实问题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构筑中层理论是为了挖掘现实问题的研究深度和普遍规律,而现实案例的研究反过来又为中层理论夯实了基础.朱锋和王栋都引用了胡适名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性.朱锋建言,”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的‟政策研究‟应该成为今后国际关系学界的重点研究领域”.他还说,”只有面向政策的学术研究,才能让学者真正去发现和掌握发展理论的新的经验事实,理论研究才能随时从现实获取源源不断动力”.朱锋主张建立学术机构和决策机构的良性互动,而他本人就是这方面的身体力行者.关键在于要”多研究些”的是哪些问题.达巍等人提出,既要研究”是什么”的问题,更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后者比前者的难度要大.国内学者研究的往往是比较宽泛的问题(issue),而未能将研究细化,专门化,提出具体的问题(ques.tion).正如朱锋所看到的,”我们不缺少可以在具体问题上‟大而化之‟的专家,但特别欠缺可以在大问题上‟小而专之‟的专家.”苏长和指出,”中国当代的经验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一个金矿”;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大规模国内国际数据的实学支持,由此需要进行国内外的实地调查,以取得真实数据.达巍也说,对外政策的研究者往往容易忽略在国内的调查研究,不了解中国国情成为”行业通病”.地区研究,国别研究及外交史研究,都是国内学术界”问题缺失”的领域.其中最重要的课题当属当代中国外交的历史与现实.肖佳灵曾经评论道:”没有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本身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建设,何以谈及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①熊炜的文章引述了这句话,用以说明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对于推动外交学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理论构建,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在美国,历史案例和地区国别研究是学者提供政策咨询的重要基础.于铁军的论文详细提供了美国外交6①肖佳灵:《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fⅡ1题与思考》,《国际论坛))2008年第2期,第t 页.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脱节的症结与出路史学家欧内斯特?梅和东亚问题专家白鲁恂的学术经历,以及他们对美国外交政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王栋也指出,国际关系学科普遍存在忽视历史训练的倾向,建议”重建历史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张志洲提出的思路有所不同.他主张”既要研究问题,又要思考主义”.张志洲同其他作者一样,提倡加强”中国问题意识”,但同时更强调在理论构建中应当反映中国的国际观或国际政治哲学.他认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都涉及价值和伦理问题,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当然也不能回避国际社会的正义问题与和谐性追求.其实,王栋在主张”少谈些主义”(我理解他指的是所谓三大理论范式中的那种”主义”)的同时,也没有回避价值观意义上的”主义”.他指出,中国学者在国际问题研究中缺少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如果中国学者无法贡献真正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很难想象中国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全球性领导国家.虽然张志洲和王栋都谈到了国际政治哲学,但强调的侧面有所不同.我的解读是,王栋的侧重点在同国际社会趋同的普世价值取向,而张志洲强调的是发展有别于西方价值的中国政治哲学.就此而言,张志洲要思考的”主义”,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即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应当提倡的”主义”包括哪些价值内涵?(三)调整学者的角色和使命,掌握政策咨询的要诀提高学者本身的学术素质,政治观察力和参与政策研讨的能力,是弥合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差距的重要途径.长期埋头读书上网,辛劳写作,固然是提高自身素质所必不可少的,但研究国际问题特别是政策问题,必须走出书斋,走出国门.近年来,国际关系学者”走出去”和参与政策研讨的机会越来越多.学者的社会角色更丰满了,使命感也增强了.读书讲究方法,政策调研与咨询也同样要讲究方法.遗憾的是,本次主题研讨在如何改进调研方法,了解决策需要,提供更好的政策报告方面,还没有深入展开.不过,余万里和达巍的文章已经带了一个好头.余万里强调,国际问题学者应当对自己在公共政策中的角色与功能有必要的了解和认识,界定了学者参与决策过程的五种角色.达巍则阐明了研究人员的专业化和分工协作的必要性,就增强政界,学界,商界,媒体之间的互动交流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在弥合学界与政界的鸿沟方面,美国学者奈和李侃如的文章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知识和建议.就学者(以及有学者背景的官员)参与政策研讨和决策而言,美国走在其他国家前面.更为特殊的是,参政之后他们又重回学界(有的期待再次参政),而其他国家的学者从政大多是单向的,官员任教往往是讲座式的或象征性的.因此,这些美国学者的意见相对来说更为客观而中肯.如果读者对学者参政有兴趣,奈和李侃如的两篇文章值得反复研读.奈指出,7《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学者应当了解,从学与从政完全是两种文化,两种判断优劣的标准.两位美国学者分别谈到,在学术界,剽窃是最严重的犯罪;但在政府决策中,观点是公共品,一般不应归功于个人.没有哪个行政部门会公开承认它采纳了某位学者提出的观点.①学术界的最高价值是讲真话,而在决策圈必须”绕着弯儿”表述观点,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不要跟政府观点直接对着干.