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集体化和1959-1961的农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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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

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1959年至1961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一个人口死亡高峰期。

这段时间内，中国的人口死亡率急剧上升，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

本文将探讨1959年至1961年中国人口死亡的成因，并分析其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1958年，中国政府推行了大跃进政策，旨在加快国家经济建设和农业发展。

然而，由于政府在目标设定和政策执行上的错误决策，导致了很多严重的问题。

首先，政府实施了大规模集体农业化运动，农民被迫加入大型的人民公社，农业生产被过度集中和规模化，这导致了农民个体劳动力的浪费和农业生产的低效率。

同时，灾害性的自然条件，如洪水、旱灾和虫害等也对农业生产产生了不利影响。

这些因素导致了农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粮食供应紧张。

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政府大规模实施了农村人民公社化，推行集体化的大规模农业，要求农民集体耕种，同时实行人民公社的农业补贴政策。

然而，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和技术支持，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效益非常低下。

此外，政府在大规模实施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同时，也忽视了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农业生产的发展问题。

这导致了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和农林牧渔业产量的锐减。

作为农业主要供应区的农村地区特别受到了影响，并且人口死亡率在这些地区显著上升。

人民公社化使得农业生产大规模失败，粮食短缺侵蚀了人民的生存需要。

由于政府控制了粮食的生产和分配，农民无法从市场上获得足够的食物，这导致了严重的饥荒。

大量的人口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尤其是儿童和老年人。

此外，政府征集过高的农业税和粮食配额，使农民面临巨大的压力。

农民被迫交出大量的农产品和粮食，导致他们自己的食品供应严重不足。

同时，政府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收缩和土地改革，这使得农民无法获得足够的土地进行种植和养殖。

这些因素导致农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再加上极度恶劣的天气条件，使得农村地区成为人口死亡的中心地带。

除了农村地区，城市地区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和人口死亡的打击。

大跃进与中国农村经济危机

大跃进与中国农村经济危机中国历史上的大跃进是一个极具争议的时期，其对中国农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危机。

大跃进是从1958年开始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农业和工业的快速发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然而，在实际的推行过程中，大跃进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对农村地区的影响最为明显。

首先，大跃进期间的农村集体化政策导致了农业生产的下滑。

在大跃进初期，农村地区被要求实行高度集体化的农业生产，土地被合并，个体经营者被迫加入集体农场。

然而，这种过度的集体化政策破坏了农民对土地的积极性，导致了农田的怠工和浪费。

农民不再像个体经营时那样努力种植作物，因为无论他们付出多少努力，产出都归于整个集体，没有明确的个人经济收益。

因此，农田的产出大幅下降，农村地区的粮食供应出现了严重的短缺。

其次，大跃进时期实行的高指标计划也对农村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

政府设定了过高的粮食产量指标，远远超过了农村地区的实际产能。

为了完成这一指标，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提高粮食产量，导致了一系列不可持续的做法。

例如，农田被过度耕作，土地的肥力大大降低，导致了农作物的减产和土地的退化。

此外，政府还动用了农民的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如修建大型水库和引河等。

然而，这些工程往往缺乏科学规划和合理利用，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对农民的劳动和资源耗费也是一种不必要的劳动和浪费。

第三，大跃进时期的政治运动也对农村经济构成了巨大的影响。

在大跃进的激进思潮影响下，政府号召农村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取消家庭经济和私人生产。

这导致农村经济的组织和管理出现混乱，生产资料分配不均、管理混乱等问题相继出现。

农民没有了自主权，农业生产的决策和安排完全掌握在政府的手中。

不仅如此，政府还要求农村地区大量向城市输送粮食和其他产品，以支持城市化进程。

这种对农民的强制性要求，进一步削弱了农村经济，使其处于瘫痪的状态。

大跃进时期的农村经济危机不仅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且对中国的农村地区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浅析1959-1961年大饥荒发生的原因及反思

浅析1959－1961年大饥荒发生的原因及反思
1959-1961年大饥荒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次重大灾难，是由一系列人为和自然因素共同导致的。

