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文字五千年

古蜀文字五千年

作者朱文华

核心提示:古蜀文字集中了古蜀文明所有的神奇，解读古蜀文字，将对我们了解神秘的古蜀国文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犹如天书般的古蜀文字也许是是开启一个神秘王朝的密码，向世人展开它的历史长卷。汉藏语系语言或其中的藏缅语族语言，最有可能用来解读古蜀文字。精深存闹市，博大在民间。因此，进一步全面收藏古蜀器物，整理这些器物上的图文，建立数据库，组织专家、学者予以系统的比对、归类，去伪存真，以澄清历史疑点、揭开历史谜团，尽可能完整地留住全民族的文化记忆，揭示中华文明的起源。

一、中华五千年概念的由来

中华五千年这个概念，最早是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提出来的。他编撰的中华史从伏羲开始，将伏羲时代的起始年定为元前 2952年，这一看法基本为稍后耶稣会士撰写中国史采纳，从而奠定中华大约有5000年历史的框架。卫匡国对中西交流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在欧洲出版了《中国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该书从盘古开天地写到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元年），共十卷。其中第一卷叙述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历数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舜8代帝王的历史。但是，后来被广泛质疑。

我们知道，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亚述文明的遗址都是在19世纪被发现的，这些遗址的发现也推动了现代考古学的发展，随着埃及学、亚述学的诞生，欧洲汉学家也试图从从语言学、考古学的角度对中国上古历史进行解读的时候，发现中国上古历史存在严重的造假行为。于是就从怀疑中国古史变成了怀疑中国古书。原因是历代古籍因战乱经历了许多次大的浩劫。

早在隋文帝开皇年间，秘书监牛弘即提出了“五厄”之说。第一，秦始皇焚书；第二，西汉赤眉军攻入长安；第三，东汉董卓之乱；第四，西晋末年的战乱；第五，西魏宇文泰进攻江陵，梁元帝下令焚烧皇家所藏之历代典籍。隋朝之后，中国古籍其实还经历了几次大的散佚，比如安史之乱、黄巢入长安、靖康之变、南宋末年的战乱、李自成攻入北京、钱谦益绛云楼藏书失火等等。自秦汉至明清，每逢战乱之际，中国古代的书籍就要经历一次灭顶之灾。原因就是中国当时的图书都收藏在皇宫里，改朝换代，皇宫一般都会遭到焚毁，有的则流落民间。等到新的王朝建立以后，又会重新收集这些图书，等待下一次被焚毁。经历了几次火灾以后，其中并不排除有些图书是后世之人伪造的，或者在散佚以后，人们凭借口耳相传的记忆，重新整理这些图书时出现了版本错漏之书。古代的书籍很长一段时间不是印刷的，通过手抄来传播图书，出现错误不可避免。

1880年，加拿大著名汉学家福开森写了一本名为《中国研究》的汉学著作，即认为秦始皇焚书之后，秦朝以前的典籍早已被损毁，现存的典籍都是后人伪造的，是不可相信的。福开森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尚书》、《易经》、《诗经》等著作中的天文知识、纪年方法以及文化习俗其实都来源于西方的巴比伦。19世纪，随着西学的传入，中国学者接触到到西方近现代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知识体系以后，开始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方法来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发现中国的上古史和中国上古时代遗留下来的经典著作都存在伪造的嫌疑。“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顾颉刚、钱玄同、胡适等学者。

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各地的考古遗迹被陆续发现，对中国上古史持怀疑态度的众多观点也一一被终结，首先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证明了商代的历史是信史，并非传说，殷墟甲骨文中关于商代世系的记载，证明了《史记·殷本纪》的真实性。晚清著名学者梁启超说过：“俗史详记古帝王年代，大抵皆据宋邵雍之《皇极经世》，如云黄帝元年距今四千六百二十五年。”再据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推算，尧以上共五帝，历时341年(其中黄帝100年，少吴金天氏84年，颛顼高阳氏78年，帝喾高辛氏70年，帝挚9年)，黄帝元年应为公元前2698年。这一说法后来被广泛接受。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使用黄帝纪元事实上是对卫匡国“五千年”框架的一种认可，经学家刘师培曾于1903年在《黄帝纪元论》中提出这种纪年方法，后为同盟会认可。五千年的说法绝非一个简单的时间长度，而是蕴含特殊的种族历史的意味。西方传教士用西方历史做对比，有类似进化史观点作依据，所以他们写到五千年历史时，强调中华是一个古老的文明。

