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山水诗词中的哲学(理趣)思想

浅谈苏轼山水诗词中的理趣和禅趣

[摘要] 苏轼在山水意境的营造上，注重哲理和诗情、理趣和韵致的融会贯通，由六朝以来强调的“以形写神”、“气韵生动”发展为神、形、情、理的和谐统一，主要表现为：在山水寓理中超越山水和理寓山水中，将山水理化。部分诗或是富有禅意，或是把儒、释、道三家融于一炉，并借禅宗的思维方式来表达他对人生的体味和感受，主要表现为：借山水说禅理，从山水中感悟禅理，禅意与山水合一。苏轼走出了自然，在自然诗化的走向上进行了一次超越性的回归，谱写了非同一般的哲理与禅机理趣。

[关键词] 苏轼山水诗词理趣禅理

苏轼的山水诗在自然诗化的走向上表现出与前人迥然不同的总体倾向。这里所说的走出自然，是指苏轼的山水诗不再把山水当作体道之物，媚道之形，或看作是情感的载体，而是将自然化作了自己求诸内心的媒介。苏轼首先把人从与自然合一的状态中独立出来，将自然化作了自己求诸内心的媒介，真正走出了自然。

他一生“身行万里半天下”，所以他的山水诗也因其坎坷的人生经历而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一）羁旅乡愁。（二）入世与出世、现实与物外的矛盾。（三）与民同亲、与民同忧、与民同乐。（四）纯粹的山水美感体验。在这些山水诗中，蕴含了不同的理趣佛学对苏轼的影响以及苏轼的佛学思想[2]。而理趣主要是指诗中蕴含或意在阐发某种人生哲理，读者也能从中得到某种人生的感悟。[1]苏轼山水诗的哲理奇趣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山水诗词中的哲理奇趣

苏轼对山水自然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思辨力，在常言中蕴含新意妙理。他的山水诗词充满了艺术魅力，主要表现为：

1、在山水寓理中超越山水。宋人山水诗超越了对现实的干预进入对宇宙人生的理性沉思，表现了强烈的哲理意味；而苏轼山水诗的主体性的突出使哲理性得以增强，即他对山水进行审美时了理性，开辟了新的山水境界——理趣意境。

2、理寓山水中，山水与理化。苏轼把姿态万千的自然景色与微妙精深的哲

理情趣相结合，不失诗的趣味。如《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描写了庐山变化多姿的面貌，并借景说理，指出观察问题应客观全面，如果主观片面，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开头两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实写游山所见。庐山是座丘壑纵横、峰峦起伏的大山，游人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到的景物也各不相同。这两句概括而形象地写出了移步换形、千姿万态的庐山风景。后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即景说理，谈游山的体会。诗人身在庐山之中，视野为庐山的峰峦所局限，看到的只是庐山的一峰一岭一丘一壑，局部而已，这必然带有片面性。

游山所见如此，观察世上事物也常如此。它启迪人们认识为人处事的一个哲理——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要认识事物的真相与全貌，必须超越狭小的范围，摆脱主观成见。诗人没有抽象地发议论，而是紧紧扣住游山谈出自己独特的感受，借助庐山的形象，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表达哲理，深入浅出，故而亲切自然，并且鲜明的感性与明晰的理性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

二、山水诗词中的禅趣

青年时期的苏轼在王安石变法后，其诗风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迭遭贬谪时的山水诗。这些诗或是富有禅意，或是把儒、释、道三家融于一炉，并借禅宗的思维方式来表达他对人生的体味和感受。苏轼把自己的整个身心投射到山水自然之中，臻于“嗒然遗其身”的心物合一的化境。他用“智渡”的方式“返照”于自身，使自己的心灵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3]按照这种划分方式，苏轼的山水诗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借山水说禅理，即从静态和动态的自然山水中感悟禅理。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描写自然景物的诗句和感悟禅理的诗句往往分开。如《百步洪》：“长虹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写出了百步洪的奇妙景观，触发了岁月流逝、世俗纷争、人世沧桑的冥思遐想，继而以禅理解脱，用棒喝收尾。人的生命随着光的推移而流逝，如逝水不分昼夜地奔流着。但人的意念却可以任意驰骋，不为时间空间所限制，转念

的瞬息之间，就可以超过遥远的新罗。苏轼以禅意的目光去审视自然，让禅机理趣寓于其中，借以表达他对人生的体味和感受。

(二)从山水中感悟禅理。即除眼观耳闻以外，尤其注重心灵的感受，表现在诗句中较少以议论的形式出现，往往以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以《行琼、儋间……》为突出代表。全诗按心灵感悟顺序分为三个境界：先是执着生计，梗塞未通，然后是神与天谐，霎时悔悟，最后是对自己的彻悟进行审美体验。他对自己的合天音、诗语为一体的“妙声”深为赞美，因为它以审美的方式搭起了通向永恒的桥梁。

(三)禅意与山水合一。在这个层次中，往往很难分清哪是山水自然，哪是诗情禅意，二者冥然合一。山水自然，禅理诗情，互相融通，相互生发。山水自然完全成为心灵的外化，而心情意绪又以山水自然为形式，最终指向人的心灵。如《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诗人以一颗无往而不在的禅心去体味自然，触处皆宜，无所不可，达到了“身与物化”的心物合一的境界。在这首诗中，分不清哪是山水自然，哪是心情意绪，其实根本就无需分辨，因为山水自然、诗意禅理、心情意绪三者都在审美的深处统一起来，山水自然早已不是外在的客观存在，成为超度人的另一种方式。

在审美领域中，苏轼首先把人从与自然对立、与自然合一的状态中独立出来，把自然看作人的附属物，把人看作自然的支配者。由于祛除了自然作为人的心灵屏障而发挥的消解作用，人就必然产生了上述的空漠感。也正是由于这种空漠感，才使人重新思考一切现实存在，不再沉溺于传统的价值观念中，而是重新寻找人自身、发现人自身、确立人自身[3]。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前人走入了自然，苏轼走出了自然，在自然诗化的走向上进行了一次超越性的回归，谱写了非同一般的哲理与禅机理趣，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巨大转变，其根本的意义在于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归到人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