以下是其原因分析：
1.集体化运动引发的农业生产危机
1950年代，中国实行了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但是，在运动过程中，许多地区的农村生产组织被迫解散，农民失去了自由操作土地的权利，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

此外，由于国家调拨粮食定价低，导致农民缺乏积极性，不愿意投入劳动力和资金来增加粮食生产。

2.天灾引发的粮食短缺
1959年至1961年，中国经历了多次严重的天灾，如干旱、洪水、风暴、虫害等，导致农作物生产大量减产或损失，粮食供应严重不足。

3.政策错误导致的资源浪费
上级政府对于各级政府的生产指标虚高、大包干制度不当、粮食征购政策严厉执行以及过于追求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大跃进等方面的错误决策和政策，都导致了庞大浪费的资源和食品。

反思：
大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是中国人民不可磨灭的伤痛。

这一悲剧告诫人们，不能盲目追求经济发展，不能忽视农业生产的基础地位。

还需重视季节性减产和节约粮食的重要性，加强农村经济改革，鼓励农民种植高效益作物，打造农村公共服务系统。

同时，政
府要加强监管，保证资源合理利用，实现精细化管理，以预防大饥荒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1961年大饥荒的原因

1961年大饥荒的原因
1961年大饥荒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刻的一次饥荒，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大跃进运动的推行是导致大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

1958年，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超英赶美”的目标，推行了大跃进运动，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基本单位，大力发展农业、工业和国防建设。

然而，在没有充分准备和科学规划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试验导致了大量的农作物死亡和损失。

此外，政府过分强调“高指标、多报喜”，忽视了实际情况，使各级干部为了完成指标而不惜牺牲农民利益。

这些因素导致了农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使得农民的生存条件更加恶劣。

其次，自然灾害是造成大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1960年至1961年，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包括不断的旱灾、水灾、病虫害以及其他的自然灾难。

这些灾害造成了大片的农作物死亡，使得农村的生产条件更加恶劣。

最后，政府的错误决策和管理也是导致大饥荒的原因之一。

政府在面对灾害时不能及时提供救济，而是采取了不合理的政策措施，例如限制农民的自由流动、强制征集粮食等等。

这些错误的措施使得农民无法自我解决问题，从而加重了饥荒的程度。

总之，1961年大饥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主要是由于大跃进运动、自然灾害和政府的错误决策和管理所造成的。

这次饥荒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也使得政府在农业生产
和社会管理方面反思和改进。

从集体化到新型集体化关于中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研究文献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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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选择，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要求。农业改革特别是生产组织形式研究一直是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热点领域，并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本文尝试在梳理和归纳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大体勾勒出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演变进程，力求理解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变迁的实质，发掘这一变迁背后的推动力量。本文主要内容安排如下：首先分析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化生产组织形式，介绍从监督成本过高、退出权缺失和产权不完备等不同角度对集体化生产组织形式低效率的原因解释；其次是围绕家庭承包责任制，从不同的产权要素角度解
读其效率和稳定性问题，并梳理该生产组织形式下的土地流
转问题研究；然后主要介绍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发展趋［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７—２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提升问题的理论与政策”（１０ＢＪＬ０２３）；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保护与发展研究”（０９ＸＪＡ７９０００９）
三、家庭承包制农业生产组织方式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发生变革，实现了由以共有产权（集体产权）为中心向以限制性私有产

八次危机大事年表

八次危机大事年表摘要：一、前言二、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1950 年代，土地改革与三大改造四、1959-1961 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五、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六、1978 年，改革开放七、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八、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九、2020 年，新冠疫情十、结语正文：一、前言自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我国已经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危机。

这些危机不仅考验了我国的政治稳定性，还对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回顾这些危机及其对我国发展的影响。

二、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 年10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从此，我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三、1950 年代，土地改革与三大改造1950 年代初，我国展开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随后，我国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三大改造。

四、1959-1961 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1959 年至1961 年，我国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大跃进”政策带来的后果，导致经济困难，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五、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其目的是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然而，这一运动导致社会动荡，对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六、1978 年，改革开放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这一政策使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七、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

