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创作生涯中最早的两首诗

茅盾创作生涯中最早的两首诗

茅盾先生晚年,在其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一书中的《创作生涯的开始》一章,这样说,

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的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

这段文字中,他所指的“创作”是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潜回上海,蛰居家中,为解决生计而开始的中篇小说《幻灭》的写作,并非泛指包括诗、小说、散文和戏剧四大类文学样式的写作

茅盾先生的文学创作,最早采用的文体应该是散文,大约始于20世纪的20年代初,成就颇大。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的当晚,他写了《五月三十日下午》一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开茅盾叙事散文创作之先河”之誉,被进步文坛视为“五四”以来,散文创作的新航标。写于1941年的,赞美解放区军民边抗战、边生产的艰苦卓绝精神的《白杨礼赞》,则是他抒情散文最具代表性的佳作。收集于他自编的散文集《见闻杂记》。新中国成立后,该文被选作大中院校

文科教材,在青少年朋友中诵读,影响极大

采用最晚、最少的文体是戏剧。1945年,茅盾先生以当时国民党权力中心――

重庆发生的一桩“黄金舞弊案”丑闻为背景,创作了揭露国民党统治黑暗、腐朽本质的五幕话剧《清明前后》。这是他一生创作中唯一的剧作。当时,在重庆由脱离军阀盛世才统治的新疆,返回重庆不久的进步演员参加,赵丹导演,公开演出,引起轰动。连续演出四个星期,几乎场场爆满,被誉为“大后方‘剧运’,戏剧运动,的一个新的起点、一个好的倾向和好的作风的范例”

在茅盾的创作生涯中,唯独诗创作是和小说创作始于同一的时段――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这两者之间,又以诗创作略为领先,这是值得注意的1927年夏秋之交,一度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使茅盾痛心、悲观,也使他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中国革命的道路应该怎么走,”――这些时代提出的命题,纠结于他的心头,一时找不到明确的答案。《我们在月光底下缓步》和《留别》这两首诗,便是他在这样的心绪下,滞留庐山牯岭时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最早的诗创作。他创作最早的小说《幻灭》,则是八月中旬,从庐山下山,而后船、车交替,经镇江、无锡,潜回上海,闭门不出,“从九月初动笔,用了四个星期写完”的

一

我们在月光底下缓步

我们在月光底下缓步,

你怕草间多露

我们在月光底下缓步,

你如何懒懒地不说话,

我们在月光底下缓步,

你软软地头靠着我的肩窝

我们在月光底下缓步,

你脉脉双眸若有深情难诉，

终于你说一句,明日如何……

我们在月光底下缓步

1927年8月9日

1927年,茅盾先生根据党的安排,曾先后担任国共合作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我党实际控制的《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总编辑,。这一年蒋介石和汪

精卫先后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茅盾先生秘密离武汉,拟经九江赴江西南昌参加武装起义。但因赴南昌火车停开,翻越庐山前往的道路也被封锁,加之自身患顽疾“腹泻”,只能滞留庐山,错过了“八一”南昌起义。诗就写于这个时候。发表在同年12月4日出版的《文学周报》第5卷第18期,署名“玄珠”

这是一首自由体的抒情诗,明显地具有“五四”后的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的诗风特点

全诗五节,句式简单,二句一节。乍一看,这只是一首描写一对月色下漫步的青年情侣间,相依相偎,深情互望,亲昵缠绵的情诗。但联系诗创作的时代背景――一度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失败――来看,显然是大错特错了

这不是一首通常意义上的“爱情诗”

诗是以男主人公的口吻写的。诗的前四节,每节上句都是“我们在月光底下缓步”,回环往复,音韵和谐、婉转。下句则分别以“怕草间多露”,“如何懒懒地不说话”,“软软地靠着我的肩窝”和“脉脉双眸若有深情难诉”的词语,将女主人公低落的心境、懒怠的神态、茫然的举止和无奈的情绪,刻画得淋漓尽致。这是作者假借诗中的“恋人”这个角色,抒发自己思想上的苦闷和困惑

诗的第五节,句式做了变动,改“上句重复”为“下句重复”。这一变更,突现了女主人公的“超凡出众”。沉默中的“你”,终于说了一句,“明日如何……”就这简单的一句,把一个貌似懦弱、胆怯,却又有大丈夫般精神担当和人生追求的女子形象展现于世人面前,令人敬佩动容

“明日如何……”,这是当时许多人关注,又说不清、道不明,欲说还休,难以解答的人生难题。诗中,既透露了诗的主人公追求革命理想受挫时的苦闷和彷徨,也反映了诗作者

对革命前途、命运的困扰和担忧。这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

这样的一首小诗,茅盾先生故世后,却被人曲解和亵渎了

南京凤凰读书俱乐部刊物《开卷》第44期,刊有《茅盾的一首情诗》一文,对

这首小诗的“来龙去脉”做了“评述”。此文,开头亦善,较为客观地称,“诗很婉约,柔情而含蓄,是茅盾小说、散文里不多见的风貌。”然其后,笔锋一转,又有了“诗也写实,记了一幅生活画面,显然背后有一段他与她的故事”一段言语。这个“她”是谁,该文作者断定“她不是秦德君……应该是范志超”

范志超是1927年大革命时,在武汉与茅盾“隔街相对”居住,常在茅盾家“躲

避男性追逐”的丧偶女子,“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与茅盾在庐山不期而遇”,后又同乘一船“顺流东去”,在双人舱里“倾诉自己婚恋经历”。新中国成立后,先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执教,后在保定“某个幼儿园工作”的老同志。这在茅盾的回忆录中,有所记述,是很自然的。但却因此,范志超老人被该文作者无端地牵扯进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感情纠葛之中。该文武断地强调,“……这些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均有记载,并不像秦德君似的抹得干干净净,大概必竟没有发生像秦德君那样的

‘事情’。”至于茅盾回忆录中没有提及《我们在月光底下缓步》这首小诗,是因为“茅盾

后来生活里出现了秦德君,范志超淡出,乃人之常情……然而,《我走过的道

路》记述了两人的那次同行,且记得那么具体,而这首小诗描写的情景是在同行之先,读者难免会生疑问,这一段同行,真的只像茅盾晚年追述的那么平常么,……对照这诗读《我走过的道路》相关记述,或许有助全面地理解认识这位大文豪”

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不仅有对茅盾作品的误读和任意曲解,还充斥着对茅盾人生的怀疑责难和冷嘲热讽。这令人吃惊,不可理解。在读书界,影响是十分恶劣的笔者出生迟晚,1938年,,认识浮浅,难以认知和理解前辈人这样、那样的人生经历、坎坷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但如果像《茅盾的一首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