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及其对大众传媒研究的贡献_萨拉_迪基

大众传媒研究这几十年来方兴未艾,而人类学家们直到最近才开始注意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这块竞技场。本文旨在探究我们过去何以对传媒如此沉默,传媒在建构当代想象、自我和权力关系中发挥什么作用,今天的人类学家对这些过程怎样理解,以及今后的研究应该何去何从才对我们有利。我的这些思考,都是围绕着最近的人类学研究以及我在

印度南部的塔米尔电影院

做研究的经历而展开的。

我以为,所谓传媒即

以或能够以同样形式广泛

发布的交流媒介,它不仅

包括电影、录像、电视和印

刷期刊———这些是我们提

到“传媒”时最容易联想到

的形式,而且包括平版印

刷、广告招贴以及全球网

络。大众传媒之所以有别

于那些可复制性不强并且

可有可无的表现形式,除

了它们能够广泛传播之外,还在于它的每一件产品都具有明显的共同性,这使得每一位消费者得到的东西完全一样,甚至得到这些东西的时间也大体相同。当然,在一般人(包括人类学家)的想象中,这些媒体与其它形式不大一样,因为它们带有“大众性”。特别是人们都觉得,大众传媒必须靠迎合社会上最低级或最普遍的欲望以招徕大批顾客。单凭这些特征,大众传媒就被打上了大众文化或者说俗文化的标记,排斥于艺术或曰高雅文化之外,尽管高雅文化中也有不少形式是成批制作的(印刷品尤甚)。“大众”文化这个词又让人联想到非智力的享乐,人类学家对这些事情向来是不正眼看待的。作为一个群体,人类

学家总是对享乐、闲暇和

逃避这三者退避三舍,从

来不从学术角度研究它

们。但即便我们在生活中

应该躲开这些事物做研究

时却没有理由完全忽视传

媒,因为,正如德布拉·斯

皮脱尼克最近在一篇关于

人类学和大众传媒的文章

中所指出,研究这些媒体

在社会和文化中的角色已

是当务之急,它们“几乎在

每一个实地考察点都能遇

到,因为大众传媒已经以种种形式触及大多数社会”(斯皮脱尼克, 1993年,第294页;参见金斯伯格,1991年,第93页)。迈克尔·菲希尔也曾说过:

现代实地考察人类学(modern field-w ork anthropology)就是在这样一个新环境

里产生的———拿电影来说,它传播到印度,

人类学及其

对大众传媒研究的贡献

萨拉·迪基

萨拉·迪基是美国波多因学

院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的人类学助

理教授。她在印度的研究工作包

括:看电影、阶级身份和政治,以及

家庭服务、阶级关系和性别。发表

了《印度南部的电影与城市贫民》

(1993年),并与人合编了一部关于

南亚及东南亚家庭服务和政治身

份的著作,即将问世。通讯处:M s.

Sara Dicke y,De p artment of So-

ciolo gy and Anth ro p olo gy,Bow-

doin Colle g e,Brunswick,M E

04011,USA.email:sdicke y@

p olar.bow .

就地制作,并且不仅在大城市的电影院里放

映,乡村也有流动电影,而那时马林诺夫斯

基的人类学革命尚未开始———但奇怪的是,

人类学直到最近才开始注意这个感性世界

(费舍尔,1991年,第531页)。

这并不是说人类学家从来没有从学术角度探讨过大众传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产生的远距离文化法(culture_at_a_distance approach)就是研究无法直接接触的文化(包括当时对国防有重大关系的文化)的方法。在这种方法流行的那十年里,主要是依靠电影、小说和报纸进行研究。几乎所有使用这种方法的人类学家都是文化和人格学派(当时这一学派主要研究民族性格)的活跃分子。他们尤其重视对电影的研究,因为电影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揭示了“动态心理变量”(沃尔芬斯泰因,1953年,第267页)。其中许多人还从事视觉人类学研究,这是一门因其对民族志影片的重视(电影发明不久就产生的一种手段)而久负盛名的学科。当然他们也兼顾其它,包括当地的电影制作,最近他们又研究了其它种种视觉媒体的制作。除了人类学的这些分支领域之外,他们还对传媒工业的民族志作了珍贵的记录,例如霍滕斯·鲍德梅克在《好莱坞:制梦工厂》(1950年)一书中对电影制片人所作的文化分析。

除了这些直接的探索而外,还制订了各类现象的范畴以及相关的理论体系以涵盖作为一个整体的大众传媒,其中包括大众文化、普及文化和公众文化,而我以为关系最紧密的分支当数文化表演(cultural perform ance)。按约翰·麦卡隆的界说,文化表演是“这样的一些场合,我们作为一种文化或作为一个社会对自我进行反思并加界定,将我们共同的神话和历史戏剧化,以不同的方式表现自我,最终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变而在其它方面却又依然故我”(麦卡隆,1984年,第1页)。文化表演包括从仪式到电影到体育的诸多方面。在研究这些事件并使之理论化的方法中,有许多可以用于传媒研究,它们确实精确地预见了对大众传媒的分析中出现的问题并就此提请注意。弥尔顿·辛格将表演描述为文化的“表现”因素(辛格,1972年);自此,文化表演派就倾向于将“表演”看做一个整体———既包括观众、演员和创作者,也包括表演的场地、风格和台词,还包括消费者和生产者相互以及与他人交流彼此的自我形象的方式。这些过程,维克多·特纳(1986年)和克利福德·格尔茨(1973年)指出,并非辛格最初想象的那么直观。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用格尔茨的话来说,这些研究大都视表演为“给自己讲自己的”故事(格尔茨,1973年,第448页),因此认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即使有些差别,归根到底乃是同一个相对同种的群体的成员。所以他们不研究制作者、表演者和观众的权力差异,这是他们与当代其它大多数传媒研究不同的地方。然而,人类学家在研究文化表演及其它表现文化时提出的观点和问题,对大众传媒研究将大有裨益。

尽管有这些间或的历史先例,又有适用的理论体系,人类学家以前却很少正视大众传媒的制作、消费或内容。不过,对于传媒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就算人类学家缄口不语,其他人可是没少说。自二三十年代以来,对传媒的内容和效果的分析就越来越多,这些分析发端于美国政府及私人对广播和电影效果的研究,继而(随着时间的推进)进入学术领域,如社会学、心理学、通讯学(随后又有电影和传媒研究)、批评理论、文学批评以及心理分析理论。直到最近为止,这些研究持有一个共同的观点,

萨拉·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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