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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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指出不同时期的艺术家在表现空间纵深时 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大致是先是由简单的 平面重叠结构,到营造出有连续地平面的纵深 空间。为了区别于不同时代的风格特征,方闻 用具有确切可靠年代的绘画作品作为“基准作 品”来建立绘画风格的参照体系。他认为艺术 发展的风格阶段与时代风格相平行,因此,只 要将佚名或者无年代的作品与已建立的风格阶 段相比较,就可以确定它们大致的时代风格和 年代。这样,绘画史的历史就可以补充和重建。 方闻以此方法总结了中国山水画风格的发展历 史和时代特点,即汉至宋的再现性绘画、元代 的表现性绘画、明代早中期的复古主义以及晚 明至清中期的集大成者等特点。
风格分析的第二个例子是方闻对于中国山 水画进行的形式分析。他在《心印:中国书画风 格与结构分析研究》一书中运用结构分析的方 法,认为绘画中所体现的“结构形态”并不是艺 术家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特定时代里人们共 有的“视像结构”。针对沃尔夫林—里格尔 的风格分析理论无法进行真伪鉴定的问题,他 把中国绘画的风格分为形式因素或母题、形式 关系和品质三个方面,并在叙述风格时注重形 式关系的分析,运用形式序列和连锁解法来进 行结构分析,以达到重建风格变迁的目的,从 而克 服了中国绘画 断代 所 面 临 的 循 环论 证 的 困境。基于西方模仿概念下的“再现”原理,方
除了各大博物馆的收藏外,海外私人收藏 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进程。20世 纪 2 0 年 代,画 商 侯 时 塔 对中国 画 的 鉴赏独 具 慧眼,亦擅长陶瓷和其他杂项的鉴定,他为美
国收藏家带了许多重要的明清绘画作品。20世 纪40年代以后,美国最重要的宋元绘画的鉴藏 家、研究者王季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绘画的研 究,《王季迁读画笔记》集中体现了他的收藏 和研究。在方闻的努力下,王季迁的藏品大部 分花落大都会博物馆,包括五代佚名的《乞巧 图轴》、五代董源的《溪岸图》和元代刘贯道的 《消夏图卷》等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巨作。与 王季迁同时代的另一重要的收藏家顾洛阜,收 藏中国书画作品十分丰富,特别是对于中国书 法的收藏,开创了西方中国书法收藏的传统。 翁万戈编著的《美国顾洛阜藏中国历代书画名 迹精选》详细记录了顾洛阜的收藏,包括宋代 李结的《西塞渔社图卷》、宋代郭熙的《树色平 远图卷》、宋徽宗的《翠竹双禽图卷》,另外还 有马远、刘松年、梁楷、李迪、吴镇、倪云林、 沈周、唐寅、仇英、石涛、八大、王翚等大师的 名作,其中书法作品有黄庭坚的《廉颇蔺相如 合传》、米芾的《吴江舟中诗卷》、耶律楚材的 《送刘满诗卷》和董其昌、张瑞图、王铎等人的 书法。同样是在方闻的努力下,顾洛阜的绝大多 数藏品归于大都会博物馆。
风格问题是由瑞士美术史家沃尔夫林在 18 8 3 年 提 出,但他 并 没有作系 统 的 方 法论 陈 述,而是在实际的研究中用形式分析的方法对 风格问题做了宏观的比较和微观的分析。在研 究中,他发现艺术风格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简 到繁的过程,并提出了风格分析的五对经典概 念①,即通过“线性”与“图绘性”、“平面”与 “后退”、“闭锁形式”与“开放形式”、“多样 性”与“统合性”、“相对清晰”与“绝对清晰” 这五对概念进行风格分析。这些风格词汇侧重 于分析绘画的结构,而不关心艺术品的鉴定, 是一种抽象的风格分析观念。1893年,里格尔在 《风格问题》一书中对风格问题做了进一步的 分析,认为风格的演变是由风格内部的力量推 动发展的,这个推动力量里格尔称之为“艺术 意志”②。关于“艺术意志”的概念,里格尔并 没有明确的解释,但是从他的论述中,我们仍 可以看出他的意图。里格尔不仅放弃了黑格尔 思想体系中关于艺术衰退的标准观点,而且也 摒弃了封闭的周期概念,他尝试将整个艺术史 作为一个连续贯穿的过程包揽起来。
三、强调讨论艺术作品内容、意义 和文化内涵的外部学派
根据史书记载,早在公元前数百年前西方 学术界就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希腊史学家希 罗多德和克特里亚斯的著作中均提到遥远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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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无款 《晴峦萧寺图》 111.8×56cm 绢本设色 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国。到了19世纪,西方学者重点研究中国的典 籍、文学、历史和语言学,中国书画作为历史文 献被汉学家研究。为了适应研究东方语言文化 和鉴赏收藏的需要,汉学家承担了介绍中国美 术并收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的工作。他们熟悉 中国语言文学,能够阅读传世的美术文献并对 艺术作品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方法也是汉学 研究的通用方法,即注重文献史料的分析,但 不能充分理解作品的形式含义。由汉学家转化 来的美术史家为系统研究中国美术史做着作品 著录和文献梳理的工作。
