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成都东山苏氏家族经济考察_胡开全

史坛纵论772014年第5期胡开全成都东山是指成都东门沙河一线以东至龙泉山的浅丘低山区，清代这里主要归属于成都府华阳县及简州。

因这里是中国西部著名的“客家方言岛”，因而被学界长期关注。

该区域虽然邻近“川西坝子”，但农业生产条件在川西坝子中相对较差。

同时，该区域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因靠近成都这个主战场，人口遭受重大损失。

在清代中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潮中，接收并容纳了大量来自闽、粤、赣三省的客家移民。

他们因路途较远、来得较晚、已经没有机会“插占”平原大坝，[1]但因其与生俱来的商业头脑，千方百计要靠近成都这个大市场。

这批以家庭为单位的移民从清康熙中后期开始陆续到来，在清代近200年相对稳定的社会背景下经历了立足、创业、人口发展、文教繁荣，先建同乡会馆、再建各姓祠堂的过程。

该区域的家族一方面是基础不够雄厚且发展时间短，另外本地并无很大的商机，导致东山没有出现在全国有影响的豪门巨贾。

苏氏家族在东山上也非显赫，其在东山上整体规模和影响不及清水沟范氏、清泉镇廖氏，以及在《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1754-1949）》（以下简称《契约文书》）的分关约中出现的张氏等。

这里选择论述苏家，仅仅是因为涉及苏家的契约文书多且关联性强。

在《契约文书》中，“共收录与苏氏直接、间接相关的契约近90件，其中地契24件，卖地定金约34件，送讨阴地约21件，掉换田地约1件，佃田地约2件，收据4件，分关1件”[2]，此外还有9件捐功名所获政府公文。

其它数据也保存得相对完整，能很好地为我们展现一支清代前期移民到此的客家家族经济在东山上的发展历程，为我们树立一个可供立体触碰的模型。

一、苏氏家族的来源及规模民国23年（1934年）刻本《华阳县志》卷十六、人物第七之十的《耆耇表一》在九十一岁一栏中记有华阳苏氏的代表性人物苏邦贤；[3]卷十七、人物第七之十一《孝义表二》中的“孝友一行”中载有苏邦贤的孝行。

[4]笔者从华阳苏氏入川后第10代子弟苏淘声[5]手中得到并影印了一本《华阳苏氏族谱》，这本族谱是癸卯年（1903年）十一月冬至日苏氏族人致祭于勇公（即苏成勇）时商议续修，只记录了清代苏氏家族入川始祖、第二代及第三代成勇公一脉发展到清代末年的情况。

而苏氏的入川始祖苏子盛共有5个儿子，苏成勇本人也是三兄弟，即华阳县苏氏一族的总规模应比《华阳苏氏族谱》所载苏成勇这一脉大很多。

本文叙述及访问都以苏成勇一脉为主。

据《华阳苏氏族谱》载：六世祖苏子盛，字永霏，妣氏廖，二老于雍正三年乙巳岁（1725）十一月十六日，率子孙在广东和平县浰头大浦甲起迁，越雍正四年丙午岁（1726）三月十六日，方至四川成都府华阳县东门外三甲，地名七根槐，佃丁姓田地，遂兴家立业。

苏氏在清代字辈系“子、元、成、定、邦、国、大、振”八代人，其中《契约文书》所涉及的清代成都东山苏氏家族经济考察摘 要：成都府华阳县苏氏这支客家移民在清代前期迁徙到西蜀，先佃种、再购田定居、灵活运用地契和定金约完成了从小宗到大宗购买田地。

其发展过程中苏邦贤、苏振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修建祠堂、捐功名、办（入）学堂、担任实职官员，苏氏家族入川近200年间由佃户发展成地方望族。