然而，在政府的积极应对下，我国成功渡过了这一危机，并在此后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

八、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压力。

在政府的刺激经济政策下，我国经济逐渐恢复，并继续担任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用退出权假说解释我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答案

用退出权假说解释我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答案
危机酝酿，显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农业合作社的大锅饭分配机制严重影响了各地农民的种田积极性，所以产量应该是下降的，并且产量年年递减。

但为什么危机发生当时统计数字变化不大呢？显然是当时的统计方法的问题，由于中国骨子里升官的人性导致，不能让上级知道自己治理不力，所以数据上可以波动，但决不能呈现下跌趋势。

激励机制不合理，农民没有积极性，对诚实守信的种田农民也形成打击，形成了一个负反馈。

上级领导派人过来指挥大家种地，用人不当。

这些人大都没种过地，缺乏实践经验，并且自信心爆棚，认为打仗都能打赢，种地这种小事，会处理不了？所以在实践中面对环境的诸多变化，根本无从下手，最后听天由命，找诸如赵贞吉类人借粮，混到自己升迁，就可以把锅甩给别人。

解读中国经济读后感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优质的文档，谢谢阅读/双击去除解读中国经济读后感解读中国经济读后感（一）《解读中国经济》是林毅夫世界银行卸任归来带回的三本著作之一。

全书的主脉络是纵横双向解码中国经济，还原给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鲜活画卷。

纵向看中国经济的沉浮，从19世纪前的辉煌到近现代的衰落，再到如今的兴起，在历史长河中辨析演变的原因、存在的问题、机遇与挑战；横向按城乡或部门剖析，由于推行重工业化战略，造成了城乡分割的经济体制，这个体制的由来与改革按照两条线索讲述：一条线是农村的改革，关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探讨改革后相关的问题如粮食安全、农业劳动力转移，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另一条线则聚焦城市改革问题，分析了1978年前后城市改革的不同方式及其影响，城市改革的难点和出路。

然后分专门章节回顾国企改革、金融体系改革；最后讨论了时下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新农村建设、公平与效率等，并总结反思了经济学界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各种看法。

了解经济学理论的人，大多都有这样一个困惑：为什么经济学理论用来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是如此合适，可面对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失灵”了呢？林毅夫说：“理论应该能够用来解释和预测现象，若不能如此，则说明这个理论有根本的缺陷。

”他提出应修正经济学隐含的假设——企业具有自生能力。

不能假定企业具有自生能力，而是在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制定时，必须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具体考虑变量，这样，经济解释就会迥然不同。

“经济理论的作用就像一张地图，地图不是真实世界本身，而是帮助我们了解周遭的环境以及下一步如果往前、往后、往右或往左会遇到什么样的新景象，地图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抽象和简化，但如果把重要的地标忽略了或画错了，经常会造成人们行动的失误。

”相应地，与企业的自生能力相联系的还有比较优势。

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产业、技术结构，如果一个国家的目标被领袖或精英定位为短时间建立与发达国家比较优势一样的产业，那么实现这个目标的载体——企业——必然没有自生能力，在开放竞争市场中将无法生存，如果要强行实现这个目标，政府就必须靠强大的有形之手，扭曲价格信号，干预资源配置来补贴、保护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进而导致寻租、预算软约束、宏观不稳定、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不断涌现。

中国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主因：对林毅夫假说的定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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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_集体化和1959_1961的农业危机

林毅夫：集体化和1959-1961的农业危机摘要集体化运动最初虽然获得成功，紧随其后的却是1959-61年农业危机导致的3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我试图运用博弈论来理解灾难的主要原因。

由于对农业活动监督的困难，农业集体化运动取决于自我实施的合约，在这样的合约中，每个人承诺约束自己的行为。

而自我实施(self-enforcing)的合约，只能在重复博弈中保持平衡。

1958年秋，农业集体化运动由自愿变为强制，也即，集体化从重复博弈变成一次博弈。

结果，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维续，农村生产力土崩瓦解。

实证分析支持我们的假设。

1、介绍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是当时中国经济的研究者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始于52年的集体化的成功让人印象深刻：农业产出在52-58年持续增长。

