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缅作战前戴安澜的家书----转载

赴缅作战前戴安澜的家书----转载[摘要]那时家里的生活很苦，母亲用积蓄在贵阳购置了马车，雇人赶马车赚点生活费。

戴安澜与夫人王荷馨及子女们写信人：戴安澜讲述人：戴澄东（戴安澜之子）戴安澜（1904～1942），国民党名将，原名戴炳阳、字衍功、自号海鸥，汉族，安徽省无为县仁泉乡（今洪巷乡）练溪社区风和自然村人。

1926年黄埔军校三期毕业。

曾血战古北口，是二战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

1942年，戴安澜率第200师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赴缅参战，取得同古会战、收复棠吉等战功。

1942年5月26日下午，在缅甸茅邦村作战中负伤的戴安澜因伤口溃烂感染光荣殉国，年仅38岁。

亲爱的荷馨：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

端公仙逝，未及送葬。

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

但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

你只苦得几年，即可有福，自有出头之日矣。

望勿以我为念，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

生活费用，可与志川、子模、尔奎三人洽取，因为他们经手，我亦不知，想他们必能本诸良心，以不负我也。

安澜民国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子模、志川、尔奎，三位同志鉴：余此次远征缅甸，因主力距离过远，敌人行动又快，余决以一死，以报国家！我们或为姻戚，或为同僚，相处多年，肝胆相照，而生活费用，均由诸兄经手。

余如战死之后，妻子精神生活，已极痛苦，物质生活，更断来源，望兄等为我善筹善后。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想诸兄必不负我也。

手此即颂勋安。

安澜三月二十二日1942年，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的第5军200师师长戴安澜到达缅甸同古。

3月22日,同古保卫战进入危急关头，戴安澜开始作最坏打算。

在下定死守孤城的决心后，他提笔给妻子写下了上述义无反顾而又儿女情长的家书。

不过，这封家书没能寄出。

妻子王荷馨见到这封家书时，见到的还有戴安澜的遗骨。

母亲的名字是父亲取的父亲是安徽无为人，7岁入私塾就读，14岁拜桐城派学者周绍峰为师，因古汉语基础很好，深得周先生青睐。

后来他还在陶行知创办的安徽公学学过半年，也颇受新思想与新文化影响。

父亲与母亲是打小定下的娃娃亲，父亲在安徽平原地区，母亲在山区。

父亲在黄埔军校毕业之后，留在了国民革命军司令部里面工作，是叔祖父将母亲带到了那里。

1927年，父亲与母亲在广州结婚，当时母亲目不识丁，也没有名字，只是叫做“王家姑娘”。

母亲的文化是父亲教的，母亲的名字也是父亲给取的，但并不是这封家书中的“王荷馨”，而是“王荷芯”。

之所以取这个草字头的芯，是因为父亲说，做军人的妻子就要像荷花的芯，像莲子一样，要含辛茹苦。

结婚一年之后,在父亲的帮助之下,母亲读书认字,两人感情也日渐升温，母亲自己把名字改成了“王荷馨”，取馨香之意。

父亲很爱学习。

小时候读私塾，不会几何代数，是后来自学所得，解不出的题会让他困惑自己怎么这么笨，好不容易解开了题又会开心得像个孩子。

当了团长之后，父亲还跟着东北来的大学生学习英语，到了缅甸之后，父亲已经能用英语进行一些简单的交流。

一些当时在缅甸当翻译的人告诉我，戴将军经常会问一些单词，比如缅甸天气很热出汗怎么讲，出汗出得很多又怎么讲。

父亲更爱看书，即便行军打仗期间，也不离书本，他规定自己一年要看一两百本书，如果到了年底发现没有完成目标，第二年还要再增加。

大哥哥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那时候大哥哥跟父亲一起在司令部，每天晚上就在俩人住的庙里看书。

