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文字五千年

古蜀文字五千年
作者朱文华
核心提示:古蜀文字集中了古蜀文明所有的神奇，解读古蜀文字，将对我们了解神秘的古蜀国文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犹如天书般的古蜀文字也许是是开启一个神秘王朝的密码，向世人展开它的历史长卷。

汉藏语系语言或其中的藏缅语族语言，最有可能用来解读古蜀文字。

精深存闹市，博大在民间。

因此，进一步全面收藏古蜀器物，整理这些器物上的图文，建立数据库，组织专家、学者予以系统的比对、归类，去伪存真，以澄清历史疑点、揭开历史谜团，尽可能完整地留住全民族的文化记忆，揭示中华文明的起源。

一、中华五千年概念的由来
中华五千年这个概念，最早是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提出来的。

他编撰的中华史从伏羲开始，将伏羲时代的起始年定为元前 2952年，这一看法基本为稍后耶稣会士撰写中国史采纳，从而奠定中华大约有5000年历史的框架。

卫匡国对中西交流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在欧洲出版了《中国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

该书从盘古开天地写到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元年），共十卷。

其中第一卷叙述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历数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舜8代帝王的历史。

但是，后来被广泛质疑。

我们知道，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亚述文明的遗址都是在19世纪被发现的，这些遗址的发现也推动了现代考古学的发展，随着埃及学、亚述学的诞生，欧洲汉学家也试图从从语言学、考古学的角度对中国上古历史进行解读的时候，发现中国上古历史存在严重的造假行为。

于是就从怀疑中国古史变成了怀疑中国古书。

原因是历代古籍因战乱经历了许多次大的浩劫。

早在隋文帝开皇年间，秘书监牛弘即提出了“五厄”之说。

第一，秦始皇焚书；第二，西汉赤眉军攻入长安；第三，东汉董卓之乱；第四，西晋末年的战乱；第五，西魏宇文泰进攻江陵，梁元帝下令焚烧皇家所藏之历代典籍。

隋朝之后，中国古籍其实还经历了几次大的散佚，比如安史之乱、黄巢入长安、靖康之变、南宋末年的战乱、李自成攻入北京、钱谦益绛云楼藏书失火等等。

自秦汉至明清，每逢战乱之际，中国古代的书籍就要经历一次灭顶之灾。

原因就是中国当时的图书都收藏在皇宫里，改朝换代，皇宫一般都会遭到焚毁，有的则流落民间。

等到新的王朝建立以后，又会重新收集这些图书，等待下一次被焚毁。

经历了几次火灾以后，其中并不排除有些图书是后世之人伪造的，或者在散佚以后，人们凭借口耳相传的记忆，重新整理这些图书时出现了版本错漏之书。

古代的书籍很长一段时间不是印刷的，通过手抄来传播图书，出现错误不可避免。

1880年，加拿大著名汉学家福开森写了一本名为《中国研究》的汉学著作，即认为秦始皇焚书之后，秦朝以前的典籍早已被损毁，现存的典籍都是后人伪造的，是不可相信的。

福开森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尚书》、《易经》、《诗经》等著作中的天文知识、纪年方法以及文化习俗其实都来源于西方的巴比伦。

19世纪，随着西学的传入，中国学者接触到到西方近现代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知识体系以后，开始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方法来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发现中国的上古史和中国上古时代遗留下来的经典著作都存在伪造的嫌疑。

“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顾颉刚、钱玄同、胡适等学者。

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各地的考古遗迹被陆续发现，对中国上古史持怀疑态度的众多观点也一一被终结，首先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证明了商代的历史是信史，并非传说，殷墟甲骨文中关于商代世系的记载，证明了《史记·殷本纪》的真实性。

晚清著名学者梁启超说过：“俗史详记古帝王年代，大抵皆据宋邵雍之《皇极经世》，如云黄帝元年距今四千六百二十五年。

”再据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推算，尧以上共五帝，历时341年(其中黄帝100年，少吴金天氏84年，颛顼高阳氏78年，帝喾高辛氏70年，帝挚9年)，黄帝元年应为公元前2698年。

