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尚进：竞争性储蓄推高中国居民高储蓄率

魏尚进：竞争性储蓄推高中国居民高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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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与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政府治理和改革，中国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学。

节俭是一种美德，但当所有人都在节俭的时候，这可能是一种灾难。

当看到乱消费的美国人陷入金融危机之时，不少人认为节俭的传统美德帮助中国避免了这样的局面。但熟悉中国经济痼疾的人都清楚，高储蓄率以及与之相伴的高投资、高净出口等问题困扰我们已经不是一两天了，而且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我们恐怕仍要费尽力气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中国经济来说，假如不能明显改变高储蓄率的状况，那么过剩的储蓄只能通过投资和净出口的形式来消化。不幸的是，中国对投资和净出口的依赖已经非常严重了，这是无法持续的。因此，提高消费、降低储蓄率，将是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所无法回避的一环。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宣传消费爱国来面对这个问题，但这样做可能作用不大。对单个老百姓来说，节俭肯定不只是一种美德，而更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找到其背后的原因。在关于高储蓄率成因的讨论中，观点虽多，但盲点可能更多。为此，本报最近就中国的高储蓄率，尤其是居民高储蓄率问题，专访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及清华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魏尚进，请他来谈谈自己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现有观点不足以全面解释中国高储蓄率问题

《21世纪》：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经济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弹趋势，中国经济也在不断回升，但结构问题依然非常突出，比如高储蓄率高投资的局面没有明显改观。我知道您最近两年专门研究了中国的高储蓄率问题，所以想听听您这方面的见解。

魏尚进：最近几年，在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讨论中，大家对高储蓄率、高投资和高出口的关注比较多。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其主要原因是对汇率的干预太多，因此中国经济要转向以内需为主导的增长模式，最重要的就是放松对汇率的管制。不过我的研究显示，更具弹性的汇率对调整中国经济内外需的相对比重会起作用，但不一定像某些国外学者或国际机构想的那么大。

这里我要补充一点，我只是说更加市场化的汇率对中国经济内外需的平衡作用可能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大，但这并不表明缺乏弹性的汇率对中国有好处。实际上，我个人完全赞同人民币实行更为市场化的汇率，因为中国需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方面我和别的一些学者已经有过很多论述，不再赘述。

《21世纪》：您认为汇率的市场化不会对中国内外需的相对比重产生太大的影响，理由是什么？

魏尚进：这源于我对中国高储蓄率中结构性因素的研究。我们知道，国内储蓄减去国内投资恒等于净出口。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对净出口的依赖很大，而且投资率非常高，这是为什么？从上述恒等式来看，我们发现中国的投资率虽然高，但储蓄率更高。中国总体储蓄占GDP的比例在2007年已经达到了50%，这不但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历史上以高储蓄率著称的东亚四小龙)，也远高于中国过去的储蓄率，例如自1990年以来，国内储蓄占GDP的比例已经上升了15个百分点。由此引出一个疑问：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那么高？

概括来说，以下几种看法比较有代表性。一是认为中国的社保制度不健全，因此老百姓有预防性储蓄的需求；二是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导致的，传统文化教导国人量入为出，不要提前消费；三是金融发展水平滞后所致，比如买房子，首付款比例较高，这使得想购房的居民必须储蓄很久才有能力支付首付；四是年龄结构所致，因为中国目前工作人口的

比例相对较大，而工作人口的储蓄率一般会比较高，所以居民储蓄率也较高；五是有人认为中国总体储蓄率高源自较高的企业储蓄率，而企业储蓄率高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治理欠佳。

应该说，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要是我们对照最新的数据进一步思考，会发现这些观点还是无法全面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问题。比如说社保制度缺失引起了预防性储蓄，这一观点乍看上去颇有道理，但中国过去五年在这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例如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现在医疗保障都有了显著提升。然而数据显示，居民储蓄率在此期间仍在上升，这如何解释？金融发展滞后的观点也面临这样的困境，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承认，现在中国金融业的状况比五年前有了很大好转，但储蓄率还是在上升。

要说这是传统文化的结果，那也解释不通，因为文化是比较稳定的，传统文化可以导致高储蓄率，但最近几年储蓄率的进一步升高又怎么解释？还有年龄结构问题，这样的观点实际上得不到跨国比较研究的支持，比如说印度的年龄结构比中国年轻，但其储蓄率低于中国。

《21世纪》：但您刚才也说了，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近年来中国储蓄率的升高主要是企业储蓄增加所致，并非居民储蓄率的提升。

魏尚进：是的，这个观点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在提，但我的研究不支持这样的看法。这种观点认为近年来中国储蓄率的升高主要是企业储蓄增加所致，这一方面是中国的公司治理出了问题，比如国有企业盈利很多却不分红，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了资源价格的猛涨，这使得上游企业获得了惊人的利润增长，由此导致了储蓄的增多。这个观点我过去认为有一点道理，但后来经过研究后发现它其实比较片面。比如说经过跨国比较之后，我发现在过去20年间，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公司储蓄率都出现了很高的增长。以美国为例，虽然过去几年其居民储蓄率很低，但美国公司的储蓄率却很高，而且是逐年上升。将中国公司的储蓄率与其他国家公司的储蓄率相比，我们发现中国公司的储蓄率只比其他国家略高一点，大概只有4个百分点。所以我认为中国企业储蓄率的上升并非总体储蓄率远高于他国的重要原因。

另外，还有人认为中国近几年储蓄率的攀升是政府储蓄率提高所致，其理由是前几年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非常好，出现了盈余，而很多

国家都是赤字，因此中国政府的储蓄率相比而言是较高的。但数据显示，中国政府的储蓄在过去几年的增长是很有限的，而且今年中国政府的储蓄是负的，所以我认为不能用政府储蓄率的变化来解释整体储蓄率的上升。

从分类上说，一国的总体储蓄可以分为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几个大类。刚才已经说过，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的变化不足以解释近年来总体储蓄率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数据表明近年来居民储蓄率的提升非常明显，比如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在2007年已经达到了其可支配收入的30.2%，而在1990年这个比例只有16.2%。既然这几种对居民储蓄率上升的解释都有缺陷，那么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因素我们没有想到？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和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的张晓波博士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现在得到了一个初步结论，就是中国居民储蓄率的提升与中国社会中不断扩大的男女比例失衡存在关联。

这个看法比较新，很多人在第一次听的时候都觉得不太可能，但我可以来具体谈谈其中的逻辑及证据。从1980年代中开始，中国的男女比例失衡问题一直在不断加重。在正常情况下，一个社会的男女出生比大概是106:100，也就是说每106个男婴出生，就会有100个女婴出生，男婴比例高一点是因为出生后男婴的死亡率要略高于女婴。现在全国新出生婴儿中的男女比例已经到了122:100，这意味着中国男人中未来有很大一部分会面临择偶难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在婚姻市场上，男人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会加大。对于那些养儿子的家庭来说，父母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成为光棍，因此这时候家庭会努力做出牺牲以帮助自己的孩子去婚姻市场上竞争。要帮助孩子在婚姻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有很多办法，比如说可以让孩子受更好的教育，同时一个重要的办法是提高孩子的经济地位，

竞争性储蓄激励下的居民高储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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