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 词与物 节选

词与物1

(节选)

葆朴2

“然而，能够说明一切的关键部分，是各种语言的内在结构或者说是比较语法；它同为自然史带来了一片光明的比较解剖学一样，为我们研究语言谱系提供了一些全新的解决办法。”3[3]

施莱格尔4[4]十分明白，语法领域中的历史性的建构与关于生命物的科学中的历史性的建立依照的是同一种模式。说句实在话，这里面没有任何令人惊奇的东西；因为在整个古典时期，被认为是构成了各种语言的词语与被试图用来建构自然序列的特征都一致地具有同一种身份：它们的存在仅仅是凭借着它们所拥有的表现价值，凭借着它们的那种被承认的、相对于被表现事物而言的分析、重叠、复合和排列成序的力量。首先是伴随着儒绪厄5[5]和拉马克，然后又伴随着居维叶，特征丧失了自己的表现功能，或者更准确地讲，如果特征仍然可以“表现”、仍然可以使毗邻关系或亲缘关系的建立成为可能的话，那并不是单单凭借着它拥有的可见结构以及构成了它本身的那些可描写成分：它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在这之前它已经首先地与一个整体性有机结构、与一种机能——它以直接的或间接的、主要的或属附的、“首要的”或“次要的”方式保障着这种机能——发生了联系。在语言领域中，词也几乎在同一时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诚然，词仍然拥有某种意义，仍然能够在使用它或听到它的人的精神中“表现”某种东西；但是这种功用已经不再构成词的存在本身和词的基本构架，不再构成那种使词能够在句子内部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使其能够在句子中与其它多少有些不同的词联系起来的东西了。如果说词今后还能够在一篇它想在其中讲出某件事情的话语中出现的话，那将不再是靠着它自身理所当然、生来具有的某种直接的推论性了。词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恰恰在自己的形式当中，在构成了自己本身的那些声响中，在自己因行使的语法功能不同而经历的种种不同的变化中，最后在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顺从的那些改变中，它都服从着一定数目的严格规律，这些规律以相似的方式支配着同一语言的其余所有成分；结果，从今以后，词只有在首先已经是语言用来确定和保障自身的一致性的语法结构体之一部分肘，才会依附在表现之上。为了使词能够讲出它讲的东西，就必须让它从属于一个语法整体，这个整体相对于它来说是第一性的、基础性的和决定性的。

词的这种位移，这种向后的，脱离开表现功能的跳跃绝对是18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中的重要事件之一。它同样也是发生得最隐蔽的事件之一。通常，大家总是愿意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经济学的最初时期，集中在李嘉图对地租及生产成本的分析上：在这里他们承认，这一事件产生过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渐渐地，它不仅使某种科学得到了发展，而且还导致了某些经济上的、政治上的跃变。同样，人们也没有太忽视自然科学所取得的那些新的形式；即使他们事实上是基于以今度古的幻觉而在牺牲居维叶的基础上过高估计了拉马克，即使他们事实上不大清楚“生命”已经随着《比较解剖学教程》第一次抵达了其实在性的门坎，他们至少也还是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西方文化自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以新的目光来观看生命物的世界了。相反，印欧诸语言的分离、比较语法的建构、词形变化的研究以及元音交替和辅音变化之规律的表述——简言之，格林、施莱格尔、拉斯克6[6]以及葆朴的全部语史学成就却

1[1]译自M．Foucault：Les roots et les choss，Gallimand，1966．

2[2]葆朴(Bopp,1791—1867)——法国语言学家，首次在动词与名词的形态中发了名副其实的功能形式系统，由此成为无可争论的现代语言学之父。——译注

3[3] F.施莱格尔：《论印度人的语言和哲学》，法译本，巴黎1837年版，第35页。

4[4]施莱格尔(Schlegel，1772—1829)——德国作家、语史学家、文学批评家。——译注

5[5]儒绪厄(Jussieu，1686—1758)——法国医生、教授。——译注

6[6]拉斯克(Rask，1787—1832)——丹麦语言学家，历史比较语法以及现代普通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

