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刘乃安摘要：与粮食作物相比，通常单位面积耕地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高，这印证了适度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需求，但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战略要求使之形成了两难抉择。

本文从几个视角就此问题加以分析认为，我国农业从制度创新到技术创新的发展，为加快发展经济作物种植业提供了空间，国家可以在粮食虚拟土地资源战略下利用国外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积极开展粮食国际贸易，有助于解决国内粮食需求缺口，保护本国的稀缺的水土资源，又可充分的发挥国内的劳动力资源优势。

关键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国家粮食安全；粮食虚拟土地资源；种植结构一、问题的提出为了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在中国大地响起，但这只是一个信号，一个开端，已经执行了近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影响是深、广、远，不是一句“改革开放”就可以使全社会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

农业更是如此，我们国家不仅有幅员辽阔的农村、十几亿之巨的农民、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力，而且农业基础设施差，农民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能力低，大概也基于此现状，自1982年，国家针对“三农”问题在连续的五年内连发五个“一号文件”，在激活“三农”以推动全国改革大局的目的下，农副产品统购统销的制度被废除，土地承包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从制度层面得到认可与确立，农业生产的局面得以展开，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制度推动增长的空间有限，农业局面不可能获得彻底扭转，正像黄季焜所言[1]，“制度创新的贡献重大，但只是一次性的飞跃”，对粮食生产增长的影响因作物而异大约在30-35%之间，技术进步才是中国粮食生产增长的第一推动力。

他说在改革初期（1978-1984年）技术进步在水稻生产增长中的贡献率为48%，在其他粮食增长中的作用更高，在改革的中后期（1984-1992年），技术进步更是成为粮食生产增长的关键因素。

那究竟如何才能在技术层面盘活我国的农业，破解“三农”难题，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政府、学者、农民等主体都在总结、在深思、在探索。

在经历了18年的建设与发展历程后，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又重新定格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努力寻求破解“三农”问题的途径，继2004年“一号文件”后的5年里，中央政府在我国历史上创纪录性的连续6年的“一号文件”关注“三农”，这6个“一号文件”主要聚焦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农业稳定农民增收，试图借助制度的完善以引致农业技术创新以破解“三农”发展困局。

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从其中的一个点——调整种植业产业结构、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切入，考察我国在种植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选择上，如何才能有效地利用国内的优势资源搞活种植业，做大作强种植业，达到“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调整优化农业结构”[2]。

二、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与种植业的简要说明现阶段的农业的范畴广泛，可分为植物栽培和动物饲养两大方面，包括了农、林、牧、副、渔五大类，其中“农”即传统农业——种植业，它主要由粮食作物种植与经济作物种植两大类构成。

在科学上，粮食作物被称为禾谷类作物（分类上属于禾本科），是谷类作物（包括稻谷、小麦、大麦、燕麦、玉米、谷子、高粱等）、薯类作物（包括甘薯、马铃薯、木薯等）、豆类作物（包括大豆、蚕豆、豌豆、绿豆、小豆等）的统称，亦可称食用作物，其产品含有淀粉、蛋白质、脂肪及维生素等。

栽培粮食作物不仅为人类提供食粮和某些副食品，以维持生命的需要，并为食品工业提供原料，为畜牧业提供精饲料和大部分粗饲料，故粮食生产是多数国家农业的基础。

我国经济作物种类繁多，由纤维作物（棉花、麻类、蚕桑）、油料作物（花生、油菜、芝麻、大豆、向日葵等）、糖料作物（甜菜、甘蔗）、饮料作物（茶叶、咖啡、可可、椰子）、嗜好作物（烟叶）、药用作物（人参、贝母）等组成，广义的经济作物还包括蔬菜、瓜果、花卉等园艺作物，是具有某种特定经济用途的农作物，又可称为技术作物、工业原料作物，具有地域性强、经济价值高、技术要求高、商品率高等特点，对自然条件要求较严格，宜于集中进行专门化生产。

粮食生产是农业的起源、基础，也是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尤其关于粮食生产与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政策界与学术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已形成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学术专著，也基本形成了公认的学术观点。

相比之下，尽管各地都在培育特色农业、特色经济，探索本地的农业发展道路，但受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呼声的左右，经济作物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制约，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思想认识困境，相关研究的热度也较低。

因而，立足我国实际，更客观地理清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三、从多个视角看种植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一）中国稀缺的耕地资源其一，根据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所发布的《2007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全国耕地 12173.52万公顷（18.26亿亩），园地1181.31万公顷（1.77亿亩），林地23611.74万公顷（35.42亿亩），牧草地 26186.46万公顷（39.28亿亩），其他农用地 2549.11万公顷（3.82亿亩），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 2664.72万公顷（4.00亿亩），交通运输用地 244.43万公顷（0.37亿亩），水利设施用地362.86万公顷（0.54亿亩），其余为未利用地。

与2006年相比，土地“四减三增”：耕地减少0.03%，园地减少0.04%，林地减少0.002%，牧草地减少0.03%，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增加1.11%，交通运输用地增加2.05%，水利设施用地增加0.37%。