晚清知识分子在西方民族主义的冲击之下，试图建构本国国族认同的文化符号，便从远古传说中选择了神话人物——黄帝，强调其为中国民族的“始祖”。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写道：“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可详。”这些对于黄帝和中国历史之间关系的论述，可以说是晚清民国知识分子观点的缩影。无论是传教士的“五千年”，还是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的“五千年”，都以上古神话传说为起始。作为近代民族认同的记忆，“炎黄子孙”的概念，也是在这时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自我称谓，影响直到今天。

二、考古发掘短缺古蜀文字发现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悠悠华夏五千年的文明。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有商周以后3500多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依据西方现代考古学的观点，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文明判断标准有四：（一）已有系统文字；（二）已有青铜器（包括生产工具和武器）；（三）已有城市；（四）已有神庙（大型宗教性建筑物）。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埃及居第一位（6000余年），次为巴比伦（5000余年），再次是印度（5000年），第四是中华文明是3500多年。国内外学术界很多人对中国是否拥有五千年文明史持怀疑的态度，部分国外学者甚至怀疑夏朝是否为真正存在过的王朝。

中国人的起源在哪里？中国人来自何处？在长达300多年的时间里，西方人一直认为中国人来源于西方。1652年，德国柯舍尔（Kircher）发表了《埃及之俄狄浦斯》一书，对埃及与东方文明进行了研究。1667年，柯舍尔写了《中国图说》一书。在这两本书里柯舍尔指出，中国文字是埃及文字的变体，中国人属于远迁东方的埃及人含族（Ham）人的后裔。1894年，法裔英国人拉克伯里（Lacouperie）在其题为《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一书里写道：“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的国王Nakhute，率领巴克族（Bak）从迦勒底亚出发，历经艰险，最后来到了中国黄河上游。此后，巴克族四处征战，传播文明，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拉克伯里认为，中国人文始祖黄帝来自于巴比伦，中国人起源于巴比伦，中国人的祖先就是巴比伦人。

拉克伯里的理论传到东方后，引起了主流汉学家的反对。但是，也有不少中国人奉为经典。其中典型人物有刘师培写的《攘书》、《中国民族志》，章太炎的《种姓篇》、丁谦的《中国人种从来考》，黄节的《立国篇》、《种原篇》等。

1930年时，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Anderesson）在对我国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图案与西方新石器文化中的彩陶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二者的图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认为仰韶文化是从西方传播而来；传播的路径是从新疆开始，然后逐渐传播至中原地带。安特生的中国人“西来说”，在20世纪初的中国，引起了激烈争论。时至今日，面对这种局面，考古界至今拿不出有力的证据给予解答。

1986年8月，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文物的发现，不仅为中国的古文明增添了色彩，而且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五千年前。古蜀国拥有高大的城墙，密集的房屋建筑遗址，以及祭祀坑和其中出土的上千件文物。这些实物例证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古蜀国不仅存在，而且非常辉煌。一个民族必备的文明要素，如古城、青铜器、祭祀等，三星堆都已具备。由此推测，古蜀先民完全具备了形成文字的条件。遗憾的是，从目前发掘的大量三星堆文物中，尚未发现有说服力的文字资料。三星堆出土过很多造型怪异的青铜面具，有关三星堆文明的来源便成了各方争论的焦点。有的认为是从欧洲来的，还有中东来的、印度来的等等，更有甚者，认为它是外星人创造的。通过考古人员的努力，最新发现的城墙和以前发现的连结起来，可以确定是一座古城。而且是有早晚先后的好几座城，有两座平行的，还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