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中日教育发展之比较

2010年5月 学　术　交　流 May,2010

总第194期　第5期 Acade m ic Exchange Serial No .194　No .5

①　[美]费正清(编)1《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388页。

[收稿日期]2009-12-30

[作者简介]高学军(1969-),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副教授,硕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甲午战争前中日教育发展之比较

高学军

(齐齐哈尔大学社科部,黑龙江齐齐哈尔161006)

[摘　要]中日两国同是亚洲国家,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但进入近代后,两国却分

道扬镳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改革走上了具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却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两国的近代化程度相差悬殊。特别是甲午战争前后中日关系的转化,说明近代教育成功与否对近代化的影响。我们通过甲午战争前中日近代教育发展的不同轨迹,来剖析其背后历史因素。

[关键词]同文同种;甲午战争;中日近代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9;K25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0)05-0193-04

中国和日本同处亚洲,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相近的文化传统,在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后,都遭遇过西方列强的侵略。但进入近代以后,两国却分道扬镳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变革封建制度,在“和魂洋才”精神指导下改造社会,改造国民,发展资本主义,走了一条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近代化实现要早些。而中国则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现近代化相对晚些,近代化的程度也相对较差。

就中国而言,1840年鸦片战争拉开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的势头下逐步调整他们的思想模式和价值观。并随着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政治改良运动将学习西方的步伐由器物层面上升到政治制度层面,进而推进到文化教育层面。而就日本而言,1853年美舰闯入浦贺港,标志着日本近代史的开始。1868年颁布的《五条誓文》,又意味着具有政治变革,社会思想转变意义的明治维新全面展开。为尽快摆脱外来干涉,赶上欧美,实现近代化,日本大量吸收西方先进思想和理论,效仿西方教育实践,建设近代教育制度,于1877年颁布《学制》,宣布了“国民皆学”的宗旨。可以说,1840年以后,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东西文化隔绝、半隔绝状态被打破,东方古代文明与西方近代文明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中日两国先后面临西方的冲击和挑战。甚至“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危机比日本与西方关系的危机”还要

早些。①

而中国的屈辱与失落,未能使中国人迅速觉醒,却

使日本人在震撼中崛起。1894年甲午战争,中日的交锋

及中国的惨败,又是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一次直接的碰撞和较量,中国在战败后转而学习日本,进行近代教育改革。而日本教育则开始向军国主义转化。

因此,无论从文化史,还是近代化发展角度,近代教育对中日两国近代社会发展都产生着重大影响。本文以甲午战争前中日近代教育的发展轨迹为切入点,剖析“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在近代社会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其背后的历史因素,以及对战后两国教育的影响。

一、甲午战争前中国教育的发展状况

一般认为,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封建统治,开始了近代化进程,中国教育也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换,并促成了晚清时期的教育改革。也就是说,中国在经历空前民族灾难和社会变革的同时,也经历学校与科举、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激烈纷争的教育变革。这其中的作用力既有中国传统教育的没落,也有外国教育的渗透。而外国教育的影响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鸦片战争后,欧美文化和教育的影响,一是甲午战争后,日本教育的影响。

第一,晚清传统教育的衰落。

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在明清两代,随着封建制度的高度成熟而日益发达,其中包括两个教育系统:一是官学,一是民间私学。

官学一般分为中央与地方两部分,中央设国子监,掌管全国学校,是全国最高学府和行政机构,地方按行政区

域设府、州、县学,总称儒学。“凡学皆设学官以课士”,学官即教授,生员初入学者,称附学生,简称附生。而学校的目的在于“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1]。直到清朝灭亡,这种官学制度也没什么根本变化。

私学系统从古代就非常繁盛,孔子被认为是私学的创始人。从战国时代的夫子设坛讲学到汉代精舍,再到宋明时期的书院,私学一直绵延不绝。到明清两代私学超过历代,除书院外,还设小学、社学、义学和私塾,私塾是当时蒙学教育的支柱之一,发挥着普及教育的功能。