国艺术品收藏得力于其创建者查尔斯·朗·弗 利尔。他在厄内斯特·费诺罗萨的陪同下收藏 了大量的中国书画,为西方中国美术史学界提 供了研究基础。紧追其后的是纳尔逊—阿特金 斯 艺 术 博 物 馆 和 克 里夫 兰 美 术馆。纳 尔 逊 — 阿特金斯艺术馆馆长史克曼是西方研究中国 艺术史的先驱,他凭借对于中国艺术的独特鉴 定和研究,收藏了许多伟大的中国艺术作品, 如李成的《晴峦萧寺图轴》、乔仲常的《后赤 壁赋卷》。克里夫兰美术馆亚洲艺术研究员李 雪曼主持了该馆中国绘画的收藏和研究,并与 研究员何惠鉴合作,着力于绘画作品题跋和印 章的研究。1981年,两家博物馆合作举办了中 国古代绘画收藏展,并出版了相关图录《八代 遗珍: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克利夫 兰美术馆藏中国古代绘画》。图录编辑工作集 中了当时著名的中国书画研究者,如李雪曼、 何惠鉴、武丽生和罗浩。除此之外,纽约大都 会博物馆是海外藏中国美术品数量最大的收 藏机构,在其亚洲艺术部研究员普爱伦的主持 下,购得大量白威廉收藏的中国绘画作品,其 中大部分作品见于喜仁龙的著作《白威廉氏珍 藏中国古代绘画集》。20世纪50年代该馆研究 员、亚洲部主任方闻构建了大都会博物馆宋元 绘画的收藏和研究体系。
基于沃尔夫林和里格尔的风格分析原则, 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进入了西方学术体系,并取 得了令人尊重的成果,以两个例子做说明。其一 是中国艺术史学者罗樾。罗樾在德国艺术史传 统中直接继承了沃尔夫林—里格尔的风格分 析方法。他在1953年发表的《安阳时期(公元前 13 0 0 —1028)青铜器的风格》一文中划分了青 铜器装饰纹样的五个阶段或风格类型。在对安 阳时期毫无历史背景了解,不考虑青铜器的象 征意义、礼仪制度和功能用途的情况下面对数 量极少的出土青铜器,罗樾通过假定“艺术意 志”与风格变化之间的联系,推测出中国青铜 器风格发展的时间顺序。随着安阳及周边地区 青铜器的陆续出土,大体证明了罗樾断代的正 确性,他的风格演变分析成了确定青铜器年代 的可靠方法。需要指出的是,罗樾认为这种风 格演变和自然进展的关系同样适用于中国绘画 史的研究。1964年,罗樾发表了《中国绘画的阶 段与内容》一文,进一步提出中国绘画史的“三 期说”:一、从汉代一直到南宋的再现自然的 艺术;二、元代的超再现的主观表现艺术;三、 明清作为艺术史的艺术。这种分期虽然引起了 诸多争论,最终中国美术史学界接受了这种分 期。在这种分期框架下,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 成果。
的基因,并努力追寻着包含在艺术中的时代精 神和民族精神,因此在研究中形成了两种主要 的传统。
二、强调研究艺术作品材料、技术 和风格的内部学派
西方 的中国美 术史研究一直 在 既 遵 循 西 方艺术史的言说框架,又脱离中国艺术史研究 传统的处境中生存,并发展出一整套的言说和 阐释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阐释体系逐 渐 被 接 受。这种 阐 释 体系是 一种 循 环 渐 进 的 言说,被诸如文明、进步、物质文化等词汇所包 围。把艺术作为人类进步的一种精神性符号, 其发展同样遵循进步的原则。这种进步论提供 了一种重现历史演变的研究模式。在艺术史研 究领域,这种研究模式广泛应用于重建艺术风 格阶段的时代序列发展,即所谓的时代风格。
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的集大成者。他以研究中 国古代雕塑名扬学界,1925年发表了专著《五 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刻》,为中国佛教雕塑研 究开辟了道路。喜仁龙架构出了西方人所能理 解欣赏的中国雕刻,尤其是中国古代佛教造像 的指标性概念。1956年,他编写的七卷本《中国 绘画:大师与法则》,成为当时海外中国美术史 研究最为重要的成果。
在汉学学术传统的滋养下,中国美术史的研 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研究者主动接受了图像 学研究的成果,认同图像学反对极端的形式主义 研究,强调将美术史发展为独立的人文科学的 学术主张。图像学重视艺术作品内涵的研究,倾 向于把作品理解为特定观念和历史的产物。要 解释作品的内涵,必须依靠具体的史料,借重多 学科的合作。这种试图从文化史的视野出发研 究中国美术史的方法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岛田修 二郎是最为杰出的代表。岛田属于日本汉学界中 的“京都学派”,重视训诂和考证,学术态度严 谨。欧美学术界称岛田“是一位伟大的导师,世 界各地许多学者都因他而产生对东亚艺术的热 爱”。岛田门下弟子众多,高居翰、雷德侯、徐小 虎等著名学者均是其弟子。就中国绘画史研究方 面而言,他的《魍魉画》(1938、1939)、《宋迪与 潇湘八景》(1941)、《逸品画风》(1950、1951)、 《梁楷资料》(1956)、《诗书画三绝—中国艺 术欣赏》(1956)、《〈历代名画记〉疑议》等均 堪称名作,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 响。日本东京中央公论美术社1993年将岛田的 部分中国绘画史研究论文结集为《中国绘画史研 究》一书出版。