当时的油灯要用灯草，哥哥一根，父亲一根，哥哥在灯下做小学作业，父亲看自己的书。

哥哥看完书灭掉灯草去睡觉，常常一觉醒来，发现父亲还在看书。

当场提拔了重机枪连的中尉这种严格要求不仅对父亲自己，也对他的部下。

1939年1月份，父亲到了200师，扩成第五军之后，有一部分是老兵，还有一部分是临时拉来的壮丁，这样一个部队怎么才能带好？父亲是着实下了一番功夫的。

父亲要求团长以上包括师长，也就是他自己，各种型号的机枪都要会使用，由连长、排长、营长来教。

父亲说，知识技术是没有官阶的，你懂你就是老师，你教我们就学。

湖南老兵李正义原来是父亲部下重机枪连中尉副连长，有一天父亲去到他们连队座谈，父亲问，如果重机枪晚上在黑暗中出了故障怎么办？李正义就举手说自己不需要用眼睛就能修理好。

父亲真的叫人蒙上了李正义的眼睛让他拆装重机枪，又让他一个人扛着原本两个人才能扛起来的重机枪跑了十多米远。

第二天9点多，师部来了一个命令，李正义升任重机枪连上尉连长。

父亲还给连队里发锣鼓、发纸笔，教大家学唱戏、学画画、学写字，用现代的话来说，应该叫“丰富士兵的业余文化生活”。

除了军事素养，军队的纪律也是父亲严格要求的一方面，“忠、勇、勤、廉”四个字是父亲给200师士兵的要求。

部队在云南保山一带时，有个士兵买烟没有给钱，差点让父亲枪毙。

父亲也从不任人唯亲，而是以人的品德好坏来知人善任，他的军需是一名品德优良、为人可靠、一心抗日的东北青年。

父亲有严格的一面，也有另一面，在部队里士兵还称呼他为“菩萨”。

十八九岁的士兵奶气未消，因为觉得笨重，晚上站岗不愿意穿棉大衣，父亲怕他们寒气入体，一定要拿了棉大衣给他们穿上。

父亲小时候家里很穷，在安徽公学之后因为家里没钱就回了农村教书，经常喝点凉水充饥。

在广州考黄埔军校的时候，体能考试要跑3000米，他跑了1000米身体就吃不消了。

叔祖父要去找人说情，保荐父亲，但父亲他不肯，他说将来我假如要进黄埔军校的话，我将来就要过军人的生活，我要带兵，要打仗，我要有一段时间自己去当兵，去了解战士的情况。

因此他也就去了国民革命军，当了个二等兵。

在国民革命军里面有饭吃，还学广东人冲凉水澡，很快身体就壮实起来。

1924年12月，父亲进入了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

老乡说出“我们一定能回国”，父亲才闭眼我出生在1941年，当时日军占领了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缅甸等地，中国西南大后方日益孤立，从陆上和海上取得国际补给的渠道逐渐被隔断，中国和英国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成立军事同盟。

1942年元旦前，200师到达与缅甸山水相连的云南保山，等候入缅的命令。

2月底，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编成远征军向缅甸进发，中路作战的第5军既要抵御正面之敌，又要策应东西两路，任务最为艰巨。

父亲在缅甸打的第一仗在距离当时的首都仰光50公里的同古。

3月6日，父亲率师部进驻同古。

3月8日，仰光即陷落。

作为从仰光北进曼德勒的铁路要冲，同古成为阻止日军北进的一道屏障。

3月的缅甸正值旱季，同古附近又是一片全无依托的广漠地区，对阻止日军进攻极为不利。

待200师集结完毕之后，父亲就派兵到同古以南12公里的皮尤河畔，接替英军防务，掩护英军撤退。

3月18日，驻缅英军全部撤退,日军跟踪追击。

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敌遗尸20余具、步枪11支、轻机枪2挺、摩托车19辆。

在清理战场时,还从日本军官的尸体上搜出日军作战部署图,摸清了敌军的底细。

日军先头部队遭此打击后,其后续部队仍猛烈攻击。

3月21日，经过一整天的激战，父亲发现日军不断增兵，并配属重武器。

援军不至，为恪尽职守，父亲准备战死同古。

他给各团团长打电话，表明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命令各团营进入阵地，准备战斗。

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

”然后，父亲就坐在小桌前，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之后又给军中至交子模、志川、尔奎三人写信，希望倘若自己战死，他们能够为自己善后，帮妻子儿女渡过难关。