在这段历史进程中苏氏族人热衷于投资不动产和捐功名，并始终保持耕读传家的家族传统。

本文通过对华阳苏氏个案复原性质的描述，试图构建一个清代四川中等规模家族经济发展的模型。

关键词：地契，定金约，家族经济，捐功名史坛纵论782014年第5期人主要集中在“定、邦、国”这三代人。

苏子盛（字永霏）是华阳苏氏在东山立足开基的始祖，其原乡广东和平县浰头（现浰源镇）属于粤、赣两省交界处的低山区，耕种条件比成都东山还差，因此到达东山后能很快适应。

其孙辈中属苏成勇（1716-1792）一脉发展最好，苏家在青龙埂的祠堂就叫“成勇公祠”。

《契约文书》中没有收录买主为苏成勇的契约，但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档号011地契中的地邻位置有苏成勇，说明当他46岁时，已是某宗田地的所有者。

其早期所买田地可能并入了后世子孙所卖田地之中，或者因后世子孙逐渐向成都城区发展而被置换掉了。

这支苏氏族人以青龙埂、皇坟湾为中心，向四周发展。

据族谱记载，清代族人聚居的地方，向东有：两河口、双灵观、老陶沟、大面铺；向南有：涂家堰直至官家堰、罗家山、梁家山、高竹林、簧门铺、洗面桥；向西有赖家店、倒石桥、省城（即成都市区）、温邑（即温江县）板板桥和王家桥；向北有：老鸦林、灯草堰、清水沟等等。

据苏贵声[6]口碑资料，到民国后期，苏家在东山上的产业从西河场向西延伸至赖家店（保和场），绵延约20里。

二、苏氏家族经济的发展历程苏氏家族入川较晚，失去了直接“插占”田地的机会，而自身所带钱财有限，无法直接大量购置房地产。

如民国11年（1922）重修的《冯氏族谱》载，“……第十四世祖其焕公，原居广东嘉应长乐县（今五华县）砖斗寨……雍正初年……由粤来川，在成都府华阳县东柳树湾（今属龙泉驿区）觅一宅场，田地一大段，命仲昌公、叔昌公伙买，以为基业，奠立家室……”于是从佃田开始创业，而“佃农为农业梯阶中之低级者，农民由雇农而佃农，由佃农而半自耕农，由半自耕农而自耕农，正可借此种阶梯关系增长其经验，以为独立经营之预备。

”[7]苏氏家族虽然没有从事雇农的过程，但仍是由佃农开始进入成长阶梯中较为典型的例子。

上文中提到“佃丁姓田地，遂兴家立业”，关于“丁氏”，笔者于2013年5月9日下午对龙泉驿区西河镇卫星村二组现在56岁的丁双喜进行了访谈。

根据他与家人邻里所谈口碑资料及其所提供的《续修丁氏族谱》所载，将丁氏入川始祖创业过程总结如下：丁氏始祖一行几人，于康熙中期由湖广入川。

当丁氏先祖到达时，东山上荒无人烟，遂充分享用了“插占”政策，尽自己的力量插占了十分宽广的范围：东到简华桥，南到现在的跃进村，西到大草坪（十陵镇太平村），北到傅家店，总面积上万亩。

其中有“七根槐”、有以丁姓命名的“丁家大堰”和“丁家岭”，还有《契约文书》几宗田地交易的地点，如“双灵观”和“灯草堰”。

但丁氏历经几代仍然人丁稀少，无力耕种，内部任随大量田地弃荒，外围种植树木和斑竹为主的林盘来划定范围，形成当时著名的“丁家老虎林”——意即林盘宽得里面时有野兽出没。

而双灵观原名丁家庙，后来因为公用，人们以里面供奉两尊“灵观菩萨”而命名。

随着移民的优惠政策时效到期，政府要按田亩收税，丁氏家族内部的人口仍然不足以耕种自家的田地，不得不以比较优惠的价格出售、招佃、或先租后卖。

先期低价卖给杨家和干家；后来再佃耕，如刘家佃耕不久，又以2000两银子购买其所佃耕的田地。

再后来，丁氏与朱氏两家相约到西河场开展商业活动。

丁氏先开药店，取名“济生堂”；朱氏开“么店子”，后来此处才逐渐形成场镇——以位于西江河以西而命名的西河场，于是丁家有“先有济生堂、后有西河场”的说法。

这方面，《朱氏族谱》能很好地加以佐证。

据《朱氏族谱》，其入川始祖必达公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到达东山，迁徙途中以卖“丁丁糖”为业，后“于康熙年间在西河场作专门给人打斗的斗户”[8]。

