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墓壁画所见辽代饮茶习俗

辽墓壁画所见辽代饮茶习俗考
内容提要：
点茶习俗曾在北宋朝野之中风行一时，与北宋存在几乎相始终的辽代深受此影响。

下八里辽壁画墓群中广泛存在的备茶图，反映了辽代，尤其是燕云十六州地区人们饮茶环节中的各个方面，为我们探讨辽地的饮茶风俗提供了丰富的图形资料。

本文就宣化辽墓群中所反映的壁画内容，结合古代有关茶文化的文献记载，对辽代的饮茶习俗试做初步探讨。

关键词：
备茶图《大观茶论》《茶录》点茶
我国饮茶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魏晋南北朝时在南方逐渐传播开来，到了唐代则形成了全国性的饮茶风气，①因而有陆羽《茶经》的出现。

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饮茶内容的专著，它既是对唐以前饮茶习俗的总结，又为以后我国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发展到宋辽时期，饮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人际交往中的一项重要活动。

当时也出现了不少记载茶文化方面的专书，蔡襄的《茶录》和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是其中的代表，也是对这时期饮茶习俗的最好总结。

近年，随着考古资料的进一步揭示，在宋辽壁画墓中又陆续发现了不少关于饮茶方面的壁画内容，尤其是河北宣化辽代墓群中有关碾茶、候汤、点茶、进茶等一系列备茶内容壁画的发现，为我们生动再现了当时饮茶习俗的具体内容。

辽地不产茶，辽人所用茶多通过进奉、馈赠、赏赐、榷场贸易甚至走私等途径由宋境输入。

②契丹族的饮茶历史早在十世纪就已经形成，《南唐书·契丹传》中说南唐时，契丹王耶律德光就曾大批量的购买茶叶。

茶叶输入的同时，宋代的饮茶方式也随之传入辽境。

70年代以来，张家口市宣化的下八里村附近陆续发掘出9座辽代壁画墓，根据出土墓志知其为辽代晚期归化州汉人豪族之墓。

宣化辽壁画墓的重要特点是以表现家内生活场景为主要题材，备茶图在宣化墓中是最常见的题材之一，其中M1、M2、M5、M6、M7、M9、M10中均有备茶的壁画内容，对碾茶、候汤、点茶、送茶等情节都有细致表现，当时备茶的诸多用具在壁画中都有描绘，这在古代壁画中是独一无二的。

1974年发掘的张世卿墓是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壁画墓群中最早发现的一个，③编号为M1，墓葬年代为辽天庆六年（1116年）。

关于饮茶方面的壁画内容位于后室的西壁，④原发掘简报认定其为“温酒”的场面。

后据杨鸿先生的描述，“画面正中是一张朱红色高桌，桌上放有黑色带有黄扣的圆盒和白色的大钵，还有两件由黑色托子托承的白盏。

桌前正中放置一件火势正旺的五足炉，火上置有一件白色的瓶”，“桌后两侧各立一名侍者，左侧一人托着带托子的白盏，用右手持小调羹在盏内搅动，右侧一人左手扶桌面，右手执一个与火炉上置的形状相同的白瓶，似正准备将瓶中物向左侧侍者手托的盏内倾倒。

”这一场景清晰的表现了汤瓶注汤入盏、运匙搅动的点茶的那一刻。

1993年在河北宣化下八里张世卿墓的西南方发现葬于辽天庆七年（1117年）的张世古墓，报告中定为M5。

⑤M5的后室东南壁壁画内容为“备酒图”，一人持温碗、注子，一人持平底圆盘，盘上放置白色花口碗，二人做倒酒状。

与此相对，M5后室西南壁壁画则为“备茶图”的内容。

画面为三名女子，一名女子手持唾盂，中间女子手持黑色漆盏托，上置白色
①王双怀：《论唐代饮茶风气形成的原因》，《农业考古》1998年第4期。

②彭善国：《辽代的茶叶与饮茶风俗》，《北方文物》1998年第2期。

③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宣化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8期。