运动没有遭遇农民的积极抵抗，得到比较平稳的实施。

其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避免了与苏联1929年集体化运动1相伴随的破坏性结果，为欠发达高人口国家的农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Robinson 1964）。

结果，学习中国经验的观点在许多国家盛行（Eckstein 1966, p.35;p259）2。

不过，这种观点很快烟消云散。

1959年起连续三年，农业产出突然大幅下降。

1959年，谷物产量下降了15%，到1960、1961年，只有1958年水平的70%。

对新近解密的人口统计数据的仔细研究可以发现，1958-1961年，危机导致3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同时大约有3千3百万人推迟出生（Ashton et al 1984）3。

毫无疑问，这是人类史上最惨重的灾难。

集体化运动的最初成功之后农业生产却突然崩溃，这由于中国统计数据的缺失4并未得到很好的理解。

普遍承认的假设是：1）连续三年的恶劣气候；2）运动中的错误政策和不当管理；以及3）规模过度的集体化带来的激励问题（Perkins and Yusuf 1984,p.79; Marshall, p.66; Eckstein 1966, p.37, 1977, p. 59; Wu 1966, p. 151;Chinn 1980; Aston et al 1984）。

林毅夫教授的学术成果和贡献

林毅夫教授的学术成果和贡献作为最早接受现代经济学训练并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家之一，林毅夫教授坚持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深入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并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经验教训中总结、提炼出一般性的经济发展理论，不仅对于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也为中国改革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许多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积极推动了规范化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在国内的运用。

一在制度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与拓展林毅夫教授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始于他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他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农村耕作制度的变迁及其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一流经济学期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在发表于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1990年12月号的《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一文中，他以博弈论的观点解释了中国发生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的原因，认为由于农业生产中的监督极其困难，农业合作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之间达成一种可以自我实施的协议，但是，1958年之后社员的退出权被剥夺，导致这种协议无法维持，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滑坡，从而导致了农业危机的出现。

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1992年）第82期的《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则用现代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对1978年以后中国农作制度变迁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程度作出定量估计，发现农作制度由生产队体制转变为家庭承包制的制度变革对1978－1984年间的农业高速增长的贡献达到42％。

而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中，林毅夫教授进一步探讨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作制度发生变革的原因，由于农业生产中的监督困难，生产队中的最优监督水平一般很低，造成社员干好干坏一个样，缺乏激励条件下社员的努力程度和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在家庭农场劳动的农民，因而触发了这场农作制度的变迁。

在此基础上，林毅夫教授还分析了农作制度改革对于农场投资和农业新技术扩散的影响。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读书笔记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读书笔记通读了一遍《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这本书后，感觉林毅夫用比较严谨的思维和实证研究证明了制度的变迁和技术的创新是如何促进中国农业发展的。

接下来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写这篇读书笔记：第一，《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这本书的整体框架；第二，对该书的各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梳理；第三，根据论文的内容谈谈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首先是《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这本书的整体框架。

该书的10篇论文紧扣制度和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这个主题，前5篇文章探讨了农作制度变迁的原因，不同的农作制度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后4篇文章讨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农业技术的选择、创新和扩散；最后一篇文章《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纵论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说明中国的科技在前现代社会领先于世界各国，但在现代社会却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下面要说的是该书的具体内容，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论述。

一、农作制度的变迁该部分主要集中在该书的前5篇文章。

从1978年前的生产队体制开始谈起，再到1978-1983年间的农作制度的转变时期，到最后1984年后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

在《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这篇文章中，林毅夫认为1959-1961年间农业生产的突然滑坡主要是因为1958年秋运动从自愿的性质变为强制的性质，农民退出的权力被剥夺。

