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特点 汪曾祺小说有哪些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小说集《邂逅集》，此后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等。汪曾祺的小说耐读、耐品，读他的作品犹如潺潺溪水在心底流淌，亲切美好、舒缓有致，往往悲伤的故事作家也能写得平淡有节制，不使读者产生情绪波动，读他的作品简直就是美的享受。

一、叙事语言

语言是叙事的工具，叙事学的文本分析是从文本语言的有机构成开始的，而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特点首先表现在文本语言方面。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几乎都有一句类似这样的话开头“傅玉涛是‘写字’的。”（《子孙万代》）“祁茂顺在午门历史博物馆蹬三轮车。”（《祁茂顺》）“瑞云越长越好看了。”（《瑞云》）“张大眼是个催租隶。（《樟柳神》）“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鸡毛》）……充分体现了汪曾祺干净、简约、恬淡的风格，正如他在（《小说笔谈》）中写到的“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惟一标准是准确。”所以在他的小说中，外表上语言的行云流水和漫不经心掩藏着极深的技巧。

汪曾祺这种语言上的讲究，并非字句上的雕琢，而在于句与句整合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艺术魅力，其表现在叙事文本的两种类型（隐喻与转喻）中。在叙事文本中，隐喻是以人们在实实在在的主体和它的比喻词的代用词之间发现的相似性为基础，本质上来说是“联想式”的。转喻是以主体与它临近的代用词之间的接近或相继的联想为基础，转喻和隐喻并非截然分开，在实际的叙事文本中，这两种叙事文本的类型是相互结合，相互使用的。如《受戒》的结尾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象一串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芦棒，通红的，象一枝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这段文字表面上是景色的描绘，实际写的却是明子和小英子。这里虽然没有一句明子和小英子的形象，但又句句都向读者暗示了他们的恋情，芦花才吐新穗，让读者联想到明子和小英子的爱情刚刚开展。其次，这段话中表示颜色的词“紫灰色、银光、通红、青、紫、白花”暗示着明子和小英子今后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但生活中也有坎坷的时候，如“长脚蚊子、水蜘蛛”，被惊起的青桩扑鲁鲁鲁飞远了，通过自然的突变，我们理解明子和小英子的关系引起的波澜，比如英子的家人，寺庙的主持，特别是世俗的眼光。这段景物描写实际上是作者赞同明子和小英子的恋情，充满生气地发展、开花、结果。

我们看到汪曾祺的语言在字里行间留下空白，由读者去联想、替换、加入解释、完成意义。如“这两个老人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呢？他们的光景过得么样了呢？”（《鸡鸭名家》）“团长觉得怪委屈。”（《故里三陈》）“你怎么了。”（《瑞云》）“今年看又过，何日是归年？老鲁啊，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呢？”（《老鲁》）

特别是在文章的结尾，有些语言有一定的哲理性。如“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鸡毛》）“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黄油烙饼》）

“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是一种庸俗的处世哲学，写小说就必须这样。李笠翁云，作诗文不可说尽，十分只说得二三分，都说出来，就没有意思了。汪曾祺的小说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二、回忆的视角

海德格尔说“回忆就是告别尘嚣，回到敞开的广阔之域。”所以，汪曾祺的小说多是以回忆的视角抒写传统的价值，比如他复出的第一篇重要作品《受戒》写的是几十年前一个故事，以一个世俗化的佛门故事，来抒写普通人的人生欢乐，以“远视”回忆的方式来观照世界，抒写自己少年时代的人事和风俗习惯，中华民族的勃勃生机在处于中心的城市里失落，因此他将“回忆”的焦点放置于民间。作者曾说“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汪的启蒙老师就是《徒》里清绝一时的人物高北溟，他教汪曾祺读归有光和“五四”作家的作品，归有光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情，亲切而凄婉，和汪曾祺气质酷似，他的小说里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

从《徒》里面的句子直接可见汪曾祺回忆的内容“这是一支了不起的歌，但很贴切，朴朴实实，平平常常，和学校很相称。一个在寺庙的废基上改建成的普通的六年制小学，又能写出多少诗情画意呢？人们有时想起，只是为了从干枯的记忆里找回一点淡淡的童年，在歌声中想起那些校园里的蔷薇花、冬青树，擦了无数次的教室的玻璃，上课下课的钟声，和球场上像烟火一样升到空中的一阵一阵的明亮的欢笑……”

从生活心理和情感归宿层面上看，汪曾祺把小说视为回忆并不令人费解。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寻求到足以使自己感到满足的情感空间时，寻找其他精神寄托也便成为必然。经历了解放后各种政治运动并深陷其中，遭遇了几番沉浮的汪曾祺，对严酷而无可改变的现实，唯一的出路是“逃”，“逃”向何处呢？他的气质及经验和文化情结为他指明了方向，即“逃”向魂牵梦绕，曾给了他太多温情与关爱的“故乡”，逃向原来未被“社会化”时代的回忆中，以上例举的《徒》就是明证。

古往今来，因对现实的不满而选择逃避的人物有很多有的选择虚空的想象世界，如屈原、李白；有的遁入山林与自然为伍，如王维、孟浩然；有的逃离本行，选择与政治无任何瓜葛的行业，如沈从文……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具体的路径不尽相同，相同的是他对知识分子立场和操守的坚立态度。

而汪曾祺则不同，他的个性、气质和经历以及在情感方面对故乡充满了温馨气氛的市井生活根深蒂固的认同感，使他在失望于现实的时候，轻而易举地投身到记忆中的故乡怀抱，在汪曾祺的记忆里故乡给他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也太美了。

三、叙述方式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指出“小说有三个基本的可能，讲述一个故事菲尔丁；描写一个故事福楼拜；思考一个故事穆齐尔。”

汪曾祺在叙述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对环境、风物、风俗、风情的细致描写。环境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