依然停留在我们的历史意识的边缘，就好像它们仅仅为某种略显艰深，颇似左道旁门的学说提供了基础——就好像实际上通过它们发生了改变的，并不是语言的(而且是我们的语言的)整个存在样式。也许，我们在想方设法为这种遗忘寻找理由时不该置变化的重要性于不顾，相反我们却应该以这种重要性为基础，以这一事件一直不让我们的双眼——它们依然被自己所熟悉的光线笼罩着——看到的那种接近为基础。这是因为这一事件早在自己产生的那个时代就已经如果不是完全秘密地、至少也是相当审慎地被包裹起来了。语言存在样式中的那些变化或许类似于那些影响到发音、语法或语义的变化：它们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讲话者们永远也不可能清楚地领会它们，但他们的语言却已经运载着所有这些跃变；它们只能间接地、偶尔地被意识到；进而，人们的判定最终只能以一种否定的方式——通过对以前使用的语言的彻底的、直接可见的废弃——被指示出来。也许，一种文明不可能以主题的和实证的方式意识到，它的语言对于它的表现来说已经由于变得致密和获得了自身的分量而不再透明了。当人继续他的话语行为的时候，他怎么能够知道——如果不是通过若干得到了勉强的并且很坏的译解的迹象的话——语言(他所使用的那种语言)正在获得一个不可简约成纯粹推论性的维度呢?也许正是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语史学的诞生在西方的意识中一直要比生物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诞生隐蔽得多——尽管它是同一场考古学剧变的一部分，尽管它带来的种种后果在我们的文化中，或者至少在贯穿着，支撑着这一文化的那些潜层中伸展的还要远得多。

这种语史学实在性到底是怎么构成的?四个理论片段向我们展示了它在19世纪初叶，也就是在施莱格尔发表其《论印度人的语言和哲学》(La Laugue et la philosophie des Indiens．1808)，格林发表其《德语语法》(Deutsche Grammatik，1818)，葆朴出版其《论梵文的动词变位系统》(Système de conjugaison du sauskrit，1816)的时代的建构情况。

1．这种理论片段涉及一种具体语言得以从内部显示自己的特征并使自己区别于其他语言的方式。在古典时期，人们可以依据多种标准来确定一种语言的个体性，这些标准包括：被用来构成单词的不同声音之间的比例(有一些语言以元音为主，另一些语言则以辅音为主)，给予某一些类别的词的优越地位(具体名词语言、抽象名词语言，等等)，表现种种关系的方式(通过介词或通过名词变格)，为把单词排列成序而选定的配置形式(或者像法国人那样把逻辑主语放在首位，或者像在拉丁语中那样，给予最重要的词以优先位置)；就这样，人们区分开了北方的语言与南方的语言，区分开了情感的语言与需求的语言，区分开了自由的语言和奴隶式的语言，区分开了野蛮社会的语言和文明社会的语言，还区分开了逻辑推理的语言和修辞推论的语言：各种语言之间的所有这些区别所涉及到的，从来都仅仅是使它们得以分析表现进而把表现的各种成分组合起来的方式。然而从施莱格尔起，各种语言，至少是从它们的最一般的类型上来说，已经由它们把那些构成它们自身的那些纯词语成分彼此联系在一起的方式所决定了；毫无疑问这些成分中的某一些是表现性的，它们总而言之拥有一种可见的表现价值；但其他成分却不包含任何意义，它们的唯一用途是通过某种组合关系来确定话语统一体中的另一个成分的意义。被种种语言结合在一起以便构成命题句7[7]和句子的，正是这种材料——这种由名词、动词，由一般意义上的词，同样也由音节、声音构成的材料。然而，这种由声音、音节和单词排列构成的物质统一体并不单单地被表现成分的组合规律支配。它拥有自己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又因语言的不同而各不相同：语法组合具有自己的规则性，这些规则性对于语言的意义并不透明，再者，由于意义几乎可以完整地从一种语言进入到另一种语言当中，所以使一种语言的个性得以被确定的，正是这些规则性。每一种语言都具有一个自立的语法空间；我们可以侧向地，也就是说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地对这些空间进行比较，却不必经过一个公共的“中心场所”——那片由表现及其所有可能的更细微的分切构成的疆域。

语法成分之间的两种重要组合方式立刻就可以被轻易地区分出来。第一种方式是把这些成分并置起来进而使它们彼此限定；在这种情形中，语言是由许多通常都十分细小的尘埃一样的成分构成的，这些成分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组合，但这些单位中的每一个都保持着自己的自立，因而也就保持着截断它刚刚在一个句子或一个命题句内部与另外一个单位之间建立的那种暂时的联系的可能。于是，语言就被它的单位的数目、被这些单位可以在话语中构成的所有可能的组合所规定；因而这里涉及到的，是一种“原子的汇集”是一种“由外部靠

7[7]在这里，“命题句”(proposition)一词既有逻辑上的“命题”的意义，又有语法中有“短句”的意义。——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