④杨鸿：《辽壁画墓点茶图》，《文物天地》1989年第2期。

⑤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辽代壁画墓》，《文物》1995年第2期。

盏，盏内似满装茶水。

左边的女子年龄稍大，手持团扇，指向前面两个女子似乎在嘱咐着什么。

她旁边的地上有一个五足炭炉，炉中装满炭，炭火上放置瓜棱执壶。

三人的中间为一赭色方桌，桌上摆放一个红色盝式盖箱，四个红色盏托和四个白色盏。

这一画面体现的是茶水准备好后即将送到墓主人处的送茶时刻。

（图一）
同时发现的位于张世卿墓东南处的墓葬定为M6。

⑥此墓由于早年被盗，未发现纪年和有关墓主人身份的资料。

但在前室东壁的壁画同样为备茶的场景，只不过内容更为丰富，包括了碾茶、风炉煮水候汤、准备茶具等更多的内容。

一扎双髻儿童坐于地，右手推茶碾碾茶，其前方为一较大的圆形漆器（原报告中称为漆盘），漆器内放有一白色盒子。

在茶碾旁边有一个带荷叶形灰承的风炉，风炉上放有一个白色瓜棱形大执壶，风炉前一髡发儿童手持团扇煽火，这是候汤的场景。

画面中还有两个方桌，左边的一个方桌上放置有方箱、白色盖罐、刷子、刀锯、勺、夹子、筷、带提梁的器物等备茶过程中需要用到的一些器具。

桌后一名髡发男子怀抱一个白色执壶侧身而立。

右侧的桌子上则放置有花口碗、壶等器皿，一名女子立于桌旁（此处的壁画有些漫漶，故壁画反映的内容不是很清晰）。

桌子左边，一名髡发男子跪趴在一个类似多层箱子的器物上。

（图二）
在张世卿墓东南方向发掘的张文藻壁画墓年代为辽大安九年（1093年），墓葬编号为M7，其中反映有关饮茶内容的壁画位于前室东壁，原发掘简报中定名为“童嬉图”，⑦与之对应的墓葬前室西壁的壁画内容为“散乐图”。

在“童嬉图”中出现了碾茶、候汤、备茶的用具。

整个画面的中心内容是儿童观看“登高取桃”的场景。

画面中出现了和M6“备茶图”中几乎完全一样的器具，茶碾、风炉、用作汤瓶的执壶、团扇、多层箱子式器物、大盘状漆器（原报告中称为漆盘），漆器内放置着刀锯、刷子，甚至还出现了绿色的茶饼（原报告中称为茶砖）。

只不过“茶还未碾，汤也未侯”，画面体现的是备茶开始之前的一个场景。

最引人注目的是吊于房顶的一个竹篮，画面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竹篮的顶部放置有几个桃子。

除了与茶道有关的内容外，“童嬉图”中也有笔砚书等文房用具，还有温碗、注壶、梅瓶、盏等与饮酒有关的器具。

（图三）
位于M7张文藻墓正南5米处的M9是1993年钻探整个墓区时被发现的，由于早年被盗，墓室塌陷，壁画大部分脱落，在前室的东壁见到有茶道图的残存，但已无法了解详细的内容。

⑧
M10张匡正墓位于M7张文藻墓正东5米处，在前室的东壁也有精美的茶道图。

⑨M10的备茶图和M6中的备茶的内容无论是在绘画的器具上还是人物上都存在很多相似的地方。

如用力拉动茶碾碾茶的红衣双髻儿童，跪坐在风炉前吹火的契丹儿童，准备取汤瓶的契丹男子，端送茶盏的侍女，还有和茶道有关的各种器具，也多在M6壁画中见到。

（图四）辽天庆七年（1117年）的张恭诱墓（M2）中也有燎炉上置汤瓶，童子持曲柄团扇煽火的画面。

⑩（图五）
河北宣化辽代壁画墓群集中出土的大量有关饮茶方面的壁画中，M1张世卿墓表现的是点茶时的场景，M2张恭诱墓表现的是煮水候汤的场景，M5张世古墓表现的是准备进茶的场景，M6和M10张匡正墓主要展现的是碾茶、候汤的备茶场景，M7张文藻墓表现的是备茶开始之前的某个场景。

这些画面基本相似，可统称为“备茶图”，将它们联系起来，展现了一套完整的饮茶风貌。

根据墓志纪年和壁画的绘画风格判断，这些壁画墓基本上分属两个时段，辽大安九年（1093年，M7、M10）和辽天庆六至七年（1116年，M1；1117年，M2、M5）。

M6虽未见纪年资料，但壁画中所反映的有关饮茶的内容和M7及M10中的内容无论
⑥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辽代壁画墓》，《文物》1995年第2期。

⑦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9期。

⑧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宣化辽代壁画墓群》，《文物春秋》1995年第2期。

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宣化辽代壁画墓群》，《文物春秋》1995年第2期。

⑩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等：《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壁画墓》，《文物》1990年第10期。