学术文章要反复推敲,长篇大论,而政策报告要讲求时效和实效,言简意赅,通常只有一两页的篇幅.决策者没有时间和兴趣去看学术论着,但却经常阅读报刊专栏,所以学者影响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在媒体上发表意见.政府的工作层次是一个巨大的造纸机器,每天出产大量文件,但是到了决策高层,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一种”口头文化”,所以口头语言表达能力至关重要.诸如此类,似乎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经验之谈,属于”术”的范畴.但所谓”魔鬼存在于细节中”,掌握政策咨询的要诀,是学者调整自身角色的必经之路.三,若干浅见本期主题讨论对我个人的思想触动和启发很大.研读与评述之后,还想发表几点个人感想,但愿不是画蛇添足.如果将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于1948年初版作为一个标志,60多年来国际政治学的理论发展经历了冷战时代,”后冷战时代”和全球化加速的进程,一直在与时俱进.奈在本期文章中归纳了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如何从时代变迁中产生,某些理论又如何迅速落后于时代,值得我们参考.国际政治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真正发展起来,则是近30年来的事.从1980年代初试图固守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到1990年代的”西方理论热”,再到今天的”建立问题意识”,这一学科在跨越式地发展,迅速地从”国际化”迈向”中国化”.诚如王栋所言,我们的理论和方法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就出现了”后现代”的问题.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使我们有条件避免走西方(主要指美国)学科发展走过的弯路.当然,走捷径必须看准方向.对于美国学者走过的弯路,我们应当”旁观者清”.我曾经翻译过《大英百科全书》1977年版中由麦克利兰德(CharlesA.Mc.Clelland)撰写的”国际关系理论”词条.这一长篇词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①据我所知,美国对华政策的许多思路和提法都是学者专家或工作层次的官员首先倡议的,而他们出于各种考虑,一般都不会夸耀个人角色,说”这个主意是我出的”.一旦进入受咨询的专家圈子,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都需谨言慎行,否则就可能出局.这同我们印象中美国人喜欢突出个人作用,特立独行的处事风格有很大差异.我个人所知道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2005年关于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stakeholder)的提法,是国务院的一位来自学界的年轻官员首创的.当我私下向这位官员证实此事时,他只是微笑了一下.8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脱节的症结与出路个观点:”在课堂上提出‟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就相当于在课堂上提出…什么是生物学理论‟的问题.对于后一个问题的明显答复不是一个叙述性的说明,而是另一个问题:‟你心里想的是生物学的哪一个分支或者哪一个方面?‟今天,对于国际政治理论的问题,做出的答案必然是类似的.”①当我们思考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时候,应当知道麦克利兰德在30多年前就给出的关于”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回答.中层理论早就应该成为我们理论建设的重点了.我想还应该做出这样一个对比,即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对恒定的,而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发生剧烈变化的.因此,国际政治学在不断拓展其分支领域和。
王缉思:中国有种能耐让西方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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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中国有种能耐让西方惧怕
首先,中国拥有一个庞大的市场和人口。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拥有近14亿人口,这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各国企业追求的目标。
许多西方企业都希望能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但同时也会感到对中国这个庞大市场的竞争压力。
因此,中国的市场能耐让西方企业感到惧怕。
第三,中国拥有巨大的投资和财政实力。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多个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也是全球最高的。
这样的财政实力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也让西方国家感到担忧。
此外,中国还拥有许多其他的更具体的优势。
例如,在信息技术领域,中国的互联网和移动支付已经超越了西方,成为世界领先的技术。
在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中国的成就也备受瞩目。
这些都让西方国家感到压力和担忧。
然而,这些优势并不代表中国可以对西方国家掌握着的世界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发起挑战。
相反,中国仍然需要与西方国家进行合作和交流,以实现双方的共同繁荣。
同时,中国还需要继续加强自身的发展和创新,以不断提高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新时代遇上新世界:为“中国谜题”探寻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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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话题INTERNA TIONAL COMMUNICA TIONS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进入新时代的不只是中国,中国的新时代遇上了新世界。