他通过大量的数据来论证传统观点的片面性，传统观点之所以认为会出现这三年的农业生产的滑坡是因为：（1）连续三年的坏天气；（2）政策失误加上合作社的管理不良；（3）由于合作社的规模不当引起的激励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气候并不能成为农业生产滑坡的主要原因，因为气候回到正常状态时，农业生产率也应迅速恢复到坏天气以前的水平，而在这场危机中这种现象并没有出现；他还认为正如气候不能成为危机的原因那样，政策失误和管理不良也不能成为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因为1962年政策恢复以后，农业生产率并没有回复到公社化运动前的水平；而关于合作社的规模不当所引起的激励问题不能成为危机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之后的生产队作为生产管理和核算的基本单位后，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所监督的，但是农业生产率依然不能回复到公社化运动前的水平。

林毅夫世行“取经”归来

林毅夫:世行“取经”归来作者：苏枫来源：《小康》2012年第07期在世行的4年，林毅夫看到了世界经济从繁荣鼎盛到爆发危机，这些经验是否可以帮助他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身着条纹衬衫，金丝边眼镜下，目光犀利，不寒暄，直奔主题。

6月18日，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了其“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演讲。

从世界银行卸任后，这是林毅夫回国后的首次公开演讲。

顺利完成在世界银行4年的任期后，林毅夫于2012年6月10日载誉归国。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办公室人员晓峰对《小康》说，林毅夫将在休息一段时间后，继续从事北京大学的科研教学工作。

另外，有未经确认的消息称，林毅夫将担任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主席。

世行的“毕业论文”林毅夫的开场白是：“4年前我参加完北大的毕业典礼，马上到世界银行就职。

当时，我的心情很像一个在农村长大的高中生，考上了大学，可以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读书了。

现在4年过去了，总要交一份毕业论文。

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这4年的毕业论文。

”何为“新结构经济学”？就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结果的决定因素和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变迁，以及政府、市场在此过程所起的作用，以弥补当前发展经济学的不足。

林毅夫认为，从1950年到2008年，世界上只有28个经济体能够以十个百分点或者更快的速度缩小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其中只有12个非西方经济体。

与此同时还有150多个国家被困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状态中，其原因就是没有有效进行结构调整和升级。

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一国的经济发展也是其经济结构不断发展变迁的过程。

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其产业结构。

发展中国家要具有竞争优势，就必须根据要素禀赋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发展。

林毅夫用370页共计七个章节的著述《新结构经济学》推翻了结构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他认为那是发展经济学1.0版本和2.0版本，他说世界需要发展经济学3.0。

而他的人生历程，也经历了由1.0版本向更高版本的过渡。

林毅夫集体化和的农业危机

林毅夫集体化和的农业危机林毅夫是中国经济的异数，他提出的经济理论不仅深刻而又独特，而且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验证。

然而，林毅夫的集体化理论却给中国农业带来了巨大的危机。

本文将介绍林毅夫的集体化理论，分析其原因以及带来的后果。

一、林毅夫的集体化理论林毅夫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以“组、马、片”（即农村基层单位。

组是最小的单位，若干个组组成马，若干个马组成片）为界限，一户一亩地颁发土地证，由党委政府采用不良资产清理公司方式来负责把好准入关。

这一政策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农民自愿组成集体化经营性生产组织，实行“包产到户”，对农民实行质量、定点、定菜、定量、定价、定购的统一指导。

这一政策的实施，实现了对土地的分割和归属，重新规划了全国的土地利用和生产力布局。

二、集体化农业带来的危机然而，集体化农业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危机。

首先，集体化制度对农民的剥削增加了，由于集体化制度的实行，农民在集体化经营中无法体现自身的劳动价值，收入和待遇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原有的土地和经济自主权被大大剥夺。

其次，集体化经营弱化了土地资源的利用，尤其是农村失去了分散的土地利用。

此外，集体化制度也加剧了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因为小农户和大集体经济的利益冲突，导致农产品市场价格不稳定，这加剧了农户的贫困和饥饿问题。

三、集体化农业的原因以上所述的危机是由多方面原因导致的。

首先，集体化制度的实行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那个时期的中国经济面临的是赤字和失业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化是解决土地和生产问题的一个必要手段，但在实施过程中，对农民是一种不公正的制度。