这一说法后来被广泛接受。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

使用黄帝纪元事实上是对卫匡国“五千年”框架的一种认可，经学家刘师培曾于1903年在《黄帝纪元论》中提出这种纪年方法，后为同盟会认可。

五千年的说法绝非一个简单的时间长度，而是蕴含特殊的种族历史的意味。

西方传教士用西方历史做对比，有类似进化史观点作依据，所以他们写到五千年历史时，强调中华是一个古老的文明。

晚清知识分子在西方民族主义的冲击之下，试图建构本国国族认同的文化符号，便从远古传说中选择了神话人物——黄帝，强调其为中国民族的“始祖”。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写道：“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

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

……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

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可详。

”这些对于黄帝和中国历史之间关系的论述，可以说是晚清民国知识分子观点的缩影。

无论是传教士的“五千年”，还是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的“五千年”，都以上古神话传说为起始。

作为近代民族认同的记忆，“炎黄子孙”的概念，也是在这时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自我称谓，影响直到今天。

二、考古发掘短缺古蜀文字发现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悠悠华夏五千年的文明。

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有商周以后3500多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

依据西方现代考古学的观点，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文明判断标准有四：（一）已有系统文字；（二）已有青铜器（包括生产工具和武器）；（三）已有城市；（四）已有神庙（大型宗教性建筑物）。

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埃及居第一位（6000余年），次为巴比伦（5000余年），再次是印度（5000年），第四是中华文明是3500多年。

国内外学术界很多人对中国是否拥有五千年文明史持怀疑的态度，部分国外学者甚至怀疑夏朝是否为真正存在过的王朝。

中国人的起源在哪里？中国人来自何处？在长达300多年的时间里，西方人一直认为中国人来源于西方。

1652年，德国柯舍尔（Kircher）发表了《埃及之俄狄浦斯》一书，对埃及与东方文明进行了研究。

1667年，柯舍尔写了《中国图说》一书。

在这两本书里柯舍尔指出，中国文字是埃及文字的变体，中国人属于远迁东方的埃及人含族（Ham）人的后裔。

1894年，法裔英国人拉克伯里（Lacouperie）在其题为《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一书里写道：“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的国王Nakhute，率领巴克族（Bak）从迦勒底亚出发，历经艰险，最后来到了中国黄河上游。

此后，巴克族四处征战，传播文明，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

”拉克伯里认为，中国人文始祖黄帝来自于巴比伦，中国人起源于巴比伦，中国人的祖先就是巴比伦人。

拉克伯里的理论传到东方后，引起了主流汉学家的反对。

但是，也有不少中国人奉为经典。

其中典型人物有刘师培写的《攘书》、《中国民族志》，章太炎的《种姓篇》、丁谦的《中国人种从来考》，黄节的《立国篇》、《种原篇》等。

1930年时，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Anderesson）在对我国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图案与西方新石器文化中的彩陶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二者的图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认为仰韶文化是从西方传播而来；传播的路径是从新疆开始，然后逐渐传播至中原地带。

安特生的中国人“西来说”，在20世纪初的中国，引起了激烈争论。

时至今日，面对这种局面，考古界至今拿不出有力的证据给予解答。

1986年8月，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文物的发现，不仅为中国的古文明增添了色彩，而且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五千年前。

古蜀国拥有高大的城墙，密集的房屋建筑遗址，以及祭祀坑和其中出土的上千件文物。

这些实物例证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古蜀国不仅存在，而且非常辉煌。

一个民族必备的文明要素，如古城、青铜器、祭祀等，三星堆都已具备。

由此推测，古蜀先民完全具备了形成文字的条件。

遗憾的是，从目前发掘的大量三星堆文物中，尚未发现有说服力的文字资料。

三星堆出土过很多造型怪异的青铜面具，有关三星堆文明的来源便成了各方争论的焦点。

有的认为是从欧洲来的，还有中东来的、印度来的等等，更有甚者，认为它是外星人创造的。

通过考古人员的努力，最新发现的城墙和以前发现的连结起来，可以确定是一座古城。

而且是有早晚先后的好几座城，有两座平行的，还有大
城套小城。

证明三星堆古城不是孤立的。

在城址外十多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大量同时期的遗址，找到了三星堆文明的最早来源，它在什邡市的桂圆桥，是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说明从新石器晚期一直到西周早期，将近2000年，三星堆一直都很繁荣。

三星堆是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创造的文明，与外来文明没有关系，更不是外星人所创造。

三星堆遗址总面积25平方公里，目前才挖了1万平方米，不到总面积的万分之一。

的确，考古发掘没有大量发现文字，文献典籍里找不到古蜀文字记载。

专家们的考证似乎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无法根据文明的最基本要素——文字来进行考察、论证古蜀文明的存在。