在清朝康熙政府中前期，为鼓励外省人入川插占田地，规定了税收优惠期。

据《清实录》记载，开科的年限由三年延长到五年，再到“十年起科”[9]。

而实际由于康熙年间四川人口没有发展到比较理想的数量，地方官员一再向朝廷要求延缓“起科”的时间。

“四川巡抚年羹尧疏报：川省成都等府百姓，自首田地一万五千三百八十顷有奇，照例于康熙五十年起科”[10]。

同时相应的配套政策还有“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川开垦者，准其入籍”[11]。

所有这些政策，对先期到达并插占大面积田地的移民是有利的，但却不等于就会顺理成章地发家致富，丁氏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最终一个家族的经济史坛纵论792014年第5期能不能健康发展，取决于其家族人丁是否兴旺，决策的发展方向和方式是否科学，肩负创业或中兴的人员是否健康长寿，是否对功名和财富有不懈追求的精神。

苏氏的入川始祖苏子盛，于雍正四年（1726）“率子孙”移民入川，子辈依次是“元莲、元萼、元德、元苍、元胜”五人。

孙辈此时尚属年幼，有准确记载的是长子元莲（1682-1757）的大儿子成智入川时已经16岁，三儿子成勇10岁，因此推算入川时苏氏家族的总体规模约在30人左右，其中壮劳力约6-7人。

以这个劳动力水平以及要供养这个人口规模的家庭，以苏贵声1948年左右的实际生活经验推算，拥有一个壮劳力的5口之家佃田耕种时在成都平原上需要20亩田生活就过得较好，那这个家庭理论上要佃120亩。

而成都东山上的生产条件要差一些，应该佃种更宽的田地，同时田地上要有完整且规模可观的房屋才能方便苏子盛全家安顿下来。

但“雍正四年”这个时间节点恰好是一个客家移民入川的高峰，民国8年（1919）版《张氏族谱》载“清雍正五年（1727），时值粤地灾荒”，民国5年（1916）三修《范氏族谱》载“雍正四年、五年间，值粤东荒欠”，而此时丁家已过了无人耕种而又必须交税的最困难时期，面对蜂拥而至的客家移民，苏子盛只能以并不便宜的市场价格佃得田地耕种。

但当时的契约无存，只能以《契约文书》中最早的两件佃约作参考来推论。

如：（一）佃水田旱土房屋竹林等项文契人刘一棠，今凭证佃到张奇珠名下双灵观侧近水田一处，约计十五亩零，其田使水照旧规车放灌溉，草房屋一院，门框窗格桁桷草檩俱全。

比日三面言明，限种一季大春为止，刘姓备有无利押租钱七十二千文，实纳租谷十四石四斗，系西河场市斗交杩。

[12]（二）佃水田房屋基址文约人，夏德仁，今凭中承佃到谢竹屏名下水田一段，约计九十三亩七分，旱土一段，每年收租一石六斗，田每亩一石九斗。

收租银每百两八石，扣除基内正瓦房一向，连磨角五间，左右瓦厢房二向共十间，瓦龙门一座，脚门一座，粪池、水井俱全。

凭中议取押租纹银二千三百七十两整，以苏坡桥米市平交兑。

[13]上述引文（一）中佃15亩水田及一院草房需押租钱72千文（当时约合白银70两），（二）中佃93.7亩水田加一段旱土，以及一院正瓦房，需押租钱2370两白银。

这两宗佃约距雍正四年已经有100多年，人口数量上、即市场需求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考虑清代中期物价波动不大，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以当时的物价水平，这次佃田地可能需要数百两乃至上千两银子作押租银，这说明苏家上川时携带了一笔较为可观的现金。

苏子盛在入川之始，除了佃田发展生产，还开始少量购买田产，积极鼓励儿子们投入到考取功名的事业当中，这是一项对家族发展影响甚大的决定。

黄仁宇先生对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农民读书有这样的描述：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

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

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