2008年国土资源公报告诉我们，虽然在耕地占补平衡政策下，2008年土地整理复耕开发补充耕地344.4万亩，但同期全国耕地净减少29万亩。

其二，中国只有世界7%的耕地，在世界上排名第126位；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仅为1.41亩，相当于世界人均40%，印度1/2，美国1/8，俄罗斯1/10，加拿大1/18，澳大利亚1/28[3]；而所养活的人口却占世界的22%，居全球首位。

在全国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中，人均耕地面积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所确定的0.8亩警戒线的有666个，占23.7%；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5亩的有463个，占16.5%[4]。

但是，自1957年以来，我国的耕地就一直呈现净减少的态势，在“六五”期间到“十五”期间的25年内，我国的耕地净减少18180.6万亩，相当于2007年调查统计的全国耕地面积的9.96%，年均减少727.224万亩；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步伐加快，耕地资源转为建设用地的速度也在以更大的步伐行进，自“八五”以来的15年，耕地减少量大幅增加，“八五”期间、“九五”期间、“十五”期间年均减少量分别为210.66万亩、502.62万亩、1848万亩，年均耕地减少量呈现3倍左右的增幅（详见表1）。

其三，另据有关部门土壤普查，全国土壤有机质含量普遍偏低，养分失调，有的地区地力锐减。

全国约有1.8亿亩耕地的有机质含量不到0.6%，有11.6亿亩缺磷，4.1亿亩耕地缺钾，2亿亩耕地磷、钾均缺；水土流失的耕地约6.3亿亩，沙化的耕地1亿亩，盐碱化的耕地0.2亿亩，浅育化的耕地0.7亿亩，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耕地耕层浅、土质不良或过酸过碱。

表1 中国“六五”到“十五”规划期间的土地减少状况（万亩）项目“六五”期间“七五”期间“八五”期间“九五”期间“十五”期间合计净减少量35291845.21053.32513.1924018180.6年均减少量705.8369.04210.66502.621848727.224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从上面列举的一连串的数据资料不难显示出，中国虽是一个大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但只有1/10的土地适宜于耕种1[①]，人均耕地资源更是十分有限、宝贵，即“七分山水、二分草原、一分耕地”的国土布局。

而研究成果已经证实，粮食作物同经济作物相比，具有显著的土地密集型的产业特点，即生产中技术装备程度较低，需要通过大量的土地投入来进行生产的部门，而经济作物与之不同，在生产中需凭借大量的劳动投入来完成生产，具有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点。

因此，根据我国土地资源的实情，靠大量增加土地资源投资来拉动农业种植业发展，增加种植农户的收入，实现生活富裕的目标根本行不通。

（二）农业劳动力资源现状的残缺优势中国是个人口大国，有世界22%的人口，劳动力资源尤其农业劳动力资源富余，但是农村劳动力竞争力低下，摆在国家面前的农村劳动力资源仅可看作是一个残缺的优势。

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面临着几个新的发展趋势：一是人口总量大，农业人口比重高。

据2005年全国1%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05年11月1日零时，全国总人口为130628万人，与2000年11月1日零时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口126583万人相比，增加4045万人，增长3.2%，年均增加809万人，年均增长0.63%。

其中，城乡人口分别为56157万人、74471万人，各占42.99%、57.01%（详见表2）。

二是老龄化社会的趋势加快，人口结构不合理。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改善了居民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降低了人口死亡率，提高了人口平均寿命，尤其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大大降低了人口自然增长率，使得中国迅速由“婴儿潮”迈向“银发潮”，也使“未富先老”现象在我国出现[5]。

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0-14岁的人口占20.27%；15-59岁的人口总68.70%；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11.03%。

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2.62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0.76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已经占7.69%，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其比重上升了0.73个百分点（详见表2），需要依靠社会供养的人群占到全社会的1/3 强。

三是“精英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模式。

随着劳动力转移加快，转移的特点也越来越清晰稳定，能从农业中转移出去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者基本具备下面的一个或几个特征：年轻身强力壮者；接受教育程度高者；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者；社会关系网广者；家庭劳动力过剩者；工作经验丰富者等等，因此，继续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者一般是在非农就业中失去优势、缺乏竞争力的人群。

据白南生等（2007）[6]基于安徽省劳动力输出集中地三个村的调查显示，农村中50-59岁的老人参与农业生产劳动的比例为90.3%，60-69岁老人参与农业生产劳动的比例为77.9%，70岁以上老人参与生产劳动的比例为29.5%。

表2 2005年全国1%抽样人口变化2005年1%抽样130628 42.99 47.01 20.27 68.70 11.03 第五次人口普查126583 36.09 63.91 22.89 66.84 10.27资料来源：《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国家统计局，2006-3-16.不难看出，尽管国家在严格贯彻计划生育国策，人口自然出生率明显下降，但站在巨大的人口基数上，我国人口增长的绝对数仍然很大，改变不了中国劳动力资本充足的优势，然而在我国劳动力资源从宏观上看充足的背后隐藏着社会老龄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