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五服制度

中国历史上的五服制度

一、“五服”概述

“五服”是古代中国特有的一种制度，它在中国古代大致有三种含义：一是吉服的五个等级，指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五等服式；二是凶服（丧服）的五个等级，分别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绍麻五等服式；三是王裴之外五百里为一服，由近及远依次叫做侯服、甸服、绥服、要服、荒服五种。

而本文所讨论的“五服”指的是第二种含义，是“丧服制度”的简称，它指的是死者的亲属按照与其血缘关系的亲疏有别，穿戴丧服的规格和所服丧期有所不同的一种制度。总的来说，即与死者血缘关系越近，丧服的材质愈粗，服丧的时间愈长；反之，则丧服的材质愈细，服丧的时间愈短。根据亲疏的不同，具体可分为五种，由亲至疏依次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关于服丧的具体内容，各个朝代有所不同，但大如致如下：斩衰，服丧三年，丧服用最粗糙的生麻布制成，左右衣旁和下边不缝，是子及未嫁女为父母、媳为公婆、承重孙为祖父母、妻为夫服丧时所穿用。齐衰，又分齐衰三年、齐衰杖期、齐衰不杖期、齐衰五月五等，丧服用次等生麻布制成，是孙子、孙女为其祖父、祖母；重子、重女为其曾祖父、曾祖母、高祖父、高祖母服丧期间穿用。大功，丧期九月，丧服用粗熟布制成，质料比齐衰用料稍细，是为伯叔父母、堂兄弟、未嫁的堂姐妹、已嫁的姑、姐妹，以及已嫁女为母亲、伯叔父、兄弟服丧时穿用。小功，丧期五月，丧服轻于大功，是用稍粗熟布制成的，这种丧服是为从祖父母、堂伯叔父母，未嫁祖姑、堂姑，已嫁堂姐妹、兄弟之妻、从堂兄弟、未嫁从堂姐妹，以及为外祖父母、母舅、母姨等服丧期间穿用。绍麻，丧期三月，丧服是用稍细熟布做成，凡为曾祖父母、族伯父母、族兄弟姐妹、未嫁族姐妹，和外姓中为表兄弟、岳父母服丧时穿用。

作为哀悼死者的一种形式，五服本来仅有表示血缘亲疏的单纯作用，但是在中国早期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和帝制时代“礼法合一”的等级社会中，统治者赋予了它另外的引申意义：它是古代社会“亲亲”、“尊尊”思想的重要体现，用以维护等级尊卑的社会国家秩序。例如，它规定臣为君服斩衰之丧，是家国一体的重要体现；子为父服斩衰，为母服齐衰，则反映了男尊女卑的等级差别。

五服作为一种社会习俗，形成于中国的国家早期社会，相传为周公所制，是

周礼的一部分。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

众所周知，西周的治国理念是“礼刑并用”、“失礼则入刑”。因此，服制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礼，创立之初便具有了法的性质，在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到了汉代特别是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潮兴起，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为统治者所接纳，法律也开始了儒家化的进程。而儒家是推崇三代的，其中尤其推崇西周。儒家的经典中大部分作品如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周礼等都是西周的典籍，因此，所谓儒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周思想文化的传承。

自然而然，西周关于礼和刑之间关系的思想也被儒家继承并发展为“礼刑并用“的思想，被统治者吸收后成为治世的首要原则。五服作为重要的礼，被纳入法律的范畴则为大势所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进一步受到推崇，礼律结合的进程加快，表现在服制制度上，便是“《晋律》明确提出‘竣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准五服以制罪”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被正式确立，服制正式入律并世代相传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二、中国传统丧服文化概要

（一）宗法制度是传统丧服文化的社会依托

丧服制度的形成与商周时期盛行的宗法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早在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就形成了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进入奴隶社会，它演变为森严的奴隶制等级关系和阶级关系，从最高统治者天子开始，按照家族血缘关系的尊卑亲疏分封奴隶主，形成成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宗法制到周代早中期完全成熟，并成为当时和维系国家、家族、家庭的最基本原则。

周代的宗法制度规定，继承王位的必须是嫡妻所生的长子。如果嫡妻没有生子，则立贵妾（即庶妻中地位最高者）之子。嫡长子之外的其他儿子，称为“别子”，别子自立宗统，仍由嫡长子继承，称作“继别”。别子为宗统的正支，虽经百世仍然可以祭其始祖，别子的嫡长子孙，为宗子：别子嫡长子之外的儿子仍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这继承关系称作“继称”。其他不能继称的诸子奉尊继称的为宗子。为了区别这两个宗子，称继别的为“大宗”，称继你的为小宗。周代宗法又规定，一个庶子只能有一个大宗，四个小宗。五世之后，已经超出了同一个高

祖的范围，便不再祭祀别子的祖先，只祭祀本族的祖先。这便是《礼记》中“五服则迁之宗”的由来。丧服制度中五服制度正是依据了周代宗法中“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的精神。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曾经指出“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

进入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延续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宗法体系。家族成员按血缘的辈分年龄规定尊卑长幼秩序，家庭成员必须绝对服从家长的管理，国家是家族的扩大，全国的人都是皇帝的“臣子”。正如家长管理全家族的财产和成员一样，皇帝则统辖全国的财产和臣民。从皇帝到农奴形成层层垒积的尊卑等级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人人处在等级森严的伦理纲常的罗网中，并以之为天经地义，温情脉脉的封建伦理掩盖了赤裸裸的阶级压迫关系。

“丧服制度与宗法制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两者都为当时的政治服务，它利用宗族合宗收族的凝聚力，企图将其完全纳入封建官僚体制的轨道，使之成为统治社会的重要支柱，这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土大夫设计周礼和丧服制度的真谛所在。”’中国古代丧服中的五服制度就是传统宗法制度的一个活生生的载体，在它的身上集中体现了这种“家国同构”、“忠孝同义”的宗法思想。

丧服制度与宗法制度互为表里的这种紧密关系，也造成了两者之间的联动机制。宗法制度的变化会通过丧服制度的变化显现出来。比如，秦汉以后，大宗法被以小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小宗法取而代之，转而强调家长在小家庭内的地位，随着丧主的变化，用杖人员也出现了变动。再如，在大宗法体制下，疡者不予立后，在宗庙祭祀中只能处于衬祭地位。秦汉以后，在小宗法制下，荡者也可立后，成年与否己不再具有先秦时的特殊意义，所以荡服便失去了价值。到明代修订服叙时，便废除了荡服。

（二）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丧服文化的精神内核

中国丧服文化是由儒家完善和发扬光大的，因此，儒家思想集中体现在中国丧服文化之中。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极度推崇周代的文物制度，一再强调用周礼作为一切行动的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他强调要明辨礼制等级的名称和名分，人人都要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