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与嵇康之比较

阮籍与嵇康之比较摘要：阮籍和嵇康生活于魏晋之交的乱世，是竹林名士中的两个代表人物。

二人既是好友，又同好老庄，自古论阮籍者必论嵇康，论嵇康者也必谈及阮籍。

我们通过对阮籍和嵇康的认真对比，可以发现他们在黑暗政治环境中思想上的选择不同，性格和诗歌创作都存在着一定差异。

关键词：阮籍；嵇康；名教阮籍和嵇康生活于魏晋之交的乱世，是竹林名士中的两个代表人物。

二人既是好友，又同好老庄，自古论阮籍者必论嵇康，论嵇康者也必谈及阮籍。

我们通过对阮籍和嵇康的认真对比，可以发现他们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异。

一、在黑暗政治环境中思想上的不同选择魏明帝时，曹魏政治日坏，之后政权发生重大变化，世家大族的代表司马懿和他的儿子逐渐夺取了朝中大权。

这一时期曹丕制定的“九品中正制”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中正一职逐渐被世家大族所把持，成了他们培养自己势力的工具。

黑暗的社会现实和仕途之路的扭曲，对那个时代的文士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司马氏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以示笼络，一方面与其他氏族联姻，另一方面大肆杀戮异己。

士林也笼罩在“天下名士少有全者”的血腥之中。

魏晋之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代之一。

黑暗的生存环境“使一部分较为正直而失意的士人从正统的立场上游离出来，转而从一种具有反叛色彩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著论立说和立身行事，嵇康阮籍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性人物”。

汉末以来，社会动荡不安，大统一的东汉帝国陷入分崩离析之势，君臣关系、父子关系等社会秩序也发生严重危机，重群体而轻个人的儒学思想因而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遂陷于哀微，道学、玄学又借机兴起。

故个体摆脱群体意识的束缚而崛起，借自然之名张扬个性，反对儒学及名教之风大盛。

文士经历了人生的短暂和生命的反复无常，饱尝痛苦后开始渴望自由和永恒。

在乱世中人们急切地探索协调社会与个体矛盾冲突的方式。

司马氏政权大力宣扬以君臣、父子伦理为基础的名教，意在维护社会群体秩序，这与魏晋思想解放潮流和个性张扬之风针锋相对。

司马氏口口声声不离名教，实则是名教的亵渎者。

司马氏集团以“名教”的旗帜，蛊惑人心，欺骗士人，这就不能不使阮籍、嵇康以及其他正始诗人失望与愤慨。

正直的文人难以抵御强大的外部压力，就试图寻求精神上的超越。

阮籍和嵇康作为当时颇有名望的士人，他们都反对司马氏集团，极力否弃名教，把何晏和王弼“名教出于自然”的思想转化为“越名教而任自然”。

他们以“自然”否弃司马氏提倡的伪“名教”，弃末求本，但二人的政治态度与反抗的具体方式是不同的。

从感情、道义上讲，阮籍比较支持曹魏集团一方而反对司马氏政权。

阮籍之父阮璃是曹操的重要谋士，他所交之友也大都对司马氏集团持反对态度，加之司马氏集团在政治上实行残暴政策，在文化上推行名教，这引起阮籍对司马氏的强烈反感。

司马氏倡导名教，讲求礼法，阮籍却最厌礼，对“礼俗之士”往往以“白眼”视之。

这种故意与礼法之士作对的态度实际上暗含了对司马氏统治的不满。

但后来，阮籍对曹魏集团失去了信心，他的信仰也就失去了稳固的基石，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整个价值体系也就难免产生动摇乃至崩溃了。

阮籍在行为方式上的“欲进又退，进退两难”之举也就不难理解了。

他既不愿像嵇康那样，不理智地为了一个不值得维护的目标而丢掉性命，也不屑于像山涛那样违背初哀去变节求荣，至于应该怎样做，阮籍也无法回答，他只能率意独驾，车迹所穷，痛哭而返。