但实际上各类学校不过是科举制度的附庸,与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密不可分。秦汉之前选官注重血统,“血而优则仕”;汉朝推行察举制,血缘仍很重要。科举制度由隋唐开始,到明清时代达到极盛,它以八股取士的方法,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士大夫人生选择:或者学而优则仕,或者退而求其次,走学术和教书育人之路,从而将中国士大夫的思想束缚于儒家为中心的文化范围之内。因此到晚清时期,表面上学校教育制度十分完备,各类学校齐全,实际上“儒学寖衰,教官不举其职。”[2]一方面学校教学日益空疏,教学课程成为科举的附庸,“四书”、“五经”、八股文既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也是教学的内容。另一方面,教育管理日益废弛,“巡视考课”制度形同虚设,科场舞弊五花八门,空疏之风盛行。正如梁启超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说:“自考官及多士,多又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者。至于中国舆地不知,外国之名形不识,更不足责也。”

第二,西方教育的冲击。

正当传统教育日益衰落之际,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第一次中西文化的冲突,统治阶级内部开始分化,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改革思潮,教育的变革,就是这种愿望的体现。

首先,以林则徐、魏源、龚自珍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先进知识分子,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汽船与帆船、来复枪与弓箭的比较思考中,明显感到中西军事技术上的差距。开始批判旧式传统教育,主张变革社会,以“经术为治术”,发扬“经世致用”学风,“不拘一格降人才”;同时提倡西学,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预示着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换。这些变化已隐约透露出洋务派“西学为用”的观点,但只是看到中西军事技术的差距,没有更深入的思考。

其次,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及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统治阶级内部进一步分化,学习西方的步伐大大逼近。这就是19世纪60-90年代以奕訢、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进行的洋务运动。他们企图在不变更传统教育体制的前提下,对中国传统教育中的不足进行弥补。洋务派认为,西方之所以在武力上优胜于我国,关键在于“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有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3]。是传统知识的取向和知识分子治学道路问题。据此,他们对传统教育进行几个方面改革: 11把兴办新式学堂作为洋务教育一项重要内容,培养了第一批具有近代知识的知识分子、科技人才和新军将领。1862年,恭亲王奕訢在京师创办洋务派第一个外国语学堂,即京师同文馆,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学堂,成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开端。此后三十多年间,洋务派主要创办了几十所新式学堂,主要包括外国语学堂(又叫方言学堂)、技术学堂、军事学堂。表明洋务派对洋务人才的基本要求和对西方文化的基本选择是在西文和西艺上,其目的在于适应当时外交和军事上的需要,以巩固封建统治。对外国语言文字(即西文)的重要性,奕訢在奏请设立京师同文馆时说:“与外国人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4]对自然科学知识(即西艺)的重要性,左宗棠在奏请开设福州船政局时也说:“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接受,为永远之利,非如雇买船之徒取济一时可比。”[5]可见,洋务派认为船坚炮利、先进的科学技术,是西方战胜中国的主要原因。

21洋务教育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科技知识。他们认为如选派一批“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计,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6]从1872年到1886年清政府先后派数批留学生,分赴欧美学习,不仅培养了一批科技、海军、外交和企业管理人才,而且了解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哲学思想,成为中国由封闭向开放转变的一个起点。对清末政治、外交、文化教育都产生重大影响。

31洋务教育在变革科举制度上也做了尝试,如沈葆桢设算学科,丁日昌请奏武科设试枪炮等。1887年,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商议,要求各省允许学生报考算学。1888年戊学乡试,又将各省送报考生及同文馆学生32人,试以算学题目,取举人一名。虽然这些变革甚微,但毕竟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造成了一定冲击。

总之,洋务教育三十余年,花重金购买西洋军火,聘请教师,培养留学、外语等人才,结果“未尝有非常之才,出乎其间,以效用于天下,”最多“仅为洋人广蓄买办之才”而已。[7]在教育改革上许多主张仍沿用传统“经世致用”之说,其有代表性的“中体西用”主张,实际上也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延续。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就是“变器不变道”。一方面想以中国“三纲五常”这个“体”,作为立人立国之本,一方面又想以西艺、西文等西方技术这个“用”,作为立人立国之器,达到“智以救亡,学以益智”目的。这就充分暴露了洋务派对西方文化的矛盾态度和心理。既想从思想到行动完全维护封建制度,不改变中国的风俗习惯,又想承担改革使命,学习西方的技艺,结果一切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被排斥于洋务教育之外,使洋务运动最终难以把中国带向近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