是茶碾、茶罗、风炉、执壶、团扇甚至包括其中的人物，都是那么相似，如出一辙。

这几座墓中的壁画应该使用了同一个粉本，甚至很有可能出自同一个画家之手。

这两个不同时段的壁画内容，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风格。

属于前一个阶段的M6、M7、M10甚至包括M9，墓葬形制基本上都是双室，前室平面近方形，后室平面为圆形或八边形，备茶图均位于前室的东壁。

而属于后一阶段的M1、M2、M5中，M1为双室墓，前室平面呈长方形、后室平面方形，备茶图位于后室的西壁；M2为平面呈六边形的单室墓，备茶图位于墓室的西南壁；M5为前室平面正方形，后室平面六边形的双室墓，备茶图位于后室的西南壁。

后一阶段尽管在墓葬形制上不尽相同，但备茶图在墓室中的位置还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的。

同时，后一段的备茶图在内容上明显趋于简化，远没有前一段的丰富和精美。

前一段的碾茶、罗茶的程序已被省略去，直接以点茶、进茶的场景代替了备茶的整个场面，人物上也随之简化。

前一阶段的M6、M7、M10中的风炉在形制上较为复杂且精美，还保留有唐代陆羽《茶经》中所描绘的风炉的某些痕迹。

但到了后一阶段则全部变为简单的三足或五足折沿镣炉的形制，执壶也不如前一阶段的精美。

备茶图中这种简化的趋势，体现了茶道向世俗化的发展，同时似乎也说明了这一地区壁画墓发展演变的整个趋势。

张舜民《画墁录》中就有熙宁以后“辽人非团茶不贵”的记载，从这些壁画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辽代延续着唐代的饼茶习俗，但是和唐代将碾碎的茶末入汤与水同煮饮用的煎茶方式有了本质上的不同。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各个壁画中广泛出现的置于风炉和镣炉上的执壶，也就是宋代文献中所记载的汤瓶。

执壶在饮茶过程中的使用，标志着由煎茶到点茶这一根本上的转变。

这是和宋代广泛存在的点茶习俗相一致的。

蔡襄《茶录》和宋徽宗的《大观茶论》中都有关于点茶的记载。

蔡襄《茶录》中有“点茶”一条：“点茶，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少茶多则粥面聚。

”还有关于“汤瓶”的记载：“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或瓷石为之。

”同时，在“候汤”一条中还指出：“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前世谓之蟹眼者，故熟汤也，沉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汤最难。

”宋徽宗《大观茶论》中将“点”列为一条，指出“点茶不一”，并详细介绍了“静面点”、“一发点”的手法，他甚至创造了“七汤点”这种高难度的点茶手法，从而将点茶技法发展到极致。

他在“瓶”一条中记载：“瓶宜金银，小大之制惟所裁给，注汤害利独瓶之口嘴而已。

嘴之口差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欲圆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而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

”同时，他还在“水”一条中指出“凡用汤以鱼目蟹眼连绎并跃为度，过老则以少新水投之就火，顷刻而后用”。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汤瓶是点茶过程中的关键，而汤瓶的嘴的形制又是关键中的关键。

正是由小口细颈长流的执壶取代了敞口的鍑或鼎成为煮水的器具，那种将茶末放入水中一起烹煮的煎茶方式发生了改变，而且小口细颈的执壶给候汤带来困难，从而使水也就是文献记载中的“汤”容易过老。

但它却是点茶中必不可少的器具。

南宋人所绘的《茶具图赞》中称其为“汤提点”（图六）。

11从壁画画面上看，这些执壶似乎并不是瓷器，而是金属质地。

壁画中也见有两个执壶同时出现的情况，这可能用于候汤时交替使用。

与饼茶的使用相配套的两件必不可少的工具是茶碾和茶罗。

茶碾在《茶经》、《大观茶论》和《茶录》中都有记载。

陆羽说：“碾以橘木为之，次以梨桑桐柘为之，内圆外方，内圆备于运行也，外方制其倾危也，内容堕而外无余木，堕形如车轮，不辐而轴焉。

”而宋徽宗《大观茶论》和蔡襄的《茶录》中均描述“茶碾以银或铁为之”。

宣化辽壁画墓群中M6、M7、M10中的茶碾造型基本相似，都有高高的底座，从壁画中发黄的颜色看，似乎为金属质地。

正是由于茶碾的金属质地，宋徽宗还强调“碾必力而速，不欲久，恐铁之害色。

”壁画墓中红衣孩童“左腿盘坐，右腿支起，身前倾，双手紧握轴曲柄”用力推拉的神情跃然于画面。

关于茶罗，陆羽《茶经·四之器》“罗合”条有记载：“罗合，罗末以合盖貯之，以则
11王潮生：《浅议唐代的饮茶习俗》，《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