写完之后,父亲即将信与日记本装入他使用的作战皮包之中,他因决心战死,所以连一生养成记日记的习惯也停了下来。

经过同古、棠吉战斗，200师还有兵力5800余人，父亲决心要把这支部队带回国,尽快与军部会合，重整旗鼓，再击倭寇。

但回国之路尽是险途，他们需要渡过两条大河，跨越三条公路。

200师在不见天日的森林中钻来钻去,没有给养,没有水喝,路经常走错,头顶上还有终日盘旋的敌机。

5月17日，父亲率200师越过细泡至摩谷公路时,没料到早有敌军兵力预先埋伏在公路两旁。

待前卫部队通过后，敌人开始了扫射。

在滂沱大雨中,全师经过一夜激战才摆脱了敌人，伤亡惨重。

父亲胸部、腹部各中一机枪弹。

如果在正常作战条件下，父亲应该可以挽救回来，但当时连日大雨，父亲的伤口被雨水浸泡后感染化脓，卫生员在奔跑中又丢了急救包，他伤势很快恶化，高烧不退。

部队到达茅邦后，在村旁有一座寺庙停下休息，待规划了回国路线之后，父亲示意身边的卫士把他扶坐起来，面对北方祖国的方向深情地望着，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没能说出来，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父亲牺牲的时候，眼睛都没有闭。

我们家乡的说法是，人去世之前最后一眼看的是哪里的人，将来就会跟着他走。

所以士兵很快找来父亲家乡的人，说：“请师长放心，按照你的部署，我们一定能回国！”之后，父亲才闭上了眼睛。

父亲灵柩每到一地，民众都自发加入迎送行列父亲去世之后，工兵营砍了一棵攀枝花大树，将树干掏空作为棺木，将父亲的遗体入殓，跟随部队前进。

但由于天气炎热，尸体开始腐坏，他们决定将父亲的遗体火化。

士兵在瑞丽江的江心滩上堆放好木材，将棺木放在上面。

为防止日军突袭，重机枪连还在两侧山头警戒。

点火之后，两岸的士兵举手敬礼。

之后，他们收殓了父亲的遗骨，放在棺木里。

后来过关的时候遇到一位老华侨，将自己的棺木给了士兵，到了昆明之后又重新买了一个更大的棺木。

从云南到贵州再到广西，父亲的灵柩每到一地，民众都要自发地加入迎送的行列，拜祭这位抗日英雄。

1942年10月,美国政府曾颁授父亲一枚懋绩勋章，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

但到了“文革”时期，有人说“戴安澜是国民党，你们家的烈士证是假的”，然后跑到家里去抄家，这枚勋章也在抄家中丢失了，我之前去美国，在那里才看了一些这枚勋章的资料。

母亲在昆明看到父亲棺木之后要开棺验尸，好多人劝才放弃了。

当时母亲心情很难过，听到父亲牺牲的消息她都想要放弃生命。

在父亲留给她的家书中，鼓励母亲要坚强地活下去，母亲也确实做到了，承担了这一大家子。

除我们四个孩子，奶奶、三叔、四叔，还有我父亲几个好朋友的孩子都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大家庭，都要靠母亲打理。

那时家里的生活很苦，母亲用积蓄在贵阳购置了马车，雇人赶马车赚点生活费。

我小时候冬天是没有棉鞋的，就是穿布鞋，裤子也是两条单裤。

直到1952年，大哥大学毕业分配到同济大学工作，我们才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来源。

我结婚的时候，母亲在上海跟哥哥在一起，哭了一个晚上，因为她终于完成了父亲交给她的任务，最小的孩子也成家了。

母亲晚年常思念父亲，母亲经常念叨：几十年了，你父亲连个梦都没有托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