阮籍并不是真正否定“君君臣臣”的忠义礼教，他只是反对社会现实环境中司马氏的伪礼教，并非礼教本身。

在巨大的精神压抑下，他的思想又是矛盾的。

在《大人先生传》中，他说：“善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

”事实上阮籍想用“发而升之”的道德教化论，使“万物并生”，万物都按照各自的性情规律和平相处，自然应对冲突，这样一来便可“无君”、“无臣”了。

因此他要求个体要“无欲”，“无欲”便要个体无求无争，各从其命，“以度相守”，也即他所说的“保身修性，不违其纪，唯兹若然，故能长久”。

但在险恶多故的社会环境中，根本不可能存在为大家所公认的“纪”。

面对险恶的生存环境，出于“全身保命”的考虑，阮籍极力控制自己的行为，“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阮籍作为一个正直的文士，一个事实上不反抗真礼教的人，在口不臧否人物的表象下隐匿着一颗痛苦的心。

阮籍对于朋辈可以纵情任情，而在晋文王面前却表现得非常谨慎，这正是其全身远祸的谋略。

阮籍佯狂的举止与其固有的学养抱负是十分矛盾的，他被迫与儒学名教决裂。

阮籍的不论人过和嵇康的喜怒不形于色的原因不同，阮籍是自我约束的结果，而嵇康二十年“少见喜愠”则是对现实无望之后，玄学自然的思想渗入品性而表现出来的外象，表明世上人事俱已看透，没有什么值得为之喜愠的。

嵇康不但旗帜鲜明地反抗司马氏的黑暗统治，而且反对腐朽的曹魏政权。

名教的提倡者司马氏与嵇康在政治上根本对立，因而嵇康作为个性觉醒的代表人物，就必然以自然为武器奋起而攻之。

他从人性论和历史观两方面否定了名教的合理性。

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突出反映了个人价值观念与社会价值观念的激烈冲突。

嵇康也曾想过全生保身、自我克制，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但刚直峻切的性格使他根本不会妥协，哪怕是以退为进的方式。

所以他“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他毫不顾忌地要“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礼”。

正如霍松林所说：“嵇康既要反对，又怕取祸，因而竭力控制自己；但他的反抗十分强烈，无法控制，因而终于遭到司马氏的杀害。

”罗宗强也说：“阮籍所受玄学的影响没有嵇康的彻底，嵇康是越名任性，而阮籍却依然是依违避就，结果是嵇康为社会所不容，阮籍却得以善终。

”嵇康将《庄子》化为一首纯真生活的诗，把庄子返归自然的精神境界变化为人间境界；而阮籍则在上述冲突中走向了庄子虚无缥缈的精神境界，这是他们二人在当时的生存环境下做出的不同选择。

正如罗宗强所说：“阮籍的精神支撑点，比嵇康的还要虚幻，他追求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逍遥世界。

”“嵇康追求的是一个人间实有的境界，在那里有精神自由，又有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有淳朴的亲情，而无世俗的污浊与系累。

嵇康已经把庄子物我一体，心与道冥人间化了诗化了。

而阮籍追求的却仍然是庄子的境界，与现实人生还隔着一层，它还是一种幻境，它是庄子的翱于太空的大鹏，它是庄子的神游于无何之乡。

”作为统治者，自然也不愿意彻底得罪文人名士。

像阮籍这样在当时已有盛名的名士，只要“每与人言，言及玄远”，对统治者来说就足够了。

而像峻急的嵇康却不被统治者所容，最终因“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而被杀。

阮籍虽然活着，但他比死了的嵇康还要痛苦，因此阮籍诗里有很多隐晦难懂的忧生之嗟。

依违避就的方式使他没有像嵇康那样慷慨陈词以泄心中之怒，终而苦闷一生，郁郁而终。

二、“痴狂”与“峻烈”的性格《汉魏六朝的思想和文学》在评论阮籍的“白眼”、“青眼”时，有这么一段评论：阮籍的这种态度实过于傲慢，乃至专横，这种态度不正是令人厌恶的优越感、张扬的表现吗?评断是非的尺度不是正与不正、善与不善，而只是所谓的雅与俗、清与俗的区别，以此褒贬众人，正是自己为优越的特权意识的必然产物。