置合中。

用巨竹剖而屈之，以纱绢衣之。

其合用竹节为之，或屈杉以漆之，高三寸，盖一寸，底二寸，口径四寸。

”宋蔡襄《茶录·器论》指出“茶罗以绝细为佳，罗底用蜀东川鹅溪画绢之密者投汤中揉洗以幕之。

”他还在“罗茶”条说道“罗细则茶浮，粗则沫浮。

”宋徽宗《大观茶论》中也有“罗碾”一条。

在关于罗的记载中二者都强调“罗贵细”，这与将茶末放入盏中直接冲饮的点茶习俗有关。

关于壁画描绘的器物中到底哪一件是茶罗，人们的认识并不相同。

M10的发掘者认为“放于木桌上的四足长方盝顶小函盒可能为茶罗子之类。

”12M6中一名髡发男子跪趴在一个类似箱子的器物上，原报告称其为茶罗子。

这种多层盝顶式箱子在M6、M7、M10的壁画中都有体现，而以M7中画的最清晰，体积也最大，从它的庞大的体积来看，说它是茶罗子显然是不恰当的，故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一种盛放食品特别是点心、果品、果仁之类的食盒”13，是有一定道理的。

事实上，在M6、M7、M10的壁画中都有一种被称为“漆盘”的器物。

特别是M6中，从这个盘状漆器的尺寸和造型上看，说它是漆盘似乎很难让人接受，而且它和白色瓷盒一起共置于正在碾茶的孩童的旁边，毫无疑问是用于准备茶碾好之后使用。

我认为这个漆器正是用来筛碾碎后的茶末的茶罗，而白色的盒子应该是用以盛放茶末的盒子。

其实，这也和文献中的记载是相符的。

前面提到的陆羽《茶经》中的“罗合”条实际上包括了茶罗和末盒两种器物，“用巨竹剖而屈之，以纱绢衣之”描述的正是茶罗的形制，也就是《茶具图赞》中所画的“罗枢密”（图七）。

在斗茶之风盛行的宋朝，朝野上下以及文人雅士之间大力推崇的茶盏就是建窑的兔毫盏。

《茶录》说：“茶色白，宜黑盏。

建阳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

《大观茶论》中也提到“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

正因如此，宋元时期的南北众多窑口中都曾大量仿烧建窑类型的黑釉茶盏。

而在辽墓壁画中所表现的茶盏的颜色都是偏白色的浅色调。

可见，在辽代流行的茶盏并非和宋代一样是黑釉茶盏，而是定窑或者辽境所产的白釉茶盏，也可能是南方景德镇等地所生产的青白瓷器。

这和辽墓以及辽代遗址中出土考古实物的情况相符，宣化辽墓中还出土了一些辽境窑口烧制的黄釉茶具。

宋代斗茶兴盛，斗茶之色以纯白为上，为了便于观察评比，宋代茶碗于时尚黑。

而在M7壁画中，我们见到的则是绿色的茶饼，辽代使用的茶盏不同于宋代所盛行的黑釉茶盏，或许与此有关。

范仲淹就曾有过“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的诗句，辽境所流行的饼茶的品种可能决定了其对茶盏的选择。

茶盏托是饮茶内容的另一个重要标志。

有学者称，带托的茶碗一般皆用于点茶。

14单从壁画画面上看，饮茶和饮酒时所使用的碗盏在形制上没有什么区别，二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茶盏托的使用与否。

辽墓壁画各个备茶图中都有茶盏托的存在。

在M5的壁画中我们甚至可以见到五个盏托配五个茶盏一一对应的情况。

这些壁画中体现的茶托为红色或者黑色，应该是漆器，北方不产漆器，辽地所使用的漆盏托应该是由宋朝输入的。

漆茶托在宋代南方的墓葬中多有发现。

唐李匡乂的《资暇集》和宋代程大昌的《演繁露》中均记载茶托的出现和使用始自唐代。

考古发现证明茶托起源于晋，流行于南朝。

15明代高濂的《雅尚斋尊生八牋》卷之十一《饮馔服会牋·茶泉类》的“茶具十六器”中就包括茶盏托，书中记到：“纳敬，竹茶橐也，用以放盏。

”唐法门寺地宫中曾出土一件带托的玻璃茶碗，也正是因此，有人认为在唐代后期点茶法已较流行。

16唾盂也是饮茶内容的一个重要标志，陆羽《茶经》中称之为“滓方”，有“滓方以集诸滓，制如涤方，处五升”。

它也在壁画中多次出现。

同时，辽代的墓葬中也经常有陶制或是黄釉瓷制的盏托和唾盂的实物出土。

与进茶图相对应，进酒图中承托酒盏的并不是盏托，而是圆形的托盘。

温碗和注子的配套使用也是饮酒内容区别于饮茶
1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宣化辽代壁画墓群》，《文物春秋》1995年第2期。