一方面,世界对于中国的认识还未来得及跟上中国前进的脚步。
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在进入新时代的同时时刻留意世界的变化。
2017年6月8日,《金融时报》发表了对其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的专访《西方眼中最大的“中国谜题”》。
在采访中,沃尔夫总结了他常年关注中国改革发展的观点:在西方人看来,中国有一些让人着迷的、专属于自己的“谜题”。
正是这些“谜题”让很多西方人无法准确、客观地认识中国和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
面对这些“谜题”,我们在对外传播中应该给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答案,让中国的智慧与方案更好地为世界所理解。
“谜题”一:如何认识当下的中国?往往越是简单的问题越会产生迥异的答案。
这是“中国谜题”的起点,也最难给出答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缉思教授曾经用如下的方式描述中国。
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人们谈到中国或是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黄皮肤、黑头发等生理特征。
血脉传承的中国很直观也更符合中国人尊崇祖先的传统。
但是西方人还是会将中国人和东亚地区的其他人群相混淆。
从文明传承的角度来看,中国是自夏商周开始就存在于当前中国大地上的一个以汉族为主体民族、以儒墨道法为文化传承的国度。
当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人讲中文、写汉字,子曰诗云脱口而出,那么中国或中国人的形象就更加生动了。
不过,日本和韩国也保留了许多中国文化的烙印,侯自强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因此这样定义中国也不尽准确。
最后,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主权意义的中国只有一个,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怎样塑造“中国形象”——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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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塑造“中国形象”——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王缉思
赵灵敏
【期刊名称】《共产党员:下半月》
【年(卷),期】2009(000)008
【摘要】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主要是自我塑造的过程,而不是说别人需要你是什么样,就能是什么样。
中国不是世界政府,它不需要对全世界人民负责,而只需要对自己的老百姓负责。
【总页数】1页(P13)
【作者】赵灵敏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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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搞好比较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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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慎明
作者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100732
出版物刊名: 国际政治研究
页码: 1-3页
年卷期: 2013年 第1期
主题词: 比较政治学;学科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关系;北京大学
摘要:近年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日趋繁荣,特别是在全球政治生态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研究不同政治体系及其发展变化的比较政治学显得更加重要。
2012年3月16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立比较政治学系。
10月9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办了比较政治系学科建设咨询会。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等近30位学者与会,就如何进一步推进我国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加强对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相关重要议题的研究等问题进行讨论。
本刊刊载部分与会者的发言及部分学者就此议题所写的专文,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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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学院学科发展暨比较政治学系成立大会”
上的讲话
(2012年3月16日)
王缉思
各位老师、同学们:
在北大校领导及各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在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我院近年来的教学、科研、行政、对外交流等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进步。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我院对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工作所做的贡献还不够大,同相关学科领域的世界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同国家、社会与学生对我们的期待还有比较大的距离,我们也面临着国内同类院系的激烈竞争。