此外，集体化制度鼓励了农民改为非农业生产和工业化，这也进一步削弱了农业。

四、结论综合而言，林毅夫的集体化理论的实施让中国农民成为在中国经济中最弱的环节。

集体化制度的缺陷不仅对农民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削弱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在未来，中国政府需要更多的关注农村和农民的生存问题，推动农业问题的拯救和发展，去除农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创造更好的农业发展环境和生活条件，这对中国农业和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十次危机课程笔记

•温铁军•危机一 :1958-1960苏联大规模撤资以后.•发生机制•夕M贵+地方财政赤字•1957年苏联撤资，夕M责压力下中国的资本积累断裂；•1958年起，中央鼓励地方自主工业化，大办“五小工业“，以地方资本和劳动力大规模投入替代外国资本.地方财政赤字上升.•危机后果•国家财政赤字急速上升，依靠国家投资拉动的工业体系失去资金来源。

•政府政策• 61年政府发动上干万城市人口到农村生产自救，国家产业资本通过”排斥劳动“ 弱化城市失业的巨大压力.其中，56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建成以”城市单位和农村合作社”为根本单元的社会组织体系•政府"局部退出”不经济的农业，允许小农村社制经济局部地推出“集体化“(各种自留地、拾边地等)•危机二：1968-1970三线建设的影响.发生机制•(1)外债.1968年彻底归还苏东债务，中国内部资本积累仍然缓慢• ( 2 ) 1964年核武器；•( 3 ) 1965年三线建设。

65-75年间国家投入一半以上的基建资金进行三线建设。

64 年至80年代，国家投入2052亿元，且三线建设的经济效益很低，投入资本满缺乏了要求.•危机后果•夕M责压力和国家加大投资，财政赤字上升，经济增长乏力(国家投资主动力).•政府政策•( 1 ) 68-70年全国千万青年下乡•(2)兵工厂和三线建设少量招工•危机三：1974-1976四三方案以后.发生机制•外债• 1972年四三方案，1974年财政规模800亿，同样百亿赤字•危机后果•财政赤字，经济增长乏力•政府政策•数百万青年第三次上山下乡,靠“大锅饭”活命.(20年内三次上山下乡，农村承当了4000万失业城市青年)•危机四：1979-1980在第二代领导核心交接时期.发生机制•“四三方案”和”八二方案"，对国外资本投入缺乏，财政夕卜债严重.70年代政府投资过度积索的财政赤字，中央和地方为了促进经济开展增加投入造成更大赤字；•中央增加人民福利补贴，“赎买”人心，维护政权交接期社会稳定。

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脆弱性分析

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脆弱性分析公茂刚王学真摘要: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脆弱性特点及其原因。

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脆弱性历史和现实的证据分别以饥荒和高粮价大致的粮食危机的形式表现。

通过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脆弱性在过去和现在普遍存在,而且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自然灾害、战乱冲突、国际局势动荡等原因造成粮食供给量的下降,而经济危机、粮价波动等原因又导致人们的粮食获取能力下降,两者共同作用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不安全及其脆弱性。

关键词: 粮食安全; 脆弱性; 发展中国家; 饥荒; 高粮价粮食安全的本质是既要确保粮食供应充足又要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能力得到足够的粮食。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粮食安全存在较大的脆弱性。

这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状况还很不稳定,在遭遇到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时,那些暂时实现了粮食安全的人口很容易重新陷入粮食不安全的境地,同时使本来就处于粮食不安全中的人口的状况进一步恶化。

这些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包括自然灾害、战争与冲突、疾病、经济危机、粮食价格波动等。

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是生产力落后,人均收入水帄低。

因此,在遭受到外部不确性冲击时,他们很难进行有效的防范,在冲击过后也没有能力采取有效的措施较快地恢复生产和生活。

特别是对于贫困人口而言,这种冲击的不利影响将会更严重、更长远。

2007 至2008 年间世界粮食价格的上涨,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不安全人口迅速增加,很明显地表明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

下面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运用粮食供应量减少( FAD )和粮食获取能力下降理论来详细的分析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脆弱性及其原因。

