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揭示教育不平等的社会学分析框架

一种揭示教育不平等的社会学分析框架

——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

朱伟珏

内容摘要：

被称为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布迪厄教育理论在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内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它既不同于以往那些以社会流动理论为依据、强调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教育理论，亦不同于以阶级与阶层理论为基础的客观主义教育思想，而是一种揭示现代学校教育不平等的社会学分析框架。布迪厄认为学校教育不是一种铲除社会不平等的制度。相反，它是一个以“遗传”的方式生产和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此类不平等正当化和永久化的重要手段。此外，教育的不平等也并非仅仅取决于经济因素，而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在诸多因素中，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布迪厄指出，如今文化障碍和经济障碍（有时甚至比经济障碍更难逾越）已共同成为生产与再生产社会阶层以及社会不平等的核心要素。他这一极具冲击力的主张尽管在西方学术界和思想界引起了激烈而广泛的争议，但以文化再生产为基础的布迪厄的教育理论却作为“一种最富启发性的方式”（吉登斯语）对现代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布迪厄、文化再生产、教育不平等、选择

再生产理论是二十世纪中后期兴起于西方社会学领域的一种现代社会批判理论。作为一种反思能力主义与实力主义——通过个人能力、机会均等和社会变迁等观点来把握现代社会的理论——的社会学理论，再生产理论对社会学尤其是文化和教育社会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再生产理论主要由巴斯蒂的语言代码理论、布鲁斯和吉登斯不平等的再生产理论，以及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所组成。其中尤以揭示文化与教育的社会等级再生产功能以及社会选择过程中的不平等现象而著称的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最具代表性。

在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内，从文化再生产这一独特视角出发的布迪厄教育理论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它既不同于以往那些以社会流动理论为依据、强调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教育理论，亦不同于以阶级与阶层理论为基础的客观主义教育思想，而是一种超越主客观二元论倾向并在充分认识到现实世界复杂性与多样性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揭示学校教育不平等的社会学理论。

布迪厄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几乎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其中最重要且受到广泛关注的则是他早期的教育思想。这些思想主要体现于他和帕斯隆合著的《继承人》和《再生产》这两部研究法国高等教育的作品中。在此，布迪厄和帕斯隆对法国现代教育体制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提出学校是“一个生产与再生产社会与文化不平等的主要场域”的著名观点。这一极具冲击力的主张尽管在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引起了激烈而广泛的争议，但以文化再生产为基础的布迪厄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却作为“一种最富启发性的方式”（吉登斯语）对现代教育社会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文化的再生产

从某种意义上讲，布迪厄社会学就是一门揭示社会不平等的社会学。不平等即指尽管支配阶级表面上一再宣称任何人都有“平等”获取各种机会和资源的权利并将此作为一种制

度确定下来，但行动者却由于仍然无法平等地获取各种机会与资源时所产生的一种不公平感。换言之，不平等意识即指行动者在“平等性”原则之下，因依然感受到某些难以查觉的障碍时所产生的不愉快感。

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之所以能在文化和教育领域内引起强烈反响，主要和其揭示了隐藏在平等性幻想之下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有关。对于欧美等早已步入工业化时代的国家来说，1960年代既是经济高速成长和起飞的时期，也是中高等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和普及的年代。法国社会在此期间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和变化。法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进入经济高速成长期，国民经济总产值（GDP）连续多年保持在5％左右。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也得到了迅速普及。1950年，法国大学入学考试合格者仅为32，363人。而到了1985年，大学入学考试合格人数竟激增至252，050人。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内，大学入学合格人数竟然猛增了7.8倍。

但以上这组数字是否意味着法国社会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平等，而且“教育民主化”的理念也早已深入人心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如果人们把教育同样视为一种竞争，并且认为即使在进入大学之后“选择”（筛选）过程仍将按原有的方式进行，并未出现任何实质性变化的话，那么就不能轻言社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平等。运用这一观点重新审视法国中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问题时，我们便不难发现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并未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事实上，尽管上世纪50至80年代，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的需求量出现了大幅增长，约增至原来的2倍左右，但增幅却远远小于同期大学生毕业人数。因此，尽管许多法国青年拿到了大学毕业文凭，却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而且在法国，以培养社会精英为目标的各种特殊教育机构，即高等专门学校并未解体，这类学校的招生人数也没有出现大幅上升的趋势，仍然维持在年100～300人之间。换言之，各类精英岗位和通往这些岗位的途径事实上并未出现任何本质上的改变。从这一意义上讲，尽管大学合格人数增长了7.8倍，但这一数字显然无法证明法国社会已经实现了平等。

尤为重要的是，大学生社会出身的结构分布也没有随着入学人数的剧增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布登（Raymond Boudon）在《机会的不平等》一书中曾对60年代法国大学生的社会出身（父母的职业）作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中中上层阶级子女占绝大多数（见表1）。

表 1 高等教育的不平等（法国）——出自OECD

社会—职业范畴

学生

a （1964～1985年）

1964年

b 男性的劳动人口

1 农场主 5.5

13.7

2 企业家，手工艺人，商人 15.2 9.8

3 自由职业，中高等教育人员14.3 2.6

4 高级管理人员 15.9

2.8

5 中等管理人员，小学教师 17.7 7.5

6 其他办事员 9.4

9.8

7 农业劳动者 0.7

5.3

8 劳动者 8.3

44.8 9 其他 13.0

3.7

合计 100.0

100.0

而且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分布状况在高等教育已经普及的80年代也并未出现明显的改观。

据一份对1985～1986年度法国国民教育的调查报告显示，上层阶级子女在大学生中所占比

例虽然略有下降，却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准。每四名大学生中就有一人来自仅占就业人口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