为了推动我院各方面的工作,尤其是教学工作,经过较为充分的酝酿和准备,我代表学院党政联席办公会,就学院内部的系科调整做出以下说明:
♦成立比较政治学系。
该系由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外政治制度三个政治学的二级学科构成。
教师有印红标、杨朝晖、张光明、孔凡君、唐士其、关贵海、郭洁、潘维、许振洲,共九位。
由许振洲老师担任系主任。
李义虎、张植荣两位老师在国际政治专业承担博士生课程,在中共党史专业承担硕士生课程。
根据他们本人的意愿,仍然留在国际政治系。
♦亚非研究所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教师全部在国际政治系任教。
国际政治系主任为李义虎老师,副系主任为连玉如老师和张海滨老师。
国际政治系现下设两个专业即两个教研室。
亚非所的老师在国际政治教研室和国际政治专业,张海滨老师为该教研室主任兼专业主任。
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老师在国际关系教研室和国际关系专业,由梅然老师担任教研室主任,张小明老师为国际关系专业主任。
♦外交学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系的设置和系主任没有变动。
♦是否需要调整现有的党支部,将由院党委做出决定。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院的亚非研究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将作为科研单位继续存在。
我们期待它们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将继续予以大力支持。
亚非所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指示与关怀下建立的,已经有48年的历史,为推动国内的亚非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培养相关人才、提供政策咨询、促进国际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近年来,亚非所在李玉老师、李寒梅老师、李安山老师的相继带领下,取得了丰硕的科研与教学成果。
由亚非所的老师担任主要成员的日本研究中心、非洲研究中心、中东研究中心等,也都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一定声望。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是在历史悠久的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室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直保持着优良传统和学风,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原苏联问题研究、当代资本
主义研究、当代俄罗斯和东欧研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黄宗良老师、张世鹏老师和张光明老师先后担任所长,组织了一系列科研、教学研讨与对外交流活动,保持了该所和专业在国内相关领域的学术领先地位。
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是我国杰出外交家章文晋大使。
建所20多年来,在袁明老师、刘金质老师、张小明老师的带领下,国际关系所培养了大批硕士生、博士生,发表了大量优秀科研成果,组织了在国内外产生显著影响的学术活动。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16年之前该所同国际政治系顺畅地合作,共同组建了国际关系学院,近年来又主动同国际关系教研室整合了研究生招生和教学计划,真正做到了资源共享和零内耗。
成立比较政治学系是我院学科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比较政治学是对不同国家、不同政治体系的政治发展、政治文化、政治过程、政治参与等现象进行对比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它可以使我们通过不同政治体系之间的比较研究,更好地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社会发展目标服务。
同时,对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的深入了解,也构成了国际政治研究必要的知识基础。
我院成立比较政治学系,是为了给可能设立的比较政治学二级学科和专业奠定基础。
在去年夏天举行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学科评议组会议上,组内专家一致同意将原有的二级学科“中外政治制度”改为“比较政治学”,待有关部门审定批准。
实际上,我院已经有潘维、许振洲、唐士其、归泳涛等老师分别开设了比较政治或与此相关的课程。
许多老师(包括已故的李保平老师)也已经在地区与国别政治的研究成果中,运用了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
今天,世界各国政治发展模式各异,中东、南亚、中亚、非洲、拉美等地区的政治生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为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和用武之地。
因此,我们相信本院这一举措是必要和及时的。
成立新系以及相关的系科调整,需要有一个调适和完善的过程,其中可能逐步涉及到教学计划、培养方案、招生、学生工作等问题,欢迎老师和同学们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随时改进。
我们也准备在近期内专门召开有关比较政治学学科建设的研讨会。
下面,我想对学院发展和学科建设发表一些不成熟的个人浅见。
我认为,对学院的组织结构做出调整本身,并不是我们的目标之所在。
其实,成立一个系,并不意味着这个系所代表的学科一定会有发展。
怎样建设一个学院,要不要把教员分在几个固定的系里,系里还要再设教研室,这本来是可以重新思考、重新设计的。
我们几十年来从组织上继承了这样一个传统,也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思维定式。
20多年来,我本人在三个国际问题学术单位里分别担任或兼任过行政工作,所在的每个单位都是把专业人员分到几个教研室、研究室里来进行活动和行政管理的。
这样做固然有其方便之处,因为我们从幼年时代就开始被培养出来这样一种组织方式和集体观念。
但是坦率地说,我在工作经历
中遇到了无数因此而产生的内耗、冲突和困境。
比如评职称、引进人才和任何涉及单位内权益分配的问题,都要考虑在各个小单位之间搞平衡,免不了闹意见。
平衡之后又产生了新的不平衡,还永远会听到有人说行政领导不关心不支持某个专业;同时,科室系所之间学术交流很少,矛盾则经常发生。
于是我想到,为什么非要有这些设置呢?