三、从汉晋迄近代，有无巴蜀文字的主张，皆无确切证据
《蜀王本纪》认为，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华阳国志》则说蜀人“多斑彩文章”。

一些专家对古蜀文明起源的考察，发现在三星堆的青铜器和金杖上都刻有大量符号。

这些符号到底是图案呢？还是文字？有专家认为三星堆的刻画符号基本上单个存在，不代表是语言。

我们翻捡文献典籍里的中国历史，三星堆文明在黄河文化里找不到记载，即使神话和传说，也没留下蛛丝马迹。

三星堆发掘，因为没有任何可以破译的符号和文字，陷入迷雾重重。

中国失落了一段历史，甲骨文以前华夏先民的文明在哪里？几十年来，人们认同“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在中原。

那里曾经金戈铁马，有大量青铜、甲骨文出现。

但是，古蜀三星堆玉石、青铜、黄金载体，颠覆了这个认同，把古蜀国的历史文明摆在眼前。

其规模独一无二，形制独一无二。

古蜀国的历史没有蜷缩在甲骨文里，没有出现在古籍的猜想中，没有躺在考古的探方里，她一直就生活在玉器、青铜、黄金为载体的文字海洋里。

那种辉煌中原不能比拟，那种厚重世界不能轻视。

古蜀，也被称为古蜀国或蜀国，字面意思是葵蚕国，是在四川盆地长期存在的古国，曾有多个朝代。

不同时期发展出的文化包括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十二桥文化，于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

我国文字发展，先象形，次会意，再谐声。

“蜀”字的甲骨文，为“四”下加一弯勾。

“四”像虫之巨目，像勾像儒虫之身。

显然为象形字。

所象形者酷似野蚕。

野蚕头上有大眼，故其造字特突出其巨目。

《说文》：“蜀，葵中蚕也。

从虫。

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

《诗》曰：“蜗蜎者蜀”。

可见“蜀”本是野蚕象形字。

后来在弯勾内又加虫为蜀者，是象形兼会意。

再后来又对蜀字加虫字旁边成为“躅”字，用以泛指像蚕的树叶上之虫。

《文选．蜀都赋》注云：“蜀王之先名蚕丛、柏灌、蒲泽、开明。

是时，人萌（民）椎鬓、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因知“蜀”字造成，原不在蜀，而是中原人所造，时间约在黄帝之世。

文献记载，野蚕，四川有桑柞等林之处皆有。

“其蛾与蚕蛾无异，产卵于桑之枝干，不甚密集。

春暖自孵出，就叶芽。

恒自分散，鲜共叶者。

蜕变四化而后成茧。

体较家蚕短小，形质全同。

散向桑下枯草、篱栅、墙垣间结茧。

茧淡灰黄色，较家蚕茧小而坚硬，可煮抽丝。

丝与家蚕丝无异”。

西陵氏女子螺祖最先创造养蚕法，传其术于中原。

因而后中原人称四川为蜀。

古蜀国，作为我国上古时期西南腹地一个灿烂的古文明中心，曾经在农业、冶金、青铜器制造、城市、建筑、商业贸易等若干文化领域中，取得过重大的进步和辉煌的成就。

然而，如此灿烂的古蜀文明，是否曾产生创造过它自己的古文字?如果有，它又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早在汉、晋历史文献中，对于古蜀国是否有其文字，就已存在重大争论。

西汉扬雄所著《蜀王本纪》首倡蜀无文字之说，其文云：“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

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东晋史家常璩则对此说提出质疑，所著《华阳国志·叙志》云：“而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又言蜀椎髻左衽，未知书，文翁始知书学。

……则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

夫人为国史，作为圣则，仙自上世，见称在昔。

及周之末，服事于秦，首为郡县，虽滨戎夷，亦有冠冕。

故《蜀纪》曰：‘大人之乡，方大之国’也。

至于汉兴，反当荒服，而无书学乎?《汉书》曰：郡国之有文学，因文翁始。

若然，翁以前齐、鲁当无文学哉?……惟智者辨其不然，幸也。

”常璩之意，是蜀有文字。

从汉、晋以迄于近代，对于古蜀文字的问题，不论学者主张其有，还是主张其无，皆拿
不出确切有说服力的证据，以成其论。

四、20世纪 20 年代发现“巴蜀图语”
从20世纪 20 年代开始，主要在四川成都陆续出土的青铜器上，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神秘的图案。