一、早期西方中国美术史的收藏
西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发端于西方各大 公私博物馆及个人中国美术品的收藏和鉴赏, 这些收藏奠定了西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基础。 早期收藏中国古代绘画的机构主要有波士顿 美 术 馆 和 华 盛 顿 弗利 尔美 术 馆 两 家。19 世 纪 末期波士顿美术馆在其亚洲艺术研究员冈仓 觉三、约翰·伊勒顿·罗吉和富田幸次郎的先 后努力下建立起了中国绘画的收藏,主要有南 宋 院 体 的 册页 和立 轴、道 释 画 和 款署 宋 徽 宗 的一些书画,而宋以降的文人画则是由后来的 研究员曾宪七、方腾、吴同等人主持购入。弗 利尔美术馆则在20世纪初期后起直追,它的中
20世纪上半叶,汉学家在中国美术史研究 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亚瑟·卫利在1923 年出版了《中国画的介绍到研究》,1931年还有 《来自敦煌的中国画发现目录》的问世。卫利 主要是对已有的中国绘画研究成果进行选编 介绍,普及了中国美术的知识,引起人们对于中 国美术的兴趣。另一位重要的汉学家福开森则 做了更为重要的工作,他强调艺术品的独特价 值,重视传世文献的解读。1933年,福开森编著 了《历代著录画目》,把目录学的方法应用到中 国美术史研究领域,为以后系统研究奠定了文 献检索基础。在汉学研究传统下,喜仁龙成为
20世纪50年代后,在公私收藏机构的努力 下,中国美术史的研究逐步进入了西方各大学、 科研机构等学术群体中,成为学术家族中相对 年轻的一员。它借鉴了西方艺术史的研究成果 和方法,并成熟为西方学术体系中一门独立的 人文学科。海外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植根于西方 学术传统中,本身带有强烈的西方艺术史研究
[金] 太古遗民 《江山行旅图卷》 38.42×417.83cm 纸本墨笔 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70
风格分析的方法已经广泛地被接受,但仍Biblioteka Baidu存在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对于形式分 析的绝对信任。对于华裔学者、芝加哥大学教 授巫鸿1995年写作的《中国早期艺术与建筑中 的“纪念碑性”》一书的争论,或许是这个问题 很好的注脚。关于这场争论的具体情形《中国 学术》做了详细的分析与解读,这里就不再赘 述③。从争论的一方贝格利拒绝承认青铜纹饰 有任 何 的 象征 意 义 的 态 度 上即 可看出风 格 分 析在中国美术史研究方面的局限。二是在选作 风格进程的“基准作品”上并没有取得一致的 认可。对于不同的“基准作品”的选择会造成 完全不同的风格发展顺序,得出完全矛盾的结 论。如1999年关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溪岸 图》的讨论,众多知名学者对该画的鉴定得出 了不同的结论④;2001年大英博物馆关于馆藏 《女史箴图》的讨论,也无法就作者和年代等 问题取得共识⑤。
·史论评
CHINESE PAINTING & CALLIGRAPHY
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论
◇ 弘毅
美术史进入现代学术体系始于1764年德国 人温克尔曼的《古代美术史》一书的发表。黑格 尔以后,美术史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美术样式变 迁的原因,一般都将它归结为民族、环境、时代 三要素。19世纪,美术史在德国首次列为大学 课程,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确立了严密的科学 性。西方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脱胎于西方美术史 研究体系,首先发端于西方各大公私收藏机构, 并为中国美术史的建立提供了基础材料,及至 20世纪50年代成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在借 鉴了西方美术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形成了内部 和外部两大研究方法。到了20世纪80年代,西方 的中国美术史在西方学术大背景下产生了学科 危机,研究者就这个危机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 瞻望了西方中国美术史的学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