在酝酿成立比较政治学系的阶段,我上网查了查。
在我们这个系成立之前,能够查到的世界上惟一的比较政治学系,设在挪威的卑尔根大学。
现在世界上惟一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系,设在北京大学。
绝大多数世界著名大学,在政治学系或者国际事务学院之下,都没有实体的组织了。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大型智库,也同样不再细分研究所。
那么,世界一流大学是怎样处理分支学科(即我们所说的“二级学科”)的呢?
我去过的第一所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是英国牛津大学。
它没有类似国际关系学院这样的单位设置,这一领域的教员和他们所开的课程,是在贝利奥尔(Balliol)、万灵(All Souls)、圣安东尼(St. Antony’s)等综合学科的学院里进行的。
我最近去过的普林斯顿大学,其政治学系有60多位教员,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里有80多位教员和研究员,但是在系和学院下面,都没有分设教研室或任何“管人”的小单位,只有研究项目和虚体科研中心。
这至少可以说明,建设一个分支学科不是非要以一个实体为支撑。
全球化和技术创新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各学科高度交叉融合的时代,我院的学科建设必须跟上。
令人高兴的是,近年来我院在跨学科、多学科融合的道路上前进了很多。
许多老师都自觉拓宽了自己的学术领域和兴趣。
例如,研究德国的老师积极推动海峡两岸的交流活动,研究亚太安全的老师到非洲苏丹去考察,政治经济学专业的老师在我国处理南海领土争议问题上发表高见,原来专攻东欧政治的老师不久将开设有关拉丁美洲的课程并正在学习西班牙语……。
我希望这样的“串行”现象越来越多,同北大校内外其他院系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
我认为,课程开设、教学管理的任务,应当由学院承担起来;科研工作则应当充分发挥教员的个人积极性和特长,必要时通过科研所或中心来组织。
一些历史形成的相互分割的条条块块,需要逐渐整合起来。
比如,我从来弄不清楚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二级学科”的学术分野在哪里,也不相信哪位专家能给大家讲清楚。
那么,我们不妨慢慢打破这些不必要的人为疆界。
学院进行统一的教学管理,以科研中心、项目和个人为主来抓科研,应该是长远目标。
从“传统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出发,我们要充分尊重实际情况,继续促进院里的重点学科建设,保住原有的学科点,稳定现有系所的学术优势,不急于打破均势。
从“理想主义”出发,应该立志建设世界一流的国际关系学院,加强政治学基础,形成国际政治学、比较政治学、政治经济学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合力格局。
从“建构主义”出发,需要先转变观念,建立集体身份认同和共识,再转化为行动,构建出新的体系。
由
此可见,“三大范式”缺一不可。
今天能够成立比较政治学系,我既高兴——对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充满期待,又忐忑不安——担心又多一个壁垒和块块。
希望未来的发展能够证明我们今天的举措是正确的。
这需要继续依靠全体老师和同学们的支持和理解。
我们特别感谢吴志攀常务副校长的书面致辞,以及校长助理、社科部部长李强老师莅临指导。
李强老师是知名政治学专家,希望他将来能拨冗来我院做学术报告,并且帮助我们分享校内相关院系和其他学者的优秀成果及宝贵经验。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