这些图案以及后来发现的青铜戈上的戈文、印章，被一些学者统称“巴蜀图语”。

1941年，考古学家卫聚贤在成都古董摊上，陆续发现一些造型奇特的青铜兵器和罍、壶等器物，便在《说文月刊》上，分两期发表题为《巴蜀文化》一文。

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第一次将“巴蜀图语”的实物正式发表。

1954年以后，重庆、四川地区接连有方形和圆形印章出土，上面雕刻着文字一样的符号，它们似乎兼有巴蜀图语与巴蜀戈文的特征，考古界称之为“巴蜀印章”。

1979 年，学者童恩正在《古代的巴蜀》一书中指出：“巴蜀境内，有中原文字的流行，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在春秋战国时代，本地还有另一种文字，这可能是巴蜀两族自己的创造。

”
20世纪 80 年代中期，四川省博物院研究员李复华、王家佑，把这些青铜器上的符图命名为“巴蜀图语”，指出这是“用图像表达语义”的语言。

此语一出，获得共识，遂成定论。

1983 年，四川省博物馆刘瑛以《巴蜀铜器纹饰图案》和《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为题，发表在《文物资料丛刊》第 7 辑上，成为巴蜀史学者们引用最多的文献资料之一。

近20 年来，四川学者冯广宏先后发表10 多篇论文，主要是运用汉字的古体结构来解析巴蜀图语。

但是，仍有争议。

文明起源最根本的标志，是文字的出现和使用。

如果能够证实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存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就提前到公元前2000多年前。

五千年前的文字在哪里？考古发掘至今没有发现，这是一个缺失的关键环节。

五、民间收藏大量金、玉、有机物古蜀文字载体
在考古学取得重大进步的今天，这种争论应该结束了，因为考古学主要利用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为历史研究提供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研究，只有依靠考古发掘获得的资料才能不断深入。

四川考古发掘的、民间收藏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直接、间接地彻底否定了“古蜀无文字”、“古蜀无礼乐”之说。

我们知道，人类创造的艺术形式中石刻雕塑最不易改变，保存得也最长久。

它们替创作者表达思想，默默无语地或伫立或掩藏在某处，一旦被人们重新认识或偶然发现，就会释放出耀目之光。

今天，我们在全世界随处可见到人类遗留下来的石刻雕塑，它们用立体的艺术手段让历史真实再现，它们坚硬的材质可以在任何空间展现自身，教化人类。

从古埃及金字塔前的狮身人面像，到古希腊神庙上的众神；从古蜀国玉石器造像，到汉代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古人用雕塑记录下曾经的历史，对后人留下明确的交代。

可喜的是，近30年来，古蜀文字载体不断出现。

第一，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些陶器上，发现有刻划符号。

第二，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内出土的一块牙璋的射部和柄部，两面各阴刻两组图案，每一组包括五幅图案，其中第二幅图案的“两山中间，刻有一个图形符号”。

第三，成都十二桥商代木结构建筑遗址的第12层内，出土的一件陶纺轮，腰部刻有两字。

这两个字与三星堆二号坑牙璋上文字一样，也是抽象化、线条化了的方块表意文字。

这些符号、文字是不是语言中的词，需要深入研究。

值得重视的是，这些符号、文字，在考古发掘遗址之外收集的古蜀文化金器、玉石器、青铜器上不断涌现。

第四、据媒体报道，民间收藏家手中的古蜀文化金、玉器上，已发现了五六千个不同时期、不同书体的文字。

这是继甲骨文之后，非考古发现的最具规模的上古文字系统。

不仅在玉书、玉册、玉契、玉章，而且在竹简、蚌壳、蛤壳、龟腹甲、牛胛骨、龟背甲，鳖壳、树皮、动物牙齿等载体之上，均发现大量古蜀文字。

经过初步辨认，这些文字有的和殷墟甲骨文、西周甲骨文、金文相似，有的自成系统。

这些文字现在还不能成篇通读。

从文字镌刻技术上看，有的手法单纯原始，有的比较成熟。

拥有的文字根词的基数远在殷墟甲骨之上。

可以说，从原始刻符、图画字到蝌蚪文、甲骨文、籀文，从单字六书到长篇
碑铭，阴刻阳刻，左图右史，应有尽有。

这些文字的刻画年代可能不是在一个时代完成的。

它们经过了漫长的时空隧道之后，逐步演变成为单一的文字。

最后，单一的文字演变成复合型文字。

这一演变过程，至少需要 100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这些精美的文字，是古蜀先民世世代代知识积累的结晶，是最具规模、最具序列、最成系统、最有研究价值的上古文字。

