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学术的命运与前途

现代中国学术的命运与前途

【内容提要】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一大特点是用西方现代学科范畴和学术体系来重新整理中国古代学术本文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新的反思。作者认为包括哲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一系列西方现代学术概念或学科范畴尽管含义并不固定内容与中国古代学术也并非完全没有相通之处但是从整体上说它们代表的是一种与中国古代学术完全不同的学术传统其学科范畴体系能否直接应用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之中是很值得疑问的。现代中国学术照搬西方学术范畴的行为不仅造成中国人对西方学术本质的了解长期停留在肤浅的地步而且促成中国古代学术伟大传统的人为中断其历史教训令人深思。关键词：中学西学科学标准一

20世纪中国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冲击的产物对西学的回应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主要特征。这场冲击的影响之大只要看一看下面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明白了那就是：今天我们早已完全习惯于用西方现代学术的范畴和标准来衡量一切学术特别是中国古代学术。比如说我们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学中过去特有的以六艺为核心、以四部为框架的学术分类体系而完全采用了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一系列西方现代学科范畴。当我们谈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时候常常使用的一些名词是中国哲学（史）、中国伦理学（史）、中国认识论（史）、中国政治学说（史）、中国古代史等一系列学术范

畴。这些范畴甚至于包括今天人们用得越来越多的中国思想史这个范畴应该说都是西学影响的产物。因为古人基本上从来不用这些范畴来形容他们的思想及其历史而是用诸如经学（史）、理学（史）、心学（史）、禅学（史）、道学（史）、格物之学、训诂之学、心性之学、义理之学这类学术范畴。然而问题在于这样一种回应西学的方式真的是天经地义地合理吗？下面这两个事实也许有更进一步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第一我们今天所广泛接受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一系列西方学科至少一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都具有追求成为一门严肃的科学的主流特征。具体地说希腊第一批哲学家就赋予了哲学（philosophia）这门科学求是这样一个最重要的特征；而苏格拉底以及特别是他的门徒柏拉图则更是深入地探讨了哲学这门科学棗episteme棗方法重于结论的特征。他们虽然重视哲学经世的价值但即便是经世也出于德性即知识的信念；到了亚里士多德则对哲学这门科学作了更加准确的定位即强调哲学是一门产生于人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出自于人的自由本性因而与一切实用的关怀无关的学术。于是哲学成为一门有着自己独立的逻辑、创造着独特的人生乐趣而不是以满足这门学问之外的人生、社会及政治需要为主要目的的学术。希腊哲学家对于哲学这个范畴的理解和使用影响了一直到今天为止的西方学术主流。19世纪中叶以来很多西方学者都对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学术提出了严厉挑战很多学者反对把哲学、伦理学等学科看作是一门科学

但是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脱离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来理解现代西方学术。正是从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今天所广泛接受的上述一系列西方学科是一种独特的、中国古代学术中所完全没有的学术传统的产物而这些学科的概念及其含义也决不可以脱离西方学术的上述独特传统来理解。正因如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我们根据什么理由认为我们可以把一系列产生于完全不同的学术传统的西方学科范畴直接引进到中国古代学术系统中去并用它来改造中国古代学术呢？

第二我们知道两千多年来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中国古代学术本来也是有自己的一整套学术分类体系的。从儒家的角度来看早在孔子之前我国古代的学术即已形成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分类到孔子定型即形成所谓六艺后人又称之为五经（乐经无书传世）。到战国年代百家争鸣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诸子之学兴起六艺之分类已不能包故西汉末刘歆著《七略》时分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部分已形成一种更进一步的学术分类系统；刘歆之后晋人荀勖在《中经》中始立经、史、子、集四部区别经、史为二后世仍之（章太炎199648－49）；到清代《四库全书》编目时立经、史、子、集四大部每一部中又有少则几个多则10余个门类。《四库全书》的编目虽然是一种图书分类属于目录学但其文献分类方法事实上也证明古人已形成一整套成熟的学术分类体系。仔细研究儒家学术分类方法可以发现儒家学说的分

类体系是建立在不同的逻辑之上摧毁或放弃儒学固有的分类体系就是对儒家学说内在精神的人为阉割。大体来说西方学科范畴是对于着人类认知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而儒家的学术分类体系则是服务于人格的成长和人生的终极关怀等实用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前者遵从的是知的逻辑后者遵从的则是做的逻辑。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本来不属于认知范畴的学术强行纳入到认知性的学术范畴之中从而导致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人为中断。这种情况的发生完全是由于到今天为止的几代人都在用西方认知的逻辑来阅读、理解和接受中国古代学术的产物这场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普遍误读无疑同时也构成了我们民族现代学术史、思想史及文化史上的一场空前绝后的灾难。然而强调中学与西学的异质性反对西方学术及学科范畴直接应用到中国古代学术中去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忍受的。其中的原因不外如下几条：一是认为中国古代学术当中也存在着大量与上述西方相应学科研究对象相一致的学术内容。例如中国古代有大量讨论伦理道德问题的学问与西方伦理学的探讨对象完全一致都可以称之为伦理学。对于其它学科（如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等）也存在类似现象；二是认为中国古代学术虽然遵从与西方学术不同的思维方式但这只能证明中学与西学在思维方式上有侧重点的不同而不能证明二者属于不同性质的学问。例如我们可以谈论中国哲学有何特征西方哲学有何特征；若是否认中国古代学问中有哲学那么就失去比较中学与西

学的框架了；三是认为即使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对学术本质的理解与中国古代学者相近例如柏拉图对哲学的社会功能的理解、海德格尔等人对哲学的理解等等就已与中国古代学者对于学问本质的一些理解颇为接近。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三种观点所存在的问题。首先必须指出仅仅由于研究对象一致就把两种学问冠之以同样的学科之名是一个极为普遍的误解。如果两种学术性质不同即使它们的研究对象一致我们也不能以同样的名称称呼之。例如伦理学与宗教学说都是以道德问题为其研究对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学说可以与伦理学混为一谈。事实上亚里士多德以来所正式形成并绵延不绝的西方伦理学之所以一直与西方宗教学说判然而别主要是因为它们代表着两种迥然不同的思维理路。前者曾经是一门求知的科学对道德现象的认知是它的主要任务而后者则以价值判断为特征其主要任务是解答人生的终极关怀问题；宗教学说的主要内容是对人生的各种劝诫和箴言而伦理学的主要内容则是对各种道德真理的客观认知道德劝诫从来不是它的主要内容；宗教学说向人们提出的直接要求是投身于人格的践履、灵魂的拷问和心理的训练而伦理学向从事它的人们提出的直接要求则是以更加合乎逻辑的方式进行思辨；宗教学说必定预设若干价值作为其信徒们千古不变的永恒追求而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则反对把任何一个现存的结论当作必须无条件地接受的前提；伦理学也可以基于对现实的批判来思考问题但即便如此它所提供的也只是对现实的深刻知识而与宗教学说直接以解答人生的终极关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