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养廉”在我国不宜实行

高薪养廉在我国不宜实行
摘要：当今社会，作为应对腐败现象日益猖獗的措施之一，高薪养廉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采纳，有的效果不错，如新加坡、香港等。

于是在我国就有许多人提出我们也应该实行高薪养廉制度，然而，高薪可以养廉，但并非必然养廉。

要实现高薪养廉，必须同时具备多种条件。

本文通过分析，认为“高薪养廉”在目前的中国还不具备合适的政治、经济条件，不能推行。

如果不顾现实条件盲目推行，不仅起不到养廉的效果，反而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

关键词：高薪养廉；概念；制度；条件
目前，“高薪养廉”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中国的腐败现象也比较严重，那么“高薪养廉”在我国是否可行呢？最近几年来，不断有人提出在我国推行高薪养廉制度，甚至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还将遏制腐败的希望寄托到这一制度上。

似乎实行了高薪制度，就一定能达到养廉的目的。

然而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我国目前并不具备实行高薪养廉制度的条件。

一、高薪养廉的概念分析
“高薪养廉”是指给政府公职人员以优厚的待遇，使其不仅能够养家糊口，还能维持较高的消费水准，不致因为经济状况不佳而以权谋私，滋生腐败行为。

从而安心工作，不贪污、不受贿、秉公办事，保持廉洁。

从哲学意义上说，“高薪养廉”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它实质上是政府预先支付的反腐败的机会成本；而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它也符合关于“经济人”的人性假说，高薪养廉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是认为人都是理性的，由于人在作决定的时候都是出于理性的考虑，高薪养廉才有发挥作用的可能性。

基于上述的理论，再加上在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有成功的实践经验，国内一些学者和不少公职人员提出在我国也应该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

其实，在我国，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看，这种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

高薪不一定能够养廉，高薪养廉是与无产阶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的职业道德背道而弛的；而且，高薪养廉也不符合我国的国情。

二、高薪养廉比较分析
单纯的以高薪来养廉是不现实的，必须有相应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精干高效的行政官僚体系等客观条件，以及历史传统、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等主观条件来配合，否则就是缘木求鱼，抱薪救火。

目前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还不具备实行高薪养廉制度的条件。

（一）我国的干部人数总和与我国的人口总数一样，居世界第一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要大幅度地精简机构，并一改以往的做法，首先从中央机关开始。

这种做法是十分明智的，但无论如何，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的管理干部来说，其总数不可能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在干部人数众多的情况下，要大幅度地增加他们的工资收入，就必然会加重广大人民的负担，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不具有可实行性。

（二）公共部门机构臃肿。

史载，我国官民比例在汉代是1：7948人，唐代是1：3927人，明代是1：2299人，清代是1：911人，1949 年是1：294人，而现在是1：30 人，从横向比较来看，以1999 年为准，中国的官员比例是1：30 人，印尼是1：98人，日本是1：150人，法国是1：164人，美国是1：187 人。

公共部门的过于庞大，使得我国很多地方的财政支出属于“吃饭财政”，在这种情况下，对政府的投入基本上都用于人头费，对行政效率的提高没有帮助。

（三）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
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大幅度提高各级干部工资的财力。

首先，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我国各级财政的支付能力还相当弱。

其次，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并不高，少部分人还处于贫困状况。

在此情况下，如果从有限的财政收入中再拿出相当数额的资金来增加各级干部的工资，不仅要影响到今后的经济建设工作，而且还有可能诱发新的、群体性的腐败现象。

在财政收入不堪重负的情况下，一些领导部门便会“自谋出路”，其结果往往是向管理对象“伸手”，腐败也就相伴而生。

新加坡和香港能够很好的实行高薪养廉，是因为其有强大的经济实力。

然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区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贫富差距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政府把财政的钱全部用来发工资，用于高薪养廉，那么国家的基础建设和科学技术、经济建设就会投入不足。

因此，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实行高薪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

（四）我国的法制建设尤其是在反腐败的法制机制建设方面存在许多明显的不足
无论在反腐败的行政立法、经济立法，还是反腐败的专项立法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而在反腐败的执法方面，则存在着不少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

在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上，不仅监督主体缺乏应有的权力与独立性，而且也缺乏具体的监督法规，存在着大量的“虚监”现象。

在这种环境下，如果只寄希望于通过高薪制来约束各级领导干部，使其不去腐败，那就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五）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尚有一定的缺陷
管理体制的缺陷决定了在我国还很难具备推行高薪养廉制度所需要的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权力获得方式上，我国目前主要仍以任命制为主，而且在任命的具体程序上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这首先导致了一些干部的低素质，对低素质的干部来说，工资再高也难以起到有效的养廉作用。

同时，在此情况下实行高薪制，必然会吸引大量的社会成员谋取权力，这使那些掌握着人事任命权的领导干部常常要受到“糖衣炮弹”的攻击，在其权力较少受到制约与监督时，腐败就会不可避免。

在这种制度下，高薪制对他们是难以起到应有作用的。

政治法律制度不完善。

仅有高薪，缺乏监督和法纪威慑，领取高薪的官员们仍然会寻租、搞腐败。

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化。

因此必须要有一个强大、完善的监督机制来制约政府权力的执行，提高寻租的社会成本。

我国现今在廉政建设方面还没有制定出一整套严格系统的法制体系，单靠“高薪”而缺少筛选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并不能保证国家公务人员勤于职守、廉洁奉公。

新加坡是一个法律相当完备的国家，强调以法立国。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建立之中，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还很不完备，全体国民的法制观念、法律意识及执法队伍的素质都亟待加强与提高，若在此基础上实行高薪养廉，不会收到实际效果。

三、总结
通过上面的分析，“高薪养廉”在新加坡、香港等地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是有相关背景的，那就是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

这些在中国大陆都还处在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中。

《中国行政管理》1994年第6期载文，将新加坡管得严的经验总结为五条：第一，高层领导率先垂范，带头执法，守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二，法规多达400多种，周密完备，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及百姓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而且十分明确，便于操作；第三，执法严明，对违法者一视同仁，不询私情；第四，惩处严厉，使之触法如触电，使犯法者望而却步；第五，建立严密的法律监督体系及素质精良、实权在握的监督稽查队伍。

在新加坡，任何行贿、受贿最高可判五年监禁或至少10万新
元（约合49万元人民币）的罚款，或两罪并罚。

一旦被查出有问题，公务员就不仅要受到经济惩罚或刑事处罚，而且丢尽脸面以后将很难在社会上找到工作，特别是退休公积金将同时被没收，这对一个公务员来说是得不偿失的。

通过对比得知，在现阶段“高薪养廉”在中国大陆并不适合，除了上述的原因外，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国家是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

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共同富裕，现在国家的政策是先富带后富，但是公务员无论如何不应该是先富的那个群体。

面对当今社会严重的腐败问题，在进行反腐败这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中，借鉴外国的经验是必需的，但是应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立足自身，强化教育，健全法制上。

高薪未必能养“廉”，“廉”也不是靠高薪养出来的。

我们不能孤立的、片面的看待这个问题。

高薪养廉在我国这个人口多、底子薄，刚解决温饱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行的。

只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官员的素质，建立强有力的监督约束机制和健全的法律制度，形成“不敢贪，不能贪”的社会环境，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和消除腐败。