这些镌刻古蜀文字的载体，大多数是盛放在一个个有盖的圆形容器中，因此保存较好，文字清晰可见。

其中产自印度洋的双脊鳖壳、蛤壳的发现，说明古蜀先民与沿海有商业来往。

目前已知有两种蛤类，即Postligata和Spisula，是海洋生物，而不是四川内陆的产物。

更为奇特的是，一些鳖甲上不但有文字，而且有神秘的图形。

这些图形有的是用“圆圈”互相以线条连接起来。

有的是用“菱形”互相以线条连接起来。

有的是用“圆圈”与“菱形”组合，然后再用线条连接。

在这些图形上，不仅有古蜀文字，而且有太阳、月亮、人像、器物等图案。

更不可思议的是，还有成册的玉石书，其中一册厚度达 20 多页。

民间收藏的一幅长 4.2 米，高70 厘米的古蜀玉版画，后面阴刻 240个古蜀文字。

文字是与图案配合的，即一面是文字，一面是画卷。

它们排列有序，结体严谨，刻划清晰有力。

文字的空间分布疏密得当，字形笔画构成的总体水平上，达到直笔化和线条化，比直观的象形字前进了一大步。

方块字的行款，为从上到下直行排列，与古汉语行款大体一致。

据初步统计，民间还收藏大量刻有古蜀文字的人物、动物，神怪、异物、挂佩、饰件、礼器、器皿。

器形有片状、有圆雕。

手法有抽象、有写实。

刻画文字有细线阴刻，也有粗线阳刻。

有单件器物，也有复合组件。

这些文字不只是单个出现，更有大量的铭文成句成段、成篇成章。

这些文字大多是方块字，是具有形、音、义的表形文字。

它们既有单体字，又有合体字；字形相对固定，不是随意勾勒的字型，达到定型化水平。

古蜀文字是用刀刻在玉石及有机物载体上的。

而刀有锐有钝，骨质有细有粗，有硬有软，所以刻出的笔画粗细不一，甚至有的纤细如发，笔画的连接处又有剥落，浑厚粗重。

在铜片、金箔上的文字系錾刻。

它们在结构上，长短大小均无一定，或是疏疏落落，参差错综；或是密密层层，十分严整庄重，故能显出古朴多姿的无限情趣。

古蜀文字结体不一，错综变化，但是，已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具备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等主要构成因素。

可以这样说，四五千年前，古蜀先民运用对称性原理、透视学原理、几何学原理，用自己的毕生精力去雕琢成留给后代的精美玉器及文字，留给后代一笔不朽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六、探寻古蜀文明之谜已经起步
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在于有共同的记忆，这种记忆就是历史。

认识历史，通常有两种解读方法，一是通过文献，一是通过物质遗存。

过去，我们主要通过文献对历史进行解读。

然而，文献是人写的，往往受制于个人的价值、喜好取向和时代的局限。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文献中的历史，我们古老民族记忆中的许多历史是错误的。

什么是历史的真实？考古实物不会说假话。

考古新资料的不断发现能不断纠正主观推理、臆测猜想等不准确的“人类记忆”。

颠覆、否定一些人对于历史的曲解和误读，把真相告诉世人，科学地恢复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

史书上说：“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

”意思是说蚕丛氏酋邦在战争中失败后，其中一部分逃到今天云南姚安和四川凉山州西昌市等地。

2009年10月，由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凉山州民族研究所联合主办召开的“首届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探源学术研讨会”在西昌召开。

来自民间的古蜀文化玉器，巧夺天工的造型和工艺水平令来自海内外的专家们叹为观止。

语言、文物、民俗、宗教艺术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对这些古蜀文化玉器的观摩、鉴定和论证，一致认为，过去人们关注的是三星堆青铜器。

但是，古蜀玉石器在研究古蜀文化，论证古蜀文明问题上更具优势，尤其出现在古蜀玉石器上的文字最为珍贵。

古文字和语言学专家们认为：古蜀文化玉器上，已发现了至少3种以上不同时期不同书体的文字。

这是继甲骨文之后，考古发现的最具规模的上古文字系统。

而这些文字的存在远远早于甲骨文。

古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