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然人的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

「容提要」与权利主体、权利能力、人格利益等概念不同，自然人的法律人格在形式上是法律逻辑结构的必然产物，在实质上是法律对人的基本看法的表达。近代民法对自然人平等自由人格的确认，表现了对人类尊严的尊重，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大进步。因此，在借鉴《德国民法典》立法体系编撰我国民法典时，应当克服其轻视“人法”的缺隐，明确规定自然人法律人格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自然人、法律人格、权利能力

在我国民法典的编撰过程中，自然人的法律人格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自然人的法律人格有无必要为民法典所明定？民事权利能力在法典中能否成为法律人格的替代语？对于自然人的人格与团体的人格，应否完全同等的对待？……有一系列理论问题，尚待深入研讨。本文特对此发表拙见，以资参考。

一、自然人法律人格的意义

自然人的人格（Personalita）是自然人在法律上的主体资格或者法律地位。

对于法律上的“人格”概念，有学者认为其具有三种不同含义：其一，人格指具有法律地位的权利主体，即人格为“主体”的同义语；其二，人格为作为权利主体法律资格的民事权利能力，即人格为“权利能力”的同义语；其三，人格为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如自然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尊严、名誉等，即人格为“人格利益”的同义语。①但就其原本意义而言，法律上的人格既不是指权利主体本身，也不是指权利能力，更不是指人格利益。

始于罗马法的人格理论，其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人与人格的分离。在罗马法上，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称为“homo”，具有主体资格的人称为“caput”（“caput”原指“头颅”或书籍的一章），只有当“homo”具有“caput”时，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persona）。②这种人在法律上的地位称为“personalita”（人格）。根据罗马法的规定，并非一切人均为权利主体。在罗马时代，作为权利主体的人除了是人以外，还需具备其他条件：首先，其须为“自由民”（status libertatis），即享有在法定限度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其人身和行动的自由权；其次，就民法关系而言，其还应当是“市民”（status civitas）。③完全丧失自由权的人为“奴隶”（schiavi）。奴隶既无婚姻资格，也无交易资格，只能为权利的标的而非权利主体。④由此可见，法律人格是人在法律上的地位，何人有人格，何人无人格，表达了立法者对人的一种基本看法，而罗马法之人与人格的分离，从根本上反映了古代罗马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至于“权利能力”的概念，据学者考察，其产生于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的欧洲。⑤权利能力为主体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资格，是人具有人格的具体表现，虽然其在使用上经常被作为人格的替代品，但从历史渊源和表达角度来看，两者仍然存在某些差别。而“权利主体”与权利主体的“地位”、“人格利益”与人格本身，显然是不能等同的。人们在使用权利主体及人格利益这两个与人格有关的概念时，借用“人格”一词予以替代表达，只是一种用语习惯。

近代民法对于自然人之人格予以无条件的普遍承认，对此，我们通常比较强调其作为一项法律基本原则的作用：近代资产阶级法律的首要贡献，就在于公然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8条规定“所有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意指一切自然人均具

有同等的法律人格。这一规定被视为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在民法上的具体重申，⑥从而保证了平等、自由、安全这样一些进步社会的理想目标之实现。但是，民法之所以要对人的人格进行承认和确定，其首先是受制于一种决定法律之存在的逻辑结构。

法律产生的先决条件是它必须将生活在群体中的人作为其规对象，而民法之作用于一定的人际关系，必须展示其表现方式，这种表现方式被称为“法律关系”。法律关系之不同于原本意义上的人际关系（财产关系及伦理关系），便然于在此种关系中，人的行为被予以强制性评价，因而与权利义务直接相联系。“一切权利均因人而设立”（hominum causa omne ius constutum est）。⑦因此权利义务得以成为法律关系的核心。而民法在确认权利义务亦即“生产”法律关系时，便合乎逻辑地必须确认权利义务承受人（法律关系的参加者）的资格，即主体资格。由此，法律意义上的“人”必然具有与原本意义上的“人”（一种生命存在体）不同的属性：后者为自然属性，称为“人类”或“自然人”；前者为法律属性，称为“人格”。所以，从法律技术层面讲，人格或法律主体的概念与自然人的概念之间原本并无一致性，二者非属同一：自然人不一定是法律意义上的人，如古罗马时代的奴隶；法律意义上的人也不一定是自然人，如人的组织（社团）或财产团体（财团）。而当研究法律何以承认某些人或不承认某些人具有人格时，问题就离开逻辑层面而进入法律的价值取向之层面：古罗马时代实行人与人格分离，固不可取；封建社会实行等级身份，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之人格残缺不全，亦当摧毁。而近代资产阶级推翻以不平等的身份等级制度为特征的封建社会，以人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之基本理念构建其资本主义社会，在法律上确认作为自然人法律地位象征的法律人格一律平等，废除以身份等级确定人的法律地位（一种具体人格）的封建法制，规定一切人不因性别、年龄、国籍、种族、信仰、财产状况、职业及政治地位等，一律具有同等的法律人格（一种抽象人格），并形成了近代民法“自由平等的人格”之基本模式，则表现了人类社会文明的重大进步。⑧

自1900年《德国民法典》以来，不仅自然人被赋予人格，某些社会组织也被赋予法律人格（法人）。但就自然人而言，有关人格的法律价值取向决定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乃至于等基本观念，取决于一定社会人们所处的文化空间和公正思想；而就人的组织而言，是否赋予其法律人格，则完全取决于经济生活的需求以及法律调控技术的发展，亦即法人制度的出现纯粹是经济发展的需求导致法律技术进步的结果，是一种经济生活的客观现实与法律技术运用相结合的产物。

因此，法律承认自然人的人格与承认团体的人格具有完全不能等同的意义。“毫无疑问，从价值的角度说，法律承认人类有法律人格的立场与赋予法人有法律人格的立场之间存在重要差别：人类法律人格基于现行人道主义的法律道德观念而确立，它是人类尊严和人类有受尊重权利的必然产物。法人法律人格是一种法律技术机制，是一种模式，一种方式，籍此开展各种法律关系，以达到某一集体目的。”⑨从这个意义讲，人格绝对不仅仅是一种主体资格，更不是“演员在社会法律生活的舞台上活动时所戴的面具”，⑩而是一种直接体现人类尊严和社会进步的极为重要的法律工具。

由此便涉及民法典编撰的体系问题。众所周知，以《德国民法典》为蓝本制订的民法典以及受德克吞（Pandectae）法学影响而建立的民法理论及立法体系，都是以法律关系这一概念作为基础而编排的：民法典之总则为法律关系的共同要素（主体、客体、法律事实以及权利义务的共同准则），分则则是对四类法律关系的具体规定（债权法、物权法、亲属法、继承法）。在这种系统编排法中，由于法律关系的概念在表现法律体系所适用的社会现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