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古典武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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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伴随武侠文化在社会上的流行,国内武侠小说研究曾出现一个短暂的热潮,学界先后出版多部著作,专题论文也逐渐丰富起来。但限于以往研究积淀的不足,学界对武侠小说文体概念、历史渊源的认识多存在模糊之处,武侠小说的学术研究往往文史不分,即将武侠小说的文学研究和中国游侠的历史社会研究混同起来,,文体混淆,即将有关武侠的小说、诗歌、散文笔记等不作区分的研究,。而在武侠小说的历史演变这一问题上,由于学科方向的限制,已有研究也往往忽视唐前武侠小说。宋巍博士对上述问题深有感触,这是其撰写《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的主要动因。总结起来,该书在古典武侠小说作品文献整理、武侠小说渊源、武侠小说史的体系构建上,都提出了系统独到的见解,展现了武侠小说研究领域的新成就,如此也使该书具有了鲜明的特色。
一、文献辑佚贵在扎实
武侠小说是中华类型小说的重要一种,它为读者创造了一个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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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纵横、瑰奇灵异的武侠世界,历来受到读者青睐。应读者需求,历史上武侠小说代有佳作,异彩纷呈。遗憾的是,由于历史上对小说的歧视和学界对武侠研究的偏见,武侠小说方面的作品文献保存工作一直被忽视,作品散佚流失现象严重。为了弥补这种这种缺憾,学界作了大量的资料文献的辑佚工作,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鉴赏辞典》、《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中国武侠小说辞典》、《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观》、《中国武侠小说大观》等多部武侠小说文献辑录辞书,武侠小说文献辑录工作取得了空前成就。但限于体裁和编写目标的影响,这些辞书大多将
辑录重点放在民国以后,对先秦至清的古典武侠小说用力甚少。在文献整理方面,由于大多是辞书类工具书体裁,文献多以音序编排,对文体类型、叙事主题、朝代时序等不太注意。有的辞书在资料整理上缺失现象比较严重,如宁宗一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的《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在“作品编”的“唐前古代作品”中,仅仅收录《三王墓》、《老人化猿》、《李寄》、《杨大眼》、《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燕丹子》等七部作品,数量与实际相差很多不说,其中还收入《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两篇不是小说的史传作品。[1]出于深入研究的需要,宋巍写作《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时,非常重视对作品文献和相关资料的辑佚。在第三章“魏晋南北朝武侠小说”中,宋巍统计了十五篇产生于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作品,不但注意到了影响较大的《三王墓》、《李寄》等,还新发现了《熊渠子》、《周处》、《戴渊》等作品。对以往常常混淆的《三王墓》、《干将莫邪》也作了厘清性的文献辨析。在以往唐代武侠小说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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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唐代武侠小说的作品数量统计往往是缺漏不全的。如1992年花山文艺出版
社出版的《中国武侠小说辞典》,收录唐代武侠小说35篇。而漓江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武侠小说鉴赏大典》,收录的唐代武侠小说仅有14篇。相较他书,《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搜检唐代古籍,辑出具有完整情节、完整形象和完整主题的唐代武侠小说53篇,其中《陶岘》、《懒残》等作品的收录和研究都是之前武侠小说研究领域较少关注和涉及的。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新兴领域,武侠小说研究迫切需要在较深的层面迅速展开,如此方可正确认识研究对象,促进学科发展。也正因如此,本领域的早期学者作了大量筚路蓝缕的开拓性工作,包括作品赏析、作家研究和框架构建。但限于掌握文献不足,初期研究成果的取得是建立在片面文献分析上的,有些结论尤其缺乏扎实的例证支撑。这个问题体现的最突出的就是对唐前武侠小说创作的习惯性忽略。因为文献缺失,我们对先秦武侠文学的研究只能集中在《史记
•游侠列传》,因而缺乏对武侠传统的文化影响的溯源审视。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武侠文学的研究重点,常常放在“顾名即可思义”的游侠诗上,既不区分诗与小说的文体差异,也不寻找后代武侠小说的魏晋祖源。因为对唐前武侠小说文献的忽视,我们曾经错误得出唐代豪侠传奇纯为武侠小说的全新开创的结论,使得中国武侠小说这一民族独有的小说类型陷入“失祖无源”的研究窘境。为了突破这种困境,宋巍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中,不但将“上古神话与武侠小说”、“秦汉文学与武侠小说”、“魏晋南北朝武侠小说”单列三章,探源溯流地为中国武侠小说的历史承继理清了渊源,而且将著述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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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放在前辈学者重视不足的文献辑佚上[2]。他遍阅典籍,系统整理了中国武侠文化中与武侠小说相关的神话、史传、谣谚、笔记,将散于各部的武侠研究文献置于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宏大结构中,并以朝代先后排列,按与武侠小说发展的关系加以分析,最终使得中国武侠小说的古代部分文献丰富而扎实,为未来更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史论结合新见迭出
《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一方面在“史”的角度注意文献的整理运用,另一方面,该书也十分注意从“论”的角度上,深入论述中国武侠小说历史流变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对之前学者已有结论的问题,《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并不盲目地接受或反驳,而是在掌握扎实文献证据的前提下重新审视,然后提出个人的见解。一言以蔽之,《史论》在理论研究角度的主要特色,一是注意新问题的发现和回答,二是重视老问题的审视和辨正。相对于其他题材的小说来说,武侠小说是小说研究中的新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应注意发现和阐述初期未涉及的新问题,以此促进研究走向深入。在这一方面,《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表现出明显的“以问题带创新”的特色。在以往的武侠小说研究中,历史研究是取得成果较多的内容。其中
包括了《中国武侠小说史略》、《中国武侠小说史》、《中国武侠小说史》,古代部分,等六部专著,相关论文百余篇,一些侠文化史著中也有涉及武侠时间抓起来是金子,抓不住就是流水
小说发展史的内容,如《中国侠文化史》、《中国游侠史》、《中国侠客史》等。但以往的武侠小说历史研究中,多数是就武侠小说文体确立后的历史研究加以论述,缺乏武侠小说历史发展脉络的探本溯源的考察。针对这一问题,宋巍大胆提出“前武侠小说时代”的研究观点,即成熟的武侠小说作品在怎样的文化环境内生成,小说以外的文学发展怎样影响了武侠小说的发展演变,通过分析先秦至唐前的侠文学,《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探讨了神话与武侠小说、诸子与武侠小说、史传与武侠小说、笔记与武侠小说的相互关系和彼此作用的具体过程。此外,《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还在具体研究中始终贯彻着问题意识,如第一章“上古神话与武侠小说”中,作者先后提出了“什么充当了武侠文化交流中的意识媒介”和“武侠小说为什么会出现叙事学上的‘无祖’形象”等问题。在提出一系列类似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重新设计了武侠小说研究的问题域,表现出试图为中国武侠小说历史研究寻找更符合历史演变真相的努力。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柏拉图关于苏格拉底的描述提供给我们的最大启发之一就是,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还要困难——这与通常的看法完全相反。”[3]《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提出武侠小说渊源问题的意义正在于此。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一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不但重视发现新问题,而且也格外注意对已有问题的再解答。如在唐代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作类型研究方面,前辈学者已有很多论述,如李剑国先生以为可分“蜀妇人型”等八个类型等。[4]但以往的研究,多是站在唐传奇的研究角度得出的结论,缺乏在系统的武侠小说研究语境中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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