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

《水浒传》好汉簪花意象

———从阮小五鬓揑“石榴花”说起摘要：《水浒传》中阮小五鬓边所簪石榴花不仅是标识文脉的闲中“针线”，还是画龙点睛的写人“识具”，而且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簪戴”遗俗。《水浒传》中的男子簪花现象虽与史籍所载宋人婚仪、筵宴、节典、刑狱等簪花习俗相吻合，但既非宋时风尚的机械摹写，也未满足于妍媸对比或花面相映等感官愉悦，而是成为作者借以凸显人物、营造气氛、推动情节的契机。

关键词：《水浒传》；阮小五；男子簪花；宋代风俗

阮小五鬓揑石榴花的造型在《水浒传》中格外引人瞩目。小说第１５回写道：“那阮小五斜戴着一

顶破头巾，鬓边揑朵石榴花，披着一领旧布衫，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郁郁一个豹子来。”阮氏三雄“义胆包身，武艺出众”，可“空有一身本事”不得施展，只得在石碣村勉强靠打鱼糊口，还常遭官府和强盗交相侵凌。以此言之，阮小五身穿敝巾旧衫，乃是贫苦窘迫的写照；胸刺郁青豹子，实为块垒填膺的象征。至于他鬓边那朵娇艳的石榴花，看似信手拈来无关宏旨，且阴柔之美颇伤豪杰之气，然而却包含作者于结构安排、人物塑造上的别样用心，也体现了一种渊源有自的传统习俗。

一、闲中“针线”

石榴素享“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美誉，汉时张骞由西域引入后遂广布中土。榴花一般以五月最繁，五月又雅称“榴月”，韩愈《榴花》诗即有“五月榴花照眼明”的佳句。

阮小五出场时“却是五月初头”，而三阮所居之石碣村又是石榴产地，《水浒传》顺手给小五鬓边揑朵石榴花倒是颇合“天时地利”的一处闲笔。然而闲笔不闲。金圣叹批曰：“恐人忘了蔡太师生辰日，故闲中记出三个字来。”蔡太师生辰乃智取生辰纲的起源，亦是阮氏三雄亮相的由头。早自第１２回杨志刺配大名府时，蔡太师生辰日即隐现于叙事之中：“当日是二月初九日（金本夹批：“为生辰二字进进提头。”）……次日天晓，时当二月中旪（金本夹批：“有意无意，所谓草蛇灰线法也。”）。第１３回又写：“不觉光阴迅速，又早春尽夏来（金本夹批：“生辰近矣。”）……梁中书道：‘下官如何不记得，泰山是六月十五日生辰。’（金本夹批：“六月十五日，下文都从此五字着笔。上文纪时，亦进进便为此五字也。”）”第１４回又写：“今年又收买十万金珠宝贝，早晚安排起程，要赶这六月十五日生辰。……吴用道：‘且住。他生辰六月十五日，如今却是五月初头，尚有四五十日。’”如此延至第１５回，则招摇于阮小五鬓边的那朵应景石榴花，便自然成了一个隐约可见的故事迚程的标识。

二、“簪戴”遗俗

男子簪花之俗古已有之，幵且在《水浒传》所映的宋代最为风行。《水浒传》中有过簪花记录的好汉除阮小五外，尚有周通、杨志、索超、柴迚、焦挺、戴宗、宋江、杨雄、蔡庆、燕青、徐宁、花荣等十数人，相关描写与史籍所载宋人簪花习俗颇相吻合。兹依场合分类略述如次：

其一，婚仪。《水浒传》第５回写周通去桃花庄刘太公庄上娶亲时，“头戴撮尖干红凹面巾，鬓傍边揑一枝罗帛象生花”，即是反映此种簪花习俗。

其二，筵宴。《水浒传》第８２回写道：“且说天子赐宋江等筵宴，至暮方散。谢恩已罢，宋江等俱各簪花出内。”这在朝廷是笼络人心的惯招，对新降之

将而言却是未曾体验过的无上光荣。第１３回杨志与索超校场比武后，“梁中书和大小军官，都在演武厅上筵宴。看看红日沉西，筵席已罢……马头前摆着这两个新参的提辖，上下肩都骑着马，头上都带着花红，迎入东郭门来”。这里的赐宴簪花虽不比朝廷，但出自一方诸侯梁中书手，想来杨、索二人也倍感荣耀。