……以阮籍为首的清谈之徒几乎都出身于显赫的名门望族，且属于一流的知识人，他们何以如此近乎神经质的嫌恶礼俗之士?何以对诚正笃实的现职官员不惜以身体语言表示拒绝?笔者暂不去讨论上述观点的对错，引此一例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痴人是不容易为俗人所理解的。

如果那样评论阮籍的“矫情”之举，实在是委屈了他。

我们知道阮籍和嵇康是不入俗的，但他们并不以雅自居。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事实上，他们不仅对“俗”深恶痛绝，而且对所谓的“雅”也是反对的。

这是为什么呢?书载阮籍是“时人多谓之痴”，这个“痴”字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正如周汝昌在《说痴》一文中说得那样：与俗人的对应品目，不是雅人，实应是“痴”。

应为一提雅人常常带着酸溜溜的气味，又往往有虚伪之感……“雅的俗不可耐”是有的，“痴”的俗不可耐却是不能成立的。

周汝昌对雅、俗、痴的论述是很深刻的，阮籍之所以连所谓的“雅人”一起贬弃，正是因为雅人也是俗人。

关于“痴”字，在最初造字的时候，它的意思应该近于一种生理现象。

而关于“痴”字的意义演变，周汝昌先生在《点评红楼·说痴》一文中认为：“痴，本来是一个生理问题，无甚深意可言。

大约从魏晋南北朝那段时期起，它渐渐‘转化’成为一个‘文化问题’。

”笔者认为，痴狂是一种情态，是痴于追求，爱得不能自己，又或迫不得已，情极所致，世人不能理解才谓之痴。

阮籍并非自作高雅，而是痴狂，对现实不满，激愤满怀，又无计可施，因而成狂成痴，做了许多世人不能理解的事情。

正如《世说新语·任诞》中裴楷说得那样：“阮籍，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

我辈俗人，故以义轨自居。

”阮籍的矫情之举看似无情，实则是情之所钟。

就痴的程度来说，嵇康没有阮籍深。

因为嵇康的峻急刚肠使他与阮籍的迫不得已情极而痴有了不同。

嵇康走向了坚决的反抗，他对司马氏政权下的礼法之人熟视无睹，甚至调笑奚落。

嵇康的性格比阮籍的性格刚烈，虽然王戎说他在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但嵇康到底未能忍耐得住。

当他一吐为快时，就显得特别激跃，有一股振聋发聩之力。

他高声疾呼“非汤武而薄周孔”、“六经未必为太阳”。

就连“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的冷隽发问，也可以感受到那不可遏制的情怀。

他实在不能“含污藏瑕”，生存的威胁并不能阻止他把自己坚决与当权者对立起来。

他断然与山涛绝交的指桑骂槐，似乎是隐忍了多年的情绪一次爆发，也最终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

嵇康刚直峻烈的性格，使他没有像阮籍那样痴得“疯疯癫癫”，却比阮籍多了狂放之气，终为社会所不容，留下一腔悲愤，还有那一曲荡人心魄的《广陵散》。

阮籍虽也不拘礼教，但他能“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所以尽管他也始终面对危险，却未像嵇康那样遇难而保全了一生。

三、诗歌创作的差异对于阮籍和嵇康的诗歌，前人早有评价。

刘勰以“嵇志清峻”来评价嵇康诗，又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翩而同飞”。

阮籍与嵇康的诗歌不同之处甚多，这里仅从三方面进行简单评述。

首先，题材内容上的不同。

从题材形式上看，阮籍的是82首《咏怀诗》都是五言诗。

因而，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说“五言诗，起于汉代无名诗人，经过建安时代许多人的提倡，到阮籍才正式成立。

阮籍是第一个用全力作五言诗的人”。

而嵇康的53首诗歌中以四言诗为主，有30篇；其他五言、六言、骚体等题材都有。

在内容上，阮籍的诗歌真实表现了诗人一生的复杂思想感情，大都为忧生之嗟、迁逝之悲。

而嵇康的诗歌主要是言志，表达对理想的追求，对现实的人生的否定，表达向道的复归。

其次，从诗的艺术风格上看，就诗的旨意来说，阮籍的诗隐晦，“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有“阮旨渊深”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