13郑绍宗：《河北宣化辽墓壁画茶道图的研究》，《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

14孙机：《法门寺出土文物中的茶具》，《文物》1988年第10期。

15林长华：《漫话茶托和茶几》，《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

16孙机：《法门寺出土文物中的茶具》，《文物》1988年第10期。

内容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M6、M10多层箱子的旁边以及M5的木桌之上我们还见到有几个中型的箱子式器物，好像是漆木器或是棕藤器皿。

既然它们出现在备茶图中，那么必然是和饮茶习俗有关的器具。

关于其用途，我们可以从有关茶事专书的记载中试作推断。

唐陆羽《茶经·四之器》“畚”条中有“畚以白蒲捲而编之，可貯碗十枚。

”在汉语词典中“畚”的本义是指用蒲草或竹篾编织的盛物器具。

蔡襄《茶录·器论》中有关于“茶笼”的记载：“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蒻笼盛之，置高处不近湿气。

”（蒻，指蒲之柔弱者。

）在明高濂的《雅尚斋遵生八牋》卷之十一《饮馔服会牋·茶泉类》“总贮茶器七具”条记载“建城，用篛（蒻）为笼，封茶以贮高阁……器局，竹编为方箱用以收茶具者。

”17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联想到上述的器皿很可能用于两种用途：一是作为储藏茶的器具即茶笼，或者是收贮茶具、茶盏等器物的容器。

M5中的“红色盝式盖箱”和茶盏、盏托共置于桌上，更大的可能就是收贮这些茶盏、盏托的容器，也就是和文献中所称的“畚”、“器局”的作用相似。

M6“备茶图”画面的右下角有相同的器具。

M7中高高吊于房顶的竹篮和茶碾、风炉等共同出现在饮茶内容的壁画中，让我们不禁想到它很可能和藏茶有关。

法门寺地宫中就曾出土了两件茶笼子，可与壁画中的竹篮相参照。

（图八）18至于图中所示的桃子，人们一般认为是配合饮茶时所用的果品，19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个竹篮下层放置茶饼、上层放置桃子，画面表现的是为了备茶取完茶饼后又将桃子放回去的场景，放有茶饼和桃子的竹篮被高高吊于房顶，既可以保持茶饼干燥，又可以防止有人偷吃桃子，所以才会有四个孩童躲在桌子和箱子后面偷偷观察的场景，似乎是在偷窥桃子被藏在了什么地方。

孩子的童趣、天真和调皮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细腻的写实手法也正是宣化辽墓壁画的特色所在。

此外，在这些壁画中我们还可以见到不少饮茶过程中需要用到的其他一些辅助用具，如曲柄团扇、盐台、匙、毛刷、砧椎、铗、著等。

种种迹象表明，辽代的饮茶习俗既继承了唐代饮茶习俗的某些内容，同时又大量吸收采纳了宋代的饮茶方式，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并呈现着自身的特色。

事实上，宋辽金元时的壁画墓中有不少反映饮茶习俗的内容，它是这时期壁画墓中的一个重要的传统题材，辽宁法库县叶茂台辽肖义墓20、北宋政和七年的乐重进石画像棺21、山西大同南郊的一处金代壁画墓22还有内蒙古赤峰沙子山元墓23壁画中都有类似备茶的内容，只不过由于之前人们对此不甚了解，很多被认定为“备酒”或是其他的内容。

对这一题材的正确定名和深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当时的饮茶习俗。

17（明）高濂《雅尚斋遵生八牋》，书目文献出版社（据明万历十九年自刻本缩印）。

18孙机：《法门寺出土文物中的茶具》，《文物》1988年第10期。

1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9期。

20温丽和：《辽宁法库叶茂台辽肖义墓》，《考古》1989年第4期。

21李献奇、王丽珍：《河南洛宁北宋乐重进石画像棺》，《文物》1993年第5期。

22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南郊金代壁画墓》，《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3刘冰：《内蒙古赤峰市沙子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