一、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脆弱性的历史证据及原因:以饥荒的形式粮食安全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通常以粮食危机和更严重的饥荒的形式表现出来。

饥荒是一个经济、社会现象,是由食物消费水帄突然、普遍、大幅度下降造成的,其特征是严重的食物短缺,并伴随着特定区域死亡率的显著上升。

中国粮食问题的发展历程

中国粮食问题的发展历程中国粮食问题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粮食生产主要依靠农民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粮食生产能力较低，长期面临着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

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推行了大跃进运动，提倡农村集体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粮食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调动，粮食产量曾一度大幅增长，但由于发展方式存在问题，造成了粮食浪费和生产系统性失控，导致了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粮食短缺。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粮食问题开始引起重视。

国家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种粮。

此后，中国的粮食生产逐渐恢复并有所增长，1995年首次实现了国内粮食千人口400公斤的基本安全水平。

然而，随着中国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流动，农业主要粮食产区耕地面积逐渐减少，粮食生产面临了新的挑战。

此外，环境污染、耕地退化以及气候变化也对粮食生产造成了不利影响。

为了应对粮食问题，中国相继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1996年，实施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限流转政策，鼓励农民发展专业合作社和农民合作组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2004年，国家发布了“粮食安全战略规划”，提出了加强粮食生产和储备、完善粮食市场体系、发展现代农业等目标。

2014年，国家又发布了“粮食安全战略规划（2014-2020年）”，提出了总体稳定国家粮食产量、有效保护农田和优质农业土地等措施。

当前，中国在粮食问题上取得了一定成就，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和粮食进出口平衡。

然而，粮食安全形势仍面临一些挑战，如土地资源不足、农民收入不稳定等。

因此，中国正致力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粮食生产和供应链质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读后感)解读中国经济读后感

解读中国经济读后感解读中国经济读后感（一）早前对林毅夫教授中国还能高速发展二十年、中国经济需靠投资驱动而非消费的观点有所耳闻，昨晚有幸到建南大礼堂听他亲自讲述，发觉他真实的见解并没有网络上流传的那般突兀。

在此简单予以归纳，并加上自己的观点，欢迎批评补充。

昨晚的讲座是围绕上面所说的第一个观点展开的，应该说中国还能高速发展二十年的说法有些太过精简，让读者不禁产生中国经济在现行轨道、现有约束条件下就能持续高速发展二十年的错觉，而他实际上的观点是中国具备继续高速发展二十年的潜力，论据很简单：中国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度量仅是美国的21%，生产水平上十分落后，后发优势明显，这个观点我想对中国未来再悲观的学者也不会反对，美国领跑世界经济近百年仍在增长，总不能说连小康都没奔上的中国已经气数全尽，连发展的潜力都没了。

在这里也可以发现，林教授对中国未来二十年的观点讲的是仅从目前发展水平考量，比及其他任何约束条件的有没有潜力高速增长，而非其他许多学者讨论的在现有约束下会不会高速增长，而这讨论的问题根本不同，但在论点快速流传的过程中，有没有潜力和会不会一律被简单的能不能取代，造成客体完全不同的两个观点被拉到一起火拼起来。

中国有没有潜力容易说通，但大家更关心的事将现实因素综合在内，中国的潜力会不会被有效地激发出来，很可惜，林毅夫教授从头至尾都没有落到这一层面，作为一个与政府高层关系密切的经济学者，未能从政府信号或动向考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约束变动的可能，以及这对发挥中国潜力的影响，或者他心知肚明却避而不谈，我只能说真的很可惜。

除了中国经济具备继续发展二十年这一中心论点之外，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关注的支持论点，林毅夫教授的个人立场在这里有鲜明的体现。

在讲座的引言部分，林毅夫教授提到了工业革命带来欧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他对当时欧洲的另一重大变革绝口不提：资本主义革命，新的制度让旧制度下受压抑的生产力得以释放，应运而来的法制与民主让工业化进程步上稳定的轨道，如此关键的一环被林教授完全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