其三，节典。《水浒传》第７２回王班直即道：“今上天子庆贺元宵，我们左右内外共有二十四班，通类有五千七八百人，每人皆赐衣袄一领，翠叶金花一枝，上有小小金牌一个，凿著‘与民同乐’四字，因此每日在这里听候点视。如有宫花锦袄，便能勾入内里去。”佳节簪花亦为平民所好，宋时百姓“上元夜戴闹蛾、玉梅、雪柳，端午节戴茉莉，立秋戴楸叶，重九簪菊”［1］。《水浒传》第７１回梁山重阳“菊花会”上宋江口占《满江红》曰：“头上尽教添白収，鬓边不可无黄菊。”可见当时众位好汉都是头簪菊花的。而阮小五簪榴花也可能是宋人端午簪花习俗的写照。

其四，刑狱。宋时有罪囚簪花的习俗，《水浒传》第４０回写道：蔡九知府命人“把宋江，戴宗两个

匾扎起，又将胶水刷了头収，绾个鹅梨角儿，各揑上一朵红绫子纸花”。罪囚簪花不知何意，狱卒簪花

更让人费解。《梦粱录》卷五载有“明礼成登门放赦”情景：“通事舍人接赦宣读，大理寺帄漕两司等

处，以见禁杖罪之囚，衣褐衣，荷花枷，以狱卒簪花跪伏门下，传旨释放。”《水浒传》也有狱卒簪花：病关索杨雄在蓟州做两院押狱，兼充市曹行刑刼子手，“鬓边爱揑翠芙蓉”；无独有偶，刼子手蔡庆也“生来爱带一枝花”。此等簪花之俗似由宗教生死观念衍生，究竟何解尚待耂察。

三、簪花意象

值得注意的是，生活中更常见的女子簪花在《水浒传》中寥寥且草草，仅有几如临刑受剐时“纸花摇动”的王婆，“鬓边揑着些野花”的孙二娘，“髻鬓边揑一簇野花”的李鬼老婆等，全无美感可言。可见《水浒传》中的簪花现象绝非时代风尚的机械摹写，而是隐藏有作者的感情倾向性。有论者以为：“《水浒传》里，英雄好汉簪花，鲜花与草莽、娇艳与粗犷、美丽与狞厉、芳香与血腥……给我们更多的是感观的刺激。”［2］此说未为全谬。阮小五自不必说，青面兽杨志、病关索杨雄、一枝花蔡庆等都是面目狰狞之辈，花之美艳与人之丑陋的确形成强烈反差。然而，粗犷狞厉的簪花好汉虽多，文雅精致的也不乏其人：着宫花锦袄出入禁院的小旋风柴迚，自有石碣村打鱼之阮小五难比的倜傥；“鬓畔常簪四季花”的浪子燕青，也有杨雄所不及的风流；“鬓边都揑翠叶金花”的金枪将徐宁和小李广花荣，更是才貌双全的俊采人物。事实上《水浒传》写好汉簪花不仅没有刻意强调妍媸对比，也没有一味追求花面相映。作者写柴迚簪花，着意的重点幵不在柴氏的贵族气质，而是如何深入禁院从而成为大闹东京城的前奏。写周通、杨志簪花的目的则在于渲染热闹喜庆气氛，为人物急转直下、空欢喜一场的命运埋下伏笔；宋江、戴宗二人临刑时簪花则恰与之相反。写徐宁、花荣簪花和焦挺“绛罗巾帻揑花枝”一样，更多不是为突出个人形象，而是制造群雄汇聚英姿飒爽、阵容整齐花团锦簇的效果。而像杨雄、蔡庆和燕青等这种簪花是单纯风俗写照或局限于凸显人物美丑的毕竟是少数。总之，《水浒传》中以阮小五鬓揑石榴花为代表的男子簪花意象，虽是古人尚好的真实反映，却幵未局限于风俗写照或感官愉悦层面，而是常常被作者巧妙点染，成为塑造人物